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对话新闻观念的起源与发展—一项观念史的研究

对话隐含着积极理解的意义，有理念的内核和支撑。在巴赫金看来，狭义的对话是人们直接的、面对面的、发出声音的言语交际形式，① 而广义的对话则包含了技术发展导致的跨时空的交际，归根到底，这种层次的对话超越了物质空间的在场和同一时间的限制，虚拟在场成为新的对话发生条件，纵向的时间轴也不再是对话的阻碍。本文在广义的层面上讨论对话。对话观念作为人类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重要观念，体现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新闻传播活动中，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观念，它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了人类历史进程之中，并与社会、政治、文化等要素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在当前的新闻理论研究中，以观念史的方法重新对对话新闻观念进行审视、梳理、分析、解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采取历史的视野，回归新闻传播研究的经典文本，追溯对话新闻观念的起源、发展过程，试图揭示出现代对话新闻观念的起源与发展如何与思想史的转向、现代化的发展及其危机等问题发生关联性的互动、共振。时间段上着眼于印刷时代至大众传播时代，互联网时代的对话新闻观暂且不做讨论。本文目的在于对话新闻提供观念层面的合法性，同时也为对话新闻理论提供理念支撑。 

一、概念与方法

    首先，对话新闻是一种相对于客观新闻而言的观念主张，是与客观性理念相对的对话性理念，是以平等、民主、自由、解放、互动、参与为特征的价值理念，它的目标是对传统新闻业时代或大众传播模式中的客观性理念的一种纠偏，使传统新闻领域作为公共领域的观念在主体维度上有更明确的落脚点；其次，对话新闻是一种新闻生产方式，是以对话性机制为核心的新闻生产与收受方式，是不同新闻参与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影响、对话的结果，指向的是民众新闻及其与职业新闻的互动，是包括消息源主体、传播主体、接收主体、影响主体、控制主体在内的所有新闻主体之间的对话性生产过程，这个层面上的对话新闻指向的是新闻信息和新闻活动固有的交往、交流、对话属性。从这个角度说，对话新闻研究实际上是对“传者中心”“编辑部中心”的传统新闻生产社会学理论的创新，研究的关键是揭示对话的具体方式，其实质问题是新闻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指向的是新闻生产的社会性、公共性特征，更适合解释新媒介形态下的传播主体结构。本文主要在这两方面理解对话新闻。

   “对话新闻观念”目前并不是一个完整、成熟的指称，但毋庸置疑的是，对话新闻观念是新闻观念的一种，与客观新闻观念类似，是多元化新闻观念系统中的类型之一。既体现在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实践中，也体现在相关的新闻传播研究的知识史、思想史、学科史中，即它既是一种由实践到理论的抽象，也是对相关知识的梳理、反思和发展。我们可以从认识观念、价值观念和方法观念三方面理解对话新闻观念②，对话新闻观念既是关于新闻活动主体对新闻活动的观念反映、认知结果，更是一定主体对于新闻活动的平等、自由、互动、参与等价值的期待；同时，在方法论视野中，对话新闻观念可以被新闻活动主体用来指导新闻实践。

在彼得斯看来，苏格拉底的对话观推崇面对面的谈话和交流，对应的传播类型是以口头传播为主的人际传播；耶稣的撒播观强调公平的播撒，对应的传播类型是以单向传播为主的大众传播。本文认为，前者是面对面、点对点的物质空间的现实对话，后者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虚拟对话，报纸等现代传播形态带来了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多层面、更多形式的虚拟对话，虚拟对话反过来又会影响现实对话，“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想象，报纸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个人的谈话，即使之丰富多样，又抹平其差异，使人们的谈话在空间上整合、在时间上多样化；即使不读报但和读报者交谈的人也会受到影响，也不得不追随他们借用的思想，一支笔足以启动上百万的舌头交谈。”③ “现实对话与虚拟对话”是本文所指的对话的两种类型。

