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使用与满足”角度看文化综艺节目的受众接受心理——以《朗读者》为例

上世纪七十年代卡兹等人发表了《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一文，进一步补充与完善了“使用与满足”理论，将受众与媒介的接触行为概括成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反应过程。本文根据这个模式，结合《朗读者》的具体实例，对我国文化综艺节目的受众接受心理展开分析。

一、受众需求心理的满足

（一）对文化需求的满足

《朗读者》对受众文化需求的满足，不仅仅在于《朗读者》提供了知性的文化知识，更在于《朗读者》恰逢其时（消费社会出现文化身份危机的历史节点）地回应了受众对文化类节目的需要。

《朗读者》的出现恰逢其时。《朗读者》有两大卖点，朗读和董卿，这两点都是当下的消费热点。朗读意味着读书，而读书意味着文化，上文中已经提到，传播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引发了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危机，受众对文化有着巨大的需求，现今，但凡文化类节目，无一不引起受众的高度关注。而董卿，自《中国诗词大会》后一炮走红，成为新晋国民“女神”，因自身的知性、优雅，被大众赋予了象征性的意义，成为文化的象征符号。

被贴上文化标签、成为文化热销产品的《朗读者》对自身的定位是“文化情感类节目”，虽然《朗读者》在传播文学知识、增长受众见闻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贡献，但也必须看到它的重点是“文化情感”而非“文化知识”，它对受众文化需求的满足方式是营造文化氛围。《朗读者》的主题词是“遇见”“陪伴”“选择”“告别”“青春”这些富有文学性的抽象词语，每期邀请名人或素人分享自己的故事，朗读与主题词相关的文学作品，加之灯光和配乐的辅助，来营造文化抒情气氛，使受众得到文学熏陶，提升了受众的审美情趣，满足受众的文化需求。同时，因为大众传媒的“社会公共服务性”和“传承社会文明功能”，加之央视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朗读者》作为一种“社会信源”，掌握着文化话语权，“提供了建构文化身份的素材”，并生产、解释、再生产带有“视觉一律性”、符合社会普遍审美认知的传统文化理念，构建共享的意义和文化，从而增强了受众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感，满足了受众对自身文化认同的需求。

（二）对娱乐需求的满足

从节目内容来看，《朗读者》的重点在情感，不论是现场记录还是节目剪辑，访谈所占的时间都远远超过了朗读。访谈的内容基本是名人（主要是知名企业家、著名作家、明星三类）或素人讲述自己的生活，采用“不寻常人+寻常事”“不寻常人+不寻常事”以及“寻常人+不寻常事”三种模式制造焦点，吸引受众注意，满足受众的八卦心理和偷窥欲；或者引起受众情感共鸣，使受众得到一种情感升华、情感宣泄（如感动哭就是一种心灵升华和情绪宣泄）的快感。比如，通过周小林和殷洁，“寻常人+不寻常事”的模式，可以满足受众对美好爱情生活的好奇心和幻想；听过许渊冲这位翻译大家的暗恋小事，就会被许老先生震撼和打动，许老先生在念《别丢掉》时热泪盈眶，情绪激动，对现场观众有很强的情绪感染力，受众也会从许老的赤子心中得到心灵的震撼和情感的升华，得到情绪的宣泄。

从节目的构成要素来看，《朗读者》在灯光、配乐、舞台装饰、剪辑、字幕、专家访谈等各方面都做了精心准备。灯光师是英国专业人士，配乐请知名钢琴家李云迪等，舞台装饰 “高雅”，朗读字幕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呈现……与同期的《见字如面》相比，《朗读者》在音乐、灯光、舞台设计这些视听元素上可以说是大手笔、高投入了，而这些视觉的和听觉的要素，都是要对受众的感觉器官产生刺激，同时作为一种辅助机制，在朗读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进一步营造抒情氛围，渲染气氛，使受众情感共振、情绪起伏，最终实现受众的情感宣泄，满足受众的娱乐需求。

二、受众接受的相关背景

（一）社会因素

中国文化基因觉醒。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与自我身份认同感不断增长，然而与之相对的是，传播的全球化和数字化引发的文化身份危机，全球化传播逐渐消解中华文化的民族性，数字化传播持续压缩个体生存的时间和空间。在民族身份、自我认同的主观需求与客观消解的矛盾中，受众的中华文化基因被强制性地唤醒并突出地显现出来。《朗读者》邀请了大量的国人耳熟能详、带有鲜明中国符号的嘉宾，如倪萍、冯小刚、郎平、余光中；选取了众多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名家名篇，如《诗经》《红楼梦》《从前慢》。《朗读者》在嘉宾和作品的选取上与中国文化基因觉醒的社会背景相适应，同时也是对习主席所说的“延续民族文化血脉”的践行。

