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及其对中国翻译研究的价值

一、译学“文化转向”的发展历程

“文化”一词在20世纪中后期的译学界绝对算得上炙手可热。继语言学派的大发展之后，翻译学者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文本外因素上。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论，将文化、语言、文学及社会等因素称为不同的系统，而这些系统组合在一起则构成了多元系统。该学派突破了语言学派专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把翻译和社会、历史、文化联系起来，该观点可以看作是文化转向的萌芽。随着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的发展，翻译学进入了新的阶段，翻译文化学派产生。翻译理论家兰伯特在多元系统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译学研究对象，巴斯奈特一度致力于推进译学领域和文化及其他研究领域的合作(Gentzler, 2004: 192)。1990 年, 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问世，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其后又出版了多种专著、论文集，集中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观点。在专著中，他们从“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方面讨论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化转向”全面进入翻译研究领域，近几年西方国家较有影响的翻译理论著作主要是文化学派的作品。与此同时，“文化转向”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最后发展成为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后殖民主义 和后帝国主义理论，关心的更是政治、权力、民族、种族、帝国主义等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问题。（潘文国，2002）

二、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启示

面对“文化转向”的新浪潮，中国学者态度不尽相同。一些人对“文化转向”不吝褒扬之辞，一些人则不置可否。他们认为语言学派才是对翻译进行的内在、本体的研究，也是未来译学的发展方向（吕俊， 2004）。

（一）文化学派和语言学派的翻译观

语言学派在翻译研究中的某些不足使得学者另辟蹊径，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不可否认，文化学派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但语言学派的成就依然不可忽视。文化学派和翻译学派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共同处于翻译研究这个大系统内。处理好翻译研究中两大研究方法的关系也是未来中国译学的发展重点。值得强调的是，两大研究方法的互依共存并不意味着两者要同步发展。在特定的时段内，翻译理论家会将其中一种角度作为研究重点。由于语言学派自身存在不足，而文化学派又使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所以现阶段内文化角度是译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二）学科意识与学科独立

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摇篮时期到成熟直至确立，文化学派的贡献功不可没。正是由于“文化转向”这一口号的提出，翻译学突破了语言学的桎梏，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阐释学、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等领域引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王宁：2006，6-10）。在我国，翻译理论家认识到将翻译学树立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性，并为此奋斗。如潘文国对西方国国家过去三十年的翻译研究发展进行了归纳及简评。除此之外，翻译教育也得到国家重视：教育部批准设立翻译专业；翻译杂志及翻译研究论文的扩大；译学术语的统一；译学工具书的编纂和出版，都标志着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确立。而这些都是与文化转向后掀起的翻译研究高潮分不开的。

（四）加大文化输出

从语言学到文化学翻译研究，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都是由西方人首先提出。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我们要避免单一地译介阐释国外的理论，同时要加大文化输出大力向外译介本国的优秀文化。

“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是10：1以上，而对欧美的逆差是100：1以上。从美国引进的图书版权有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图书版权2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的图书版权694种，输出22种。”（郭建中，2007：91）汉译外图书的出版少得可怜。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应该加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工作，比如成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资助国外出版社翻译出版中国的图书和向国外图书馆赠送图书，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我国的翻译家应该加强汉译外的研究，促进中国文化的推广。

本文来源：《文学教育》：http://www.zzqklm.com/w/wy/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