观念史研究方法是在观念史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学术研究方法④。对于学术研究领域的某个关键或核心概念，不仅可以进行静态的共时态的分析研究，还可以利用历史的视野，回归本研究领域的经典文本，追溯概念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还原不同时期该概念的社会语境，探究不同时期概念内涵的相似性、差异性以及总体趋势特征。一方面，观念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为各个领域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操作依据，另一方面，观念史研究方法正在形成一股新的学术研究方法思潮，成为理解社会和历史的独特视角。本文主要以观念史的研究方法论述现代新闻观念起源阶段的特征——解放与自由以及发展阶段（大众传播阶段）的特征——双向互动与新闻公共性。

二、解放与自由——现代对话新闻观念的起源

在印刷术产生之前，教会始终是文化信息、宗教信息传播的主角，修道院抄书房始终是当时文化的集聚地，牧师是牧区与外界和上帝沟通的唯一联系人，社会处于一种稳定发展的状态。随着15世纪末印刷术的发明普及，新闻事业的原始形态开始孕育、萌芽。15世纪下半叶已有印刷的新闻传单流行，16世纪后，出现印刷的小册子和新闻书，新闻事业初期，还有月刊、半年刊及年鉴形式的印刷品。印刷技术的社会影响开始显现：印刷革命导致了神性的衰落，人性与理性成为社会的标杆；消弱了宗教权威的控制，加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实现了时间与空间聚合，导致了民族国家社群诞生；促进了西欧公共领域的兴起，助推了争取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社会运动。

整个社会的交往特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首先，印刷商可以简单快捷方便地印刷书籍、报刊、传单、小册子等，人们获得信息更加便捷，新的思想、知识和观点在人群中传递的速度更快效果更好。充足的、多样化的信息为公共对话与交流提供了资源，对话和交流又促进了人们之间共同体意识的萌生，现代民族国家在公众间彼此联系紧密的背景下孕育诞生。第二，伴随着印刷革命的进行，公共教育开始出现，宗教信仰、教义阐释、圣经的阅读以及知识的获取不再是贵族精英和僧侣的特权，知识精英与社会公众的个体意识苏醒，成为具备反抗意识和解放意识的对话主体；第三，伴随着科学知识的传播，学术对话日益密切且频繁，学术共同体逐渐在印刷所形成。印刷所是学者、艺术家和精英的汇聚之地，是高深学问的机构，是各种文化交流和思想交流的枢纽。印刷所吸引本地的文人和知名的外域人士，成为日益扩展的学问共同体的聚会场所和信息中心。同时，印刷所的书籍使学者之间可以更方便的查阅和比较文本，实现了知识的快速积累，丰富的读物促进了思想的发展、结合和转换。不仅如此，印刷所的经营还推动了世俗学问的前进。学者们开始大胆的批判或谴责教士的知识垄断及其产生的弊端。一些富有改革精神的宗教学家从过去对教会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他们与蔑视修士学问、喜欢世俗文学的人更加亲近，普通公众得以与有学问的人进行交流。第四，各地兴起了文化沙龙、咖啡馆、小酒馆等公共对话场所，这些场所鼓励自由言说，是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自由谈话和交流思想的公共空间。咖啡馆是信息交流中心，特别适宜随意聊天和悠闲地阅读各种最新出版的小册子、单张新闻纸、公报和新闻信札。“建于1689年的巴黎普罗科普咖啡馆是狄德罗及其朋友会面的好场所。咖啡馆主人经常在屋内摆放报纸和杂志以吸引顾客，因此鼓励大家对时事新闻的公共讨论，今天所谓舆论即兴起于此时。这些机构促进了思想碰撞，并提供了个体之间邂逅的场所。”⑤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到相应的咖啡馆找到具体类型的信息和与之讨论某类信息的人。而且，咖啡馆的气氛鼓励陌生人之间的交谈，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完全被抛在一边，交谈主体的平等地位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对话的积极效果。另外，咖啡馆不只是闲聊轻松地话题，人们也经常讨论知识性问题，许多科学家和他们的同行也到咖啡馆谈论高深的问题、进行学术辩论，有时还在咖啡馆做科学试验。可见，咖啡馆成为了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典型。最后，印刷技术的高效率为公共对话与交往带来了时间条件和机会条件。机印书比手抄书的成本降低了几百倍，印刷工的效率比手抄的效率提高了上千倍，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大大提高，一方面解放了印刷商、商人和学者的时间，一些学者、专家之所以能够在咖啡馆的交谈和闲聊，源于印刷机把人们从手抄书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为公共对话提供了时间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公众信息更迭频率的提高刺激了人们相互交流的欲望。