另一个更为现实的因素在于，过度娱乐化背景下受众渴求精神文化的回归。近年来，各大综艺真人秀节目大火，比明星、拼排场、造话题、蹭热点、戏剧冲突愈演愈烈，明星被超额消费、感官刺激过度、泛娱乐化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卫视节目的同质化竞争，无法形成独特的认知属性”，高度相似的综艺娱乐节目大规模泛滥使受众产生了审美疲劳。走文化路线的《朗读者》以一种清新的姿态登场，从千篇一律的综艺娱乐节目中脱颖而出，“万红丛中一点绿”，立马吸引了受众的注意。

（二）心理因素

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生活给现代人带来了心理压力，面对压力受众潜意识中会本能地逃离，转向综艺娱乐节目，在娱乐消遣中得以暂时忘记现实烦恼，甚至把自己代入节目，通过与节目参与者的答题竞争，从综艺节目所营造的虚拟空间中寻找替代性满足。受众“一方面不断地从充满娱乐、低俗、媚俗的节目中找寻满足感，另一方面内心深处又充满了罪恶感，觉得自己内心世界的情感无法得到宣泄”这一矛盾在兼备娱乐消遣性和文化知识性的文化综艺节目里得到了解决。《朗读者》既通过电光声色以其娱乐性满足了受众的本能欲望，又通过作品朗读以其文化性增加了受众的知识积累、满足了受众理智上的功利性需求。

在娱乐需求和文化需求之外，受众还存在着模仿欲、偶像崇拜、传承民族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考量。

（三）媒介期待

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受众在接受文化综艺节目之前大脑中存在一个“先在结构”，这种“先在结构”是受众的生活经历、社会阅历、教育程度、美学趣味、审美经验、性格特征、行为习惯等综合作用形成的，受这种“先在结构”的影响，受众在接受文化综艺节目之前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期待视野。当文化综艺节目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预期时，也就是“视界融合”时，受众与节目之间会产生共鸣，受众因此而获得审美满足。

而作为审美客体的文化综艺节目往往充满了文本上的“不确定性”，这可能会使得受众的“经验期待视野”在接受过程中遇挫，然而受众一旦跨过了这个挫折，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更高层面的审美境界，“为豁然开朗的艺术境界而振奋，又为扩充和丰富了‘经验期待视野’而欣悦满足”，获得新的感官体验。

根据受众媒介期待的特点，《朗读者》采取陌生和熟悉相结合的模式来满足受众需求。《朗读者》在嘉宾和作品的选取上大多数采用陌生化的方式，但在主持人访谈和作品主旨方面所揭示的却往往是受众熟悉的人间真情。

三、不足与缺憾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朗读者》在满足受众的文化需求方面存在着三点不足。

第一点，《朗读者》的自身定位和受众的媒体印象之间存在错位和偏差。根据《朗读者》对自身“文化情感类节目”的定位，它预设的目标受众应该重点关注“情感”，关注“者”而非“朗读”，但现实受众普遍的心理预期在“朗读”而非“者”，这种偏差会使受众在媒介印象反馈调整方面产生消极影响。

第二点，朗读者的朗读水平与作品内涵在多数情况下不对等。朗读者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专业出身，播音腔很重，朗读者的情感、语音、声调远超过作品本身所蕴含的的情感，这是“形式大于内容”；另一种是太不专业，朗读者地方口音太重，受众需要看字幕才能明白朗读者的朗读内容，这是“形式不足以负荷内容”。形式与内容的不协调，会妨碍文学氛围的营造，对满足受众的文化需求产生阻隔。

第三点，也是分歧较大、最为重要的一点，知识碎片化。一方面，在工作生活节奏飞快的现代社会中，受众很难长时间地对文化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片刻的休闲时间往往成为受众利用的主体，此外“同样碎片化的内容形态也为网络传播平台提供着最大兼容性的模板”，《朗读者》嘉宾间的相关度低、嘉宾访谈与作品之间的关联性小，使得《朗读者》的节目内容可以被剪辑成若干的小片段，在间断性、不连续、耗时短的休闲时间内被受众瞬间阅读、理解和记忆，符合了当代受众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朗读者》碎片化的特性进一步加剧了现存的社会阅读困境——碎片化、不系统、不深刻、易忘却，而受众在媒介反馈过程中也常常会感到自己浪费了时间、思考能力钝化，并对节目的慢节奏、表面化提出不满。

四、结语

《朗读者》等文化综艺节目曾经作为现象级的存在，而在今天又复归于沉寂，运用“使用与满足”的理论对此进行关照，可以从中看到《朗读者》在满足受众娱乐需求和文化需求上的特点，看到《朗读者》大热的社会时代背景、受众需求基础和策略手段，看到它在自身定位与媒介期待之间的偏差、节目本身内容与形式的不对等以及知识碎片化的缺憾，从而理解节目“热冷”的变化，更好地把握文化综艺节目发展制作的规律。

不过，文化综艺节目的受众接受心理还有赖学界的进一步挖掘，文化综艺节目也远未丧失其生命力，正如董卿所说的“我并不认为因为是《中国诗词大会》或者《朗读者》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就标志着今天中国文化类的节目就开始大火或者说真的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但是起码它是个风向标。”

本文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qk/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