浅论香港网络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特指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由公民自由参与的“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这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形成特定议题的公共意见或舆论。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虚拟世界为人类的交往和信息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互动场域，在这里，公众可以通过多元化的网络平台对他们所关注的公众议题进行自由、平等和深入地讨论，网络公共领域俨然形成。就香港而言，网络平台主要包括传统媒体网站、独立媒体网站、互动性强的论坛、社交媒体等。这些网络平台“最大限度地扩大话语民主的参与幅度，在更大范围内就公众关心的公共事务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对香港与内地关系的良性互动均产生了复杂影响。因此，对香港网络公共领域进行深刻地分析，不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事关“一国两制”的重大实践问题。

一、香港网络公共领域的构成与功能

香港网络公共领域主要由三方面要素组成：公众、公众媒介和公众舆论。就公众而言，香港网络公共领域的主体由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组成，呈现出鲜明的“青年化”的特征。在互联网发达后成长的90后一代有着“网络原住民”的称呼，他们成长的时代，电视、计算机、电玩，都已经开始与网络合一，他们是真真正正的“网络世代”，“细细个已经有计算机用”，日常生活早已与各种通讯工具、社交媒体密不可分，有人更直言“冇得上网会死”。70后在早期属于“电玩世代”，在网络兴起之后，才开始投入网络，因此被称为“网络新移民”。而80后则介于两者之间。因此，70、80、90世代构成了香港网络公共领域的主要承载群体，也是香港最具有活力的群体。就公众媒介而言，香港网络公众赖以表达、传播意见的媒介和场所主要包括传统媒体的网站，如报刊网站、电台网站、电视台网站等；独立媒体网站，如香港独立媒体、辅仁媒体、热血时报、破折号、D100、评台、852邮报等；互动性强的论坛，如“高登讨论区”和“香港讨论区”等；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YouTube、Whatsapp、Instagram、Twitter等。就公众舆论而言，香港网络公共领域显然在传统媒体所形塑的主流的、反映现实的政经权力结构的公众舆论之外，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以批判意识为核心、以对特区政府权力进行批评与监督、对香港与内地关系深表关注和关切”的公共意见或公众舆论。如香港独立媒体和辅仁媒体“连结独立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青年学生和民间社会活跃分子，以多元的观点响应社会议题”，“批判丛林资本主义”，高扬左翼本土主义的旗帜；热血时报号召以“热血之剑”、“冲破罗网”，“迎接一个热血时代”，具有明显的激进右翼本土的色彩；而破折号、D100、毛记电视主要代表“年轻人的声音，尝试冲破成年人所施予的思想枷锁”。

与传统公共领域相比较，网络公共领域具有鲜明的互动化的特征。如香港独立媒体发动公民积极参与到新闻报道当中，可以自己发布、编辑新闻，提高了公民参与感，并且专门有“网站贴文指南”，指导网友如何发布新闻。各独立媒体网站上的新闻都设置有讨论回应区，网友可以留言、互动。高登讨论区更因为匿名化的特点，使得会员可以恶搞和轻松的手法评论时事和人物，形成所谓“硬胶文化”从而使高登成为了一个充满小道消息的地方，成为趣怪新闻的原产地，成为青年人重要的信息沟通平台。与此同时，传统媒体的网络平台、独立媒体网站，还是互动性强的论坛，都具有分享和转载的功能，可以将相关信息、图片或视频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迅速传播开来。而社交媒体平台因技术化的设计使信息在一对一、一对多、再多对多的形式中流转，呈裂变式传播，形成一个串联式的社交场所，网络信息以几何级数、爆炸式地传播开来。总之，多元化的网络媒体平台将网络上纷乱汹涌的讯息作出整理引介，可以将其分享至社交媒体，扩大影响；可以制造议题，并将之推荐主流媒体。同时，网络媒体平台还是采取社会行动的组织平台，无论是在2003年七一游行、反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反高铁等运动中，还是在反水货客运动中，网络媒体都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动员作用。

二、香港网络公共领域的“同质化”与“极化”现象

香港网络公共领域似乎能为香港社会创造一个开放、多元、能让不同论述辩论、平等地交流的全新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所期待的那种对公共事务进行协商的程序民主以及“理想的说话状态”似乎变得唾手可得了。但是，从香港网络公共领域的实践来看，有两大危险会威胁到理想公共领域的构建。