到了17世纪初，新闻事业显示出了比较完整的形态，公开发行、定期发行、信息量大、注重规律和效益的的新闻报刊出现，这是现代新闻事业的最初标志。18世纪，新闻工作者的影响力随着期刊数量的激增而不断扩大，新闻界尤其是期刊社作为一种机构不断对知识生活起重要作用，且又有助于文人共和国中想象共同体的传播、凝聚和权力。报纸出现之前，书籍是主要的媒介形态，书籍更容易唤起人文主义的潮流，却不是民族的甚至国际的潮流。“报纸的源头是世俗的、日常的东西，它来自于私信，私信又来自于交谈。报纸是一种公共的书信、公共的交谈；它来自于私信和交谈，正在成为私信和交谈的最大的调控力量，正在给它们提供最丰富的营养；它正在成为全世界每个人阅读的相同的东西。”⑥ “期刊比书籍更能广泛地传播知识，就像书籍比手稿更能传播知识一样。读者敬畏书籍，不愿意将它们置于家中。期刊则不同，它更容易亲近读者，就像是一位挚友，只想时常在你耳边呢喃。”⑦正因为有了报纸（期刊）这种媒介形态，人们的交谈内容更加统一，交谈的热情更为高涨，交谈空间和时间更加自由多样，公众之间的同步性和共同感增强。在塔尔德看来，印刷术在16世纪的大发展产生了不同于“群众”概念的“公众”，公众是由处于不同时空的现代社会个体组成，是纯粹精神上的集合体。印刷术之前的交谈多是公共广场上“群众”间的交谈，印刷术尤其是报纸的出现，使得交谈成为超时空关系的现代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刊的建立是社会主体关系的建立，关系即连接，连接即对话和交往，非预期性、无规律性以及弱连接成为传媒现代性的早期特征。除了社会主体之间的交往，公众与国家事务的联系也在这一阶段得到加强。黑格尔认为，“现代社会始于读报时”，读报替代了现代人的晨祷，区分了传统人与现代人的差异: 传统人倾心于上帝，现代人更关注国家命运，因为现代人通过读报与国家事务联系在一起。国家之间或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交往在信息传播支持下更加密切、更为复杂。这一时期虚拟对话的扩张和延伸，报纸作为公共头脑，历史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  

事实上，印刷及其带来的媒介形态，既带来了自由和解放，也招致了控制和迫害。印刷技术被给予厚望，被认为是带来了在国家层面上实现民主的手段，有了印刷机，人们才得以把意见传播的更远，讨论的范围才能更广，广袤土地上稀少的人口才能有和小城市居民同样的自由……然而，其带来的自由和解放与来自政府的检查和控制几乎一样多，无论是教会还是政府，都热衷于对媒体和出版物进行审查控制。于是，反抗和呼吁的声音成为了争取新闻自由的先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思想家急切呼唤自由，认为只有有了报刊自由，“一个人口众多的现代大国才能重建古时城邦的公共论坛；只有通过报刊，才能同时向几百万人传授同一条真理；只有通过报刊，人们才能对真理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冷静地作出决定，发表意见。”⑧ 这些呼吁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对报刊的限制反而加强了新闻自由。

在印刷革命至现代报业出现之前，西欧社会经历了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向印刷传播转变的阶段，也见证了专制主义新闻体制向自由、独立、民主的新闻体制转化的过程，这一阶段对话观念的主要内涵是获得解放和追求自由。对话与交谈的力量有着天生的反抗性、批判性和民主性，向往自由的人憧憬着由对话尤其是经由新兴媒介技术支持和保障而实现的更广范围、更深程度的对话达致的民主社会，同样，任何一种开放性的迹象都会被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者所扼杀。对话意味着共识和连接，对统治者来说，公众在任何方面的一致性，都会造成他们不希望看到的改变或颠覆。孔多塞在《纲要》中写道，印刷机发明时，人们尚未认识到它带来的自由力量，这真是大幸，因为教士和国王必定会联起手来把这个将要揭露他们伪善，把他们从宝座上拉下来的大敌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印刷技术所带来的对话契机，对民主社会的红利基本停留在新闻传播职业化、建制化之前，这个阶段也恰好是现代性或现代社会制度显示出优越性和合理性的时期。

