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理性认同是关键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据相关部门统计，2009年我国有2400万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其中超过700万大学毕业生。2009年高校毕业生高达611万，2011年增长到758万。2012年这一数字依然高达680万。试想，在中国，超过700万人口的城市有几个，而全国仅一年的毕业生就有700多万，再加上连续三年来未实现稳定就业的人数，何止1000万。

随着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凸显，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被认为是继农民工、下岗工人之后，出现的又一个特殊社会弱势群体——蚁族，他们像蚂蚁一样弱小和无助，在大学毕业后奔走于各大城市，过着一种蜗居的生活。据统计，目前仅北京就至少有10多万蚁族。上海、广州、西安、重庆等城市都有大量蚁族存在。

当然，造成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原因有很多，制度安排、教育体制、高校扩招、企业盲目人才高消费等等，但本文认为，造成这种“毕业即失业”现象的原因关键在于对大学生身份的非理性认同。

上个世纪，当中国高等教育还被定位为“精英教育”时，大学生可以享受“上学免费、发生活费，分配工作”等政策优待。这样一种办学模式成就了两个基本理念：一是大学生成为一种社会荣誉，享有人们精神上的敬仰和尊崇；二是上大学等于把铁饭碗揽在怀里，即在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同时，又进一步确定了他们在现实利益上的优势，即就业的优先权。这也就意味着，精英教育时代培养的是社会各领域的冒尖人才，这些人才组成了所谓社会精英阶层。作为精英教育时代的大学生，承担着社会教化和良化社会风气的社会功能，往往个人的成才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国家的需要甚至与整个时代紧密联系。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大多数家庭都乐于把家庭的过半数收入用于教育投资。在中国一个大学生的培养年限是19年，包括幼儿园3年、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不包括生活费用在内，一个学生在幼儿园3年的学费大致是15000，小学六年18000左右，初中三年的花费为13146，高中是18000，大学四年是80000左右。那么，在不考虑物价涨跌的情况下，从幼儿园到大学期间的教育花费为14万左右，如再加上择校费之类，一个家庭用于教育的经费投资将高达15万左右。（这一数据是几年前在内地城市调查所得，现在远高于次数，比如本人所在学校。）15万，对于一个普通工薪阶层家庭来说，意味着可能需要用尽父母两人毕生多半积蓄来供养一个大学生。

尽管15万可能会压得很多家庭喘不过气，但是但凡有一点办法的家庭，都会选择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因为在多数家庭看来，这种教育花费是一笔投资，既然是投资，就意味着这是投资人在做出一番收入支出权衡之后做出的理性决定。的确，现代社会是理性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理性经济人，利益最大化是人们行动的根本动力。大学文凭是一种有效的文化资本，它可以及时地转化为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等社会资本。社会学认为，一个社会人的社会资本的多少，不仅仅取决于他个人直接拥有的社会资源，更多的取决于他可以有效调动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大小以及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所有的社会资本。对于社会中上层家庭而言，父母期望子女获得大学生身份和大学文凭，进而有效利用这种资本跻身于家族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有大量社会资本，完成家族社会资本的世代传递、延续和扩大。另一方面，当人们相信社会阶层的边界具有通透性，即各种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可以打破，人们可以在各阶层之间自由流动时，就回产生社会流动信仰体系，社会底层群体会努力争取加入另一个地位较高的群体，从而获得较好的社会认同。对于贫困家庭来讲，正是怀着这种信仰，希望大学生身份和大学文凭能够给子女带来较好的社会认同，进而转换为良好的经济资本等社会资本，比如收获一份体面的、稳定的工作，逐步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实现整个家庭向上流动的梦想。这样，大学教育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回报功能，成为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的重要途径。

在这种家庭和社会对大学生精英身份的认同下，大学生自身也会形成对自我的精英认同。从进入象牙塔的一刻起，很多学生便以天之骄子自诩，认为自己是胸怀天下的精英，是社会的栋梁之才。上大学对于自己来讲，只不过是进入上流社会的一块敲门砖而已。这种心理之下，导致大学生在择业时表现出眼高手低、浮躁等。

这样一来，这种对大学生精英身份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无形中给“大学生”涂上了一层功利主义的色彩，大学生沦为家庭甚至自身用于相互攀比和改变命运的商品。

这种身份认同导致了大学生择业观的非理性发展。近年来，关于大学生择业的非理性化新闻报道屡屡见诸报端：今年3月《重庆晨报》报道，2009年，河北人冉杰希从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在重庆工作，母亲刘喜梅为劝说儿子回老家的国企上班，3年10次赴重庆，从最初的好言相劝，到后来打过、骂过，也闹过……为躲避母亲，冉杰希3年搬了3次家、女朋友没了、工作辞了，手机换了……北大硕士毕业生月薪8000遭父亲恶语相向，以其“没能挣大钱、当大官”而感到丢脸。原来在这位父亲的眼里，从北大毕业的学生，“每年赚上百万毫无压力”，而且“应该去当市长、省长”。 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苗卫芳，毕业后选择回家种地，成为村民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其父不堪重压，服毒自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认同之下，使父母们忽视了“只有在自由、宽广的环境里，龙凤才能飞翔”这一事实。这样一些悲剧的发生，凸显了在精英身份认同之下形成的整个社会的非理性择业观。而这种非理性择业观无形中助长了社会职业之间的不平等性，比如，国企给人的印象是高福利、有保障、稳定。再比如公务员，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录取平均比例是1:64，甚至出现上千人争抢一个职位的现象，这样的火爆程度使公务员考试成为当之无愧的“国考”。公务员热的原因在于人们看好公务员的职业发展、工资福利、退休养老、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等。这种非理性择业观下形成的社会职业的不平等性反过来导致更加严峻的就业现状，从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如此说来，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当务之急是改变对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形成“大学生普通劳动者”的社会认同，这对促使大学生降低教育期望、转变就业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孔庆东所说：“北大不是不能培养富翁和官员，也不是不能培养卖肉的卖书的卖电脑的卖导弹的。培养什么不说明本质，关键是培养的人给社会做了什么贡献和他自己得到了什么乐趣”。由此看来，北大才子陆步轩西安街头开“眼睛肉店”、 复旦大学计算机专业学生顾澄勇创立“阿强鸡蛋”、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女生张维莎当“月嫂”、清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生应聘酒店迎宾等等，已经不应该依然换来社会的惊呼和质疑，只有当全社会习惯了不以成功论英雄，不以学历降人才，不以职业评得失，当三百六十行的各个职业，都有大学生的身影，整个社会的劳动价值观念才会真正发生变化，这将有利于理性认同大学生的普通劳动者身份，进而使其在择业的道路上更加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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