一方面，网络社群内部会出现“同质化”现象。多样化的网站、不同的讨论区以及无数的Facebook群组，很容易导致网民内部会被分离为大量的“小集团”。这一个个“小集团”会自然倾向于用想象和感觉为社群定立一个范围，为自己确立一个社群身份，从中得出归属感、并发展出与同侪分享、推广、互相守护的意识。这是一个定立界线，区分“我者”与“他者”的过程。这种“我者”构建的过程就会带来网络群体内部的“同质化”现象。以高登讨论区为例，最初讨论区网友由网络科技人员为主，其政治立场亦是多元复杂的，有的持左翼立场，有的持右翼立场，有的倾向于支持建制阵营，也有的倾向于支持泛民主派阵营，但是以支持泛民主派阵营者为多。在这种“多数主导”的网络空间里，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并没有实现平等的对话和彼此的倾听，少数派会越来越“顺从”多数的意见，越来越缄默不语，而多数派则会实现对话语的独霸。其原因是，当少数派表达自己不同于多数的意见时往往会遭到诘难和耻笑，他们就会面临被否认的风险，会感到被孤立，感受不到友谊。于是，面对多数意见，如果少数预感发表自己的“异见”将使他们在未来不被信任、不受喜欢、不受尊重，他们的策略选择就是：沉默是金。于是，多数人的立场会越来越得到强化，网络社群会最终出现“同质化”现象。在这里，高登会员会彼此以“巴打”(brother的音译)和“丝打”(sister的音译)相称，享受着兄弟姐妹般“家”的温暖，但是“异见”却消失了。网络社群的“公共性”正在变质，变质为个人化的私密情感。

另一方面，网络社群之间会出现“极化”现象。这种“极化”现象是网络社群内部“同质化”现象的自然延伸。因为一个个“同质化”网络社群之间往往会形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分节化、阶式化的格局。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只选择自己偏爱的网络社群，只与兴趣相投的人们聚谈。其结果，很容易形成桑斯坦所说的“信息茧房”效应。在“信息茧房”里，“一个安慰就是这是一个温暖、友好的地方，每个人都分享着我们的观点”。但对公共领域和公共机构而言，“茧房可以变成可怕的梦魇”，“当观点相近的人聚到一起，他们通常放大他们的偏见，散布错误”，“他们的先入之见将逐步根深蒂固”。在香港的网络空间里，分布着大量的Facebook群组和讨论区，在大多数的群组中，成员们在彼此交谈之后都采取了更加极端的立场，于是，不同网络社群之间的“谩骂”就开始了，亲反对派人士骂建制派是“共匪”，建制派骂反对派是“汉奸”，右翼反对派骂左翼反对派是“左胶”，左翼反对派骂右翼是“法西斯”，左右翼反对派骂泛民是“饭民”等等，不一而足。各方人士都不再持平讨论，只竞相出位，语不惊人誓不休，故意选择最煽情、极端和侮辱的用词来突显自己的政治立场。总之，网络媒体可以将相同信念的人更巩固地连结在一起，但在搭建不同意见者之间的沟通桥梁方面则有所欠缺。现时，不论左中右，都会同意香港社会越来越难以取得共识，愈来愈两极。

三、香港网络公共领域中的理性与情感面向

在上述网络社群“同质化”与“极化”现象的形成过程中，我们会察觉，情绪或情感的力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香港网络公共领域产生了复杂化的影响。一方面，诉诸负面的情感，网络公共领域不再是理性地交换意见，不再是通过民主商谈凝聚理性共识，而是纯粹泄愤，一切由情绪欲望带动，追求一种简单的快感。在某些新兴的网络空间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某些主流媒体所美化的和平理性，而更多的是最原始和卑劣的丑陋人性。由此，网络媒体和政治的结合使得香港的公共领域难以真正形成，即使有公共领域，也是一个被政治和网络传媒一起操纵的公共领域。“在操纵的公共领域里，随时准备欢呼的情绪，一种舆论氛围取代了公共舆论”。网络传媒不但没有成为多元、理性的公共领域，反而成为民粹主义政治的“游乐场”，成为窒息民众理性判断和理性思考的重要推手。如此，我们就会对未来香港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持相对悲观的态度。

但是，网络公共领域并不能将情感排除在外，特别是就相关议题进行关切的情感反而是构成判断与慎思的必要条件。没有情感，我们无以对实践目的进行有效慎思。换言之，情感构成了关切的范围，导向行为的慎思必然包含着情感。如果理性不吸纳激情，不偏不倚的正义就会不切实际。由此，从汉娜阿伦特到于尔根·哈贝马斯的传统公共领域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媒介的当代香港公共领域。因此，如何将“情感”更充分地纳入到公共领域的讨论当中，把我们无法回避的、实践理性无法完全超越的激情文明化，并最终导向由反思性情感所激发的无偏倚性理念，“它既可以响应无偏倚性的高贵诉求，但又不贬低势必影响决策的并激发行动的那些激情”，这是今后香港网络公共领域发展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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