三、双向互动与新闻公共性——现代对话新闻观念的发展

现代报业之初的客观性坚持的是大众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形式，信奉现代科学带来的普遍主义，力求成为超越于党派之争和利益之争的公共论坛，重视社会公众的想法和诉求，相信自由主义所宣称的“意见的自由市场”和“真理的自我修正”，归根到底是对人理性的信任和对民主的许诺。事实上，便士报的进步性源自于与当时美国社会现实的深度互动，顺应民主市场社会的趋势，反映广大中产阶层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增强报纸的日常生活性和大众性，支持个人主义和理性的作为。实现了普通公众的新闻参与、政治参与和政治平民化，一定程度上使初级群体为主的传统社会关系转为了以次级群体为主的现代社会关系，革命性地解放了虚拟对话发生的机会和条件，为现代参与式民主、协商式民主奠定了基础。伴随着报纸的专业化和新闻记者的职业化、电报技术的发明及在新闻领域的使用，客观性理念成为新闻业的主导原则，现代大众传播模式逐渐确立。

上述新兴的新闻业秩序一定程度上是18、19世纪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延伸的产物。大众传播模式形成并建制化之后，新闻业公共性渐消，表现出了民主化危机。整个大众传播时代，是现代社会制度集中发挥作用和影响的时期，新闻业面临着政治权力的变相控制和媒介商业化、垄断与集中造成的新闻公共性缺失问题，对话观念总体上趋于保守、平稳的态势，主要表现在对新闻客观性的批评声音以及改进意见上，其关键词是双向互动和新闻公共性。

历史学家亨利·梅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文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美国拥有较为统一的文化，之后则是共同价值和信仰被独立和彼此冲突的信仰所取代的时代，是消解和分裂的时代。⑨20世纪20年代，美国精英阶层对社会公众的理性能力和民主参与能力表现出不信任，例如民众不能成为民主的真正主体、个人只是受荷尔蒙崔使的产物、民众只是非理性的消费者和旁观者。在杜威、库利那里，民主来自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交流，因此，这种消极公众观与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的交流观形成了某种矛盾和冲突。在他们看来，民主在现代社会衰落了。新闻媒体正是民主衰落的主要原因，甚至就是民主危机本身。

新闻业的危机主要来自媒介技术发展与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对客观性理念的扭曲和利用。印刷和电报技术的成熟使得信息进一步集中化、单向化，整个社会的交流情境是媒介单向的解释，而不是对话式的。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在19世纪还是较为紧密的，而到了20世纪传收之间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且“印刷机和电报助长了由于商业和社交生活加速造成的紧张病”⑩ ；政府及官员使客观性成为政治合法化的手段，通过成为权威信源实现了客观性和政治的合二为一；新闻业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媒介的集中和垄断化，伴随着商业化的趋势，媒介丧失了讨论问题的社区平台的功能，读者、听众、观众都变成了被动的消费者，客观性成为达致利益目的的手段。总体上，客观性理念主导下的大众传播模式限制了对话观念的发展：对话主体精英化，普通公众无法参与；新闻信息高度集中与单向化，造成了新闻生产的结构化与内容的娱乐化；缺乏对话新闻发生的场域与平台，强势的客观性意识形态挤压了公众的声音，造成对话新闻发生条件的不完整；恰逢现代社会高速发展期，社会矛盾交织导致公众心理失衡，对个体利益的过度强调降低了公众的新闻参与、政治参与、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

美国新闻业为应对客观性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改进，如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批评性报道、新新闻主义运动、进步主义运动、公共新闻运动是反思客观性、增进对话性在行为方面的体现。旨在增强新闻生产与传播过程中不同新闻主体之间的对话性，重新通过新闻媒体建立一种参与式的民主，通过理性的由批判精神的公共讨论来达到自治。但这些行动改进措施只是客观性理念框架内的修修补补，并未形成挑战新闻业秩序的能量，始终处于新闻业的外围和边缘地带。

