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丑①报灾”浅析

一 “癸丑报灾”前，中国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伴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宣告被推翻，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武昌起义胜利后，武汉革命党人在其控制区创立推行新闻自由体制，并且这一体制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继续得到推广和普及，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通过立法等手段建立起与西方接轨的自由新闻体制，从而彻底的冲破了清政府建立的“新闻审查制度”，保障了人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中国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也因此拉开了序幕。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新闻自由理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废除了清政府的有关“新闻审查”的相关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法规，并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纳入到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中，并于1912年3月2日，由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通电全国新闻界知照“查满清行用之报律，军星以来，未经国民政府明白宣示，自无继续之效力。”自此，中国报业在自由新闻体制的推动下开始迅猛发展，在武昌起义后的半年里，全国的报纸由100多家猛增至500家，总销售数量达到了4200万份②，这两个数字，都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另据1912年北京政府内务部的报告说，从2月12日清帝推位到10月22日的8个月内，在内务部注册立案的背景报纸有89家，因而这一时期又被人称为“报界的黄金时代”，反映出了在社会变动期间人们对新闻的渴求，侧面体现出言论出版自由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二，袁世凯扭曲新闻自由体制伊始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利用革命形势和军政大权，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1912年2月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同年的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袁世凯上台初期，由于言论出版自由深入人心，新闻事业异常活跃，所以表面上他尊重新闻自由，甚或推出了一些保护新闻自由的举措，实际上却是采取了极尽狡猾和恶劣的手段对自由新闻体制进行摧残，妄图通过控制舆论，利用舆论来为自己的复辟帝制服务。为了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袁世凯主要采取了：办御用报纸，做舆论鼓吹；金钱收买，拉拢腐化；摧残报业，迫害报人这三种手段。

首先，袁世凯刚刚上台，就立即着手办报先后在北京创办了其御用报纸《金刚报》，《亚细亚日报》，指使公民党在北京出版《民视报》；在长沙创办了《国民新报》（后更名为《大中报》）；除此之外，他还在上海接办了《神州日报》，在广州出版了《时敏报》，在这些鼓吹帝制，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充当舆论工具的报纸当中，《亚细亚日报》最有影响，《亚细亚日报》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出版，北京版创刊于1912年6月，由薛大可任主编，樊曾祥，易实甫等人任撰述。上海版的《亚细亚日报》创刊于1915年9月，它是在公开鼓吹复辟帝制的“筹安会”成立后创办起来的，实在复辟帝制的高潮中创办起来的。

其次，袁世凯在渴望控制舆论方面，不仅创办了许多御用的报纸，而且他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和金钱，对一些报纸进行收买，拉拢，腐化，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初年直接或间接接受过袁世凯收买的报纸多达125家以上，其中，较为知名的报纸有北京的《国华报》，《国权报》，《京津时报》；上海的《时事新报》；长沙的《大公报》。袁世凯通过不同的收买，贿赂方式对这些报纸的主编，发行人，记者进行拉拢，然后要求他们按照他所定的调子撰写新闻，袁世凯的这种手段严重腐蚀了新闻界，使不少报人腐化堕落，人格扫地，新闻道德沦丧，而这些报纸则对袁世凯俯首称臣，对其复辟阿谀奉迎，甚至在报纸上出现称呼袁世凯为“袁大帝”，记者自称为“臣记者”的丑闻。

再次，对于不听命于袁世凯的报人和报纸，他采取了穷凶极恶的是手段对其进行迫害，一是制定法律，法令，限制言论自由，禁锢报业，钳制舆论。在1912年到1914年的两年时间里，袁世凯先后颁布了《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和《出版法》，对报纸的登记，出版，发行和采访，编辑加以干涉，设置重重障碍。二是禁止出售，邮购，及邮递某些报纸，这一措施是用来限制上海，天津等地租借内出版的反袁报纸的，由于租界内的报刊，袁世凯无法进行审查，因而只能禁止有反袁倾向的报纸刊物在租界外出售发行，使他们发生经济困难，自动停刊。三是封报杀人，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在下令解散国民党的同时，对各种进步报刊进一步加强打击，查封报馆，暗杀报人，造成了中国新闻界的白色恐慌。

