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煦的方志思想与《江苏省通志稿》

冯煦（1843——1927），字梦华，号蒿菴，晚年号蒿叟、蒿史，辛亥以后称蒿隐。金坛（今属江苏省）人。清末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学者、诗人。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以副贡举于乡，十二年丙戌（1886）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历任凤阳知府、山西河东道、四川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查赈大臣。中华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卒，享年八十五岁。

冯煦学识渊博，文史功底深厚，著有《蒿菴类稿》、《蒿菴随笔》等，此外，在中国地方志的编撰上也颇多建树，一生曾纂修和参修多种地方志书，如《江苏省通志稿》、《金坛县志》、《镇江府志》、《宝应县志》、《宿迁县志》《凤阳府志》《溧阳县续志》，还多次为方志纂写序文，并对方志理论有所阐发，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方志思想，本文就其参与总纂的《江苏省通志稿》谈谈他的方志思想的特点。

1、冯煦与《江苏省通志稿》

江苏自古便是经济富庶、文化昌隆之地。但是，从乾隆元年（1736）综括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通志》之后两百多年，江苏都无独立完整的通志出版，因此清代有“内地十八省，唯江苏无专志”之说。《江苏省通志稿》是江苏自康熙六年（1667）设省以来官修的第一部省志稿本，由南京图书馆收藏，保存完整。全书分为大事、方域、都水、建置、民政、礼俗、度支、货殖、职官、选举、文化、武备、司法、邮传、经籍、古迹、金石、邦交、宗教、人物、列女、灾异等22志，392卷，约1000余万字。其内容基本上包括从西周到清末江苏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人物活动。涉及到两千多年全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对于研究江苏地方历史和保存珍贵史料起了积极的作用。

通志稿的编纂是在清末民初动乱的年间，前后经历数十年，五次辗转纂修和整理补充才完稿。最初乃宣统元年，设局于南京龙蟠里，聘缪荃孙为总纂，于次年（1910）五月正式开始纂修，不久因辛亥革命难以继续。民国7年（1918）江苏通志局恢复，冯煦受任于危难之际，勇挑重担，继任总纂，他竭尽全力“征辟耆俊，搜罗故实，凡十余年，成就匪浅”[1]，至民国12年，因齐燮元兵变，经费困难，通志局被迫迁沪，不久撤消，但是冯煦仍表示“以局自随，尽款卒事”[1]，到他民国16年去世时，稿本“只阙金蘅意之艺文志”[2]，即大志告成。后所存遗稿220册及许多参考书存与江苏省图书馆。可见对于《江苏省通志稿》，冯煦做出了重大贡献。

2、《江苏省通志稿》的特点

冯煦虽然没有专门论述方志理论的专著，但是他所纂《江苏省通志稿》中体现出了诸多方志编纂的方法和思想，值得借鉴。

2.1 体现地方特点。

“地方特点，简言之即一行政区域的人、地、事、物所具有的独特之处。”[3]每一行政区域都有地方志书，只有各个不同，各具特点才有记述的必要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只有记述出各地区千差万别物事人情才真正反映出一地的风貌，才体现出志书的准确性。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可见，志书某种意义上是一地之史，所以体现地方个性成为评价一部志书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冯煦所纂《江苏省通志稿》充分体现出志书这一要素，使江苏地方特点跃然纸上。江苏尤其是苏南有“江南水乡”之称，故而长江、淮河、运河、海塘各工，甲于各省，所以专设“都水志”总其一纲以述之；江苏经济繁荣，为全国财货度支重省，“自晋南迁，储蓄粮馈，苏为根本。盐法大兴，淮之运行及六七省，莫之与京。”[1]此外，扬州雷以碱首创厘金等都不可略，故设“度支志”以述之；“江苏向多天方、天主各寺庙”[1]，所以设“宗教志”记述充分表现出江苏宗教方面的特点。这种利用纲目体体例，以纲统目，在篇目设置上就充分突出了地方特点。

2.2 体现时代特点。

冯煦处于清末民初新旧交替的时代，虽然作的是老学问，思想却比较顺应时代潮流，志书比较反映时代特点。比如“货殖志”、“选举志”、“武备志”、“文化志”“邦交志”等对于新兴实业、新选举机构资政院和资议局、新式武备学堂和工厂、清代自道光以后的洋务外交诸多内容都有所记录，客观而真实的还原和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不带有任何主观政治的色彩，作为一个清朝官员有这样实事求是的修志态度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方志学家的优良素质。

2.3 体现了方志编纂的正确方法

作为一代方志名家，冯煦在其纂通志中体现出了方志编纂的一些正确方法，很值得后人学习：其一，采用纲目体例，以纲统目，目录层次清晰，所谓“不有提纲，何以检核”。[1]其二，志书文理流畅，遣词造句准确简洁而且严谨典雅。其三，遵从志书“述而不作”的原则，不虚谈浮议，而是以故实为主，实事求是为志书主旨服务。其四，广为搜集资料，增删补充，反复修改，不厌其烦。资料力求准确，有据可考，注明出处。其五，充分利用图、表、考等方法立体、形象、生动地反映和说明了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本来面貌，辅佐和增添了文字资料真实性和可靠性，并且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增加了志书的可读性和美观。

3、冯煦方志成就的原因分析

冯煦之所以能在方志编纂实践中成绩斐然得益于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一，冯煦有着扎实的国文功底，学识渊博。他少年时期，便在宝应母家跟随著名大儒成儒（心巢）学习，成被誉为百行纯备的江淮大儒，冯从师几二十年，对其影响极大，是其“一生学行渊源之所”[4]。光绪十二年，冯煦授官编修，主要是在翰林院整理、编纂官方文献典籍，这为他以后搜集查阅文献资料编写志书打下了基础。作为清末诗人、学者，他颇为擅长诗词文章，著述甚富，主要收录于《蒿菴类稿》，故而编纂方志遣词用句，行文框架娴熟练达。

其二，冯煦学习态度认真，终身好学不倦，“尤‘喜网罗旧闻’，直到耆耄之年，仍然如此”[5]。

其三，冯煦品德高尚，学风踏实。他体察民情，关心民众，认为“民为邦本”。辛亥后，他倡立义赈协会，主办江淮救灾工作。他心忧国家，甲午战争期间，他关心政局，表示坚决抗日的决心。为人如此亦决定了学风。他主张的学风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在方志编纂上“应直书事实，损益进退，不能妄加论断”[6]。学识与品德的修为对其方志的指导思想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认为方志的作用在于，“郡邑志书，一方之礼乐、政教、文物、风化系之，溯其沿革，可资观摩，还可使一方文献得以保存”[6]。在这样的正确的修志思想指导下，使冯煦编纂的志书不同于旧志书，修志不是济官修“正史”之不足，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歌功颂德或是传诵忠孝节义以绳人民，而是体现出上述新志书的特点。

无论是冯煦在《江苏省通志稿》中体现出的方志思想，还是其本人及其学术的修为，它们都融为一体，作用到他的方志编纂实践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今天，我们研究冯煦的志书及方志思想，对于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对后人编写志书提供了可贵的指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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