     尽管如此，对客观性主导的新闻业的批评反思却是频繁且有力的，主要表现在对现代性和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反思以及对新闻业责任和民主功能的强调两方面。   

整个20世纪是现代性在各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备受反思和批评的世纪，以理性为标志的启蒙精神、元叙事、宏大叙事、普遍主义被解构。对普遍性、共同性、多元化、差异性的社会交往的认可成为现代性反思的一部分，再次唤醒交往主体，并且在交往主体之间形成平等互惠的主体间性，本着容纳多元与尊重差异的原则，重整社会共同体，重建社会的公共性，这些倡议与参与性、公共性的对话观有着很强的一致性，对话观念是现代性反思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表现。除了对现代性的反思批评，20世纪哲学的发展或转向也间接影响了新闻传播观念。20世纪之后现代哲学逐渐发生了人类学、语言学、文化学的转向，哲学界及社会学界开始重视人类的本质问题——交流或对话问题。在哲学家马丁·布伯、思想家戴维·伯姆、语言学家巴赫金、解释学家伽达默尔和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等人的努力下，以倡导主体之间平等互惠关系的主体间性哲学确立，并成为了西方对话理论形成的基础和标志。马丁·布伯强调对话主体间的平等性和互动性，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分为我-它、我-你的关系，他提倡的是主主关系——我-你关系。戴维·伯姆认为对话的目的是实现最自由、最彻底、最无拘无束的交流和沟通，对话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客观世界的真相和真理。他们否定了古典对话思想中对话即劝服的观点，认为对话是一个意义分享和新观点创造的过程。巴赫金最重要的贡献是区分了对话与独白的概念，一定程度上启发了研究者对对话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研究。伽达默尔将对话引向了理解问题，启发了研究者对新闻活动中的传收关系的关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对话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倡交往理性，将传媒作为营造公共领域的重要力量，并对现代大众传播模式导致的传媒公共性缺失进行了批评。受现代性反思及哲学批评的启发和促动，新闻传播领域也展开了对客观新闻业的反思。

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出现了要求传媒承担社会责任的声音。新闻自由委员会认为传媒应当成为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大型大众传播机构应当将自己视为公共讨论的共同载体。报纸有责任帮助社会合理地了解情况并开展行动，广播电视要保证公众问题讨论中的平等机会，在关于公众生活和福利的重大问题上要给予问题双方平等的表达机会，传媒要提供充分接触当日信息的渠道，公众应该拥有信息的近用权和基本的知情权，传媒是公众的代理机构，应该负责破除一切阻碍新闻自由流通的障碍。⑪ 简言之，媒体应当为公众提供充足的、客观的事实信息，这是展开现实对话和进一步进行虚拟对话的前提，媒体还要为公共对话提供平台和桥梁，成为虚拟对话的发生场域，前者重视公共性，后者强调参与性。凯瑞是“新闻应当具有民主功能”的支持者，在他看来，新闻实践的目标是追求民主，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称，只有民主才会哺育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传播的本质是平等参与者之间的交流。这跟杜威将交流问题作为民主政治的关键问题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将大众传媒视为实现民主政治的良药，是有某种程度上的乌托邦色彩的，毕竟，大众传播模式本身就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利用（威廉斯语），比起语义问题，对话或交流更像是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因此，对话或交流是个集新闻业、政府、资本集团多重影响下的民主政治问题，“规模、人性、社会结构和民主信仰”是影响对话或交流发生与否的原因。

四、结语

本文论述了对话新闻观念在现代社会的起源和发展阶段，真正的现代报刊业形成之前，对话新闻观念主要表现为解放与自由，与16-19世纪西欧社会的社会思潮动向一致，而在以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形式为标志的大众传播阶段，对话新闻观念更多的表现在思想家对单向的大众传播模式的批评，主要诉求是追求双向互动与实现新闻公共性和民主目标。另外，互联网阶段为对话新闻观念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支撑和理念支撑，应该是今后对话新闻以及观念研究的重心。

本文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qk/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