三“癸丑报灾”引发

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的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中，宋教仁领导下的国民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于是袁世凯便唆使赵秉均在1913年3月30日在上海将宋教仁暗杀。同时，袁世凯为了瞒天欺世，命令京师警察厅在1913年3月11日，即宋教仁被暗杀的前夕，就像各报转发了陆军部，内务部的命令，以防止泄露外交，军事机密为借口，宣告自即日起，由陆军部派员对各报拟刊载的新闻稿实行预检，一经发现此类报道即军法处置。3月20日，宋教仁遇刺后，为防止事件的真相被新闻界揭破，袁世凯又由陆军部出面，下令各地报纸：“定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起，由部派员实行检阅签字办法”。凡是登载军事外交事件，不服检阅者，“立即派员究办”，严重者“科以军法”。但是，自“宋教仁案”发生之后，袁世凯的发革命面目暴露无疑，举国上下，一片哗然，上海的《民立报》从宋案发生的第二天起，每天一整版篇幅连续报道宋案的经过，刊登凶手的供词和袁世凯往来的密电等，用充足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就是宋案的主谋。也就是从这时起《民立报》通过对“宋教仁案”的揭露，开始掀起了反袁宣传的第一次高潮，与此同时，其他一些进步报刊也开始了反袁的宣传，揭露宋案真相。例如，《民国报》就明确指出：“击宋君者非亡命之徒，乃吾人之政敌也。”；《国风日报》也发表了社论，猛烈的抨击袁世凯及其政府：“谋叛，暗杀，卖国”是“杀人政府”，而且在广州还专门创立了《讨袁报》，一些非国民党报纸，也在看清袁世凯的丑恶嘴脸之后，加入到了反袁宣传的行列。作为反袁先锋的《民立报》，在掀起关于“宋案”的宣传之后，又掀起了反对大借款的宣传。宋教仁案发生后，袁世凯同英，法等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民立报》率先将此事实披露，引起国内外舆论的一片哗然，激发了人民的义愤。此后《民立报》开始进行“二次革命”的宣传，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以大量的篇幅报道各地讨袁军消息，同时发表了大量的讨袁宣传，其他各地的讨袁报刊紧随其后，使得新闻界的讨袁宣传达到了最高峰，为“二次革命”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在这样一个反袁高涨的舆论氛围当中，袁世凯及其政府对新闻业的摧残更加的变本加厉，袁世凯亲自上阵，发布总统令：凡罪案未经审讯前，报纸补得刊载。内务部也下令各地报刊，不准使用“万恶政府”“政府杀人”“民贼独夫”等字样，更为可笑的是，袁政府声称，如果报刊违令，将按“报律”惩处，这也就意味着，袁政府把亡清的《钦定报律》搬用到了民国报业，更为恶劣的是，袁政府采用暗杀手段，大肆的杀害报人，制造白色恐怖，以期恐吓报业，抑制反袁宣传，在“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颁布更改的报令多达数十条，并且要求全国的所有报刊都要重新登记注册。

四“癸丑报灾”影响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及其政府借助军事胜利对国民党体系以及同情者之报纸大肆摧残，凡国民党的报纸均以“乱党报纸”的罪名查封，这一时期，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长沙，成都，福州，南昌等地的国民党报纸全部被查封，对其他报刊，只要是有碍其独裁统治的，也残酷的进行剿灭，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拥袁的报纸。袁世凯疯狂的残害报业的行径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峰，在广州，袁世凯在一天之内，就查封了《中国日报》，《平民报》，《中原报》，《民生报》，《讨袁报》，《觉魂报》六家报纸，教会报纸《震旦报》因言论激烈被封连一向“拥护中央”的《粤声报》，《公论报》也因被疑与国民党有关联而被封，还有许多的报人因撰写反袁评论而遭到杀害，《民立报》的敖瘦蝉因撰写悼念宋教仁的挽联被杀害，类似这样的报人在这一时期很多，因此，在这样的恐吓之下，中国新闻业的发展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500家报纸锐减到139家③，报刊减少了三分之一。报人的大批被害，使得新闻业人才损失惨重。袁世凯对中国新闻界的大扫荡造成了其无以加负的损失，其恶劣的影响也激发了更多报人追求新闻自由的信念，为日后破除袁世凯的新闻限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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