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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合作现状与发展建议

作者:王璐璐,赵玉山来源:《出版广角》日期:2019-11-20人气:59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我国图书对外交流和外交政策基本保持了一致的发展态势,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到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出版界与外界的交流合作少之又少。改革开放后,出版界对外交流大门愈开愈大,出版物作为文化交流和技术合作的重要载体,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国际交流快速发展的最好见证。

从版权交易数量来看。2004年我国版权引进为10040项,2018年达到16071项,增长60%,平均年增长速度为4%;2004年版权输出为1314项,2018年10873项,增长727%,平均年增长速度为51%,增长非常迅速。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图书版权引进数量与版权输入数量比例结构变化明显,2012年为2.12∶1,到2018年,缩小为1.47∶1。"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特别是"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重大工程实施以来,效果更明显,小语种版权贸易增长明显。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体系中话语权的提升和国际舞台的影响正在与日俱增。

从版权输出的对象来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基本局限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以我国港澳台地区和周边日本、韩国、东南亚华人文化圈国家为主。2004年以后,我国向欧美发达国家图书版权输出的力度明显加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出版工作国际合作"走出去"的扶持政策,实施效果明显。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版权输出对象中,美国占比8.39%、韩国占比4.71%、英国占比4.38%、俄罗斯占比4.16%、德国占比4.00%、日本占比3.75%、新加坡占比3.07%、法国占比2.24%、加拿大占比0.95%,其他国家占比达45.88%,港澳台地区输出图书版权为18.48%[1]。版权输出国家和地区呈现明显的多元态势。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步扩大。

我国出版业国际合作道路经历了探索尝试、稳妥推进的阶段,以版权贸易和交流为核心,在产品贸易、项目合作、合作办社、国际展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竞争力日益提升,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出版业国际合作的基本现状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近年来我国出版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贸易合作伙伴逐渐增多。对外版权贸易正在从以美、英、法、日、德等发达国家为主要对象转变为多区域、多语种的格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逐步走深走实。总体来看,出版业国际合作步伐稳健,出版物出口数量、品种、质量都有较大的飞跃,版权贸易逆差也在逐年缩小,基本形成了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市场运作的国际合作模式。

1.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增强

2003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推动我国新闻出版业进一步发展的"走出去"战略,中国图书国际合作的"金水桥计划"在同年全面启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大力推动行业走出去,扶持政策不断细化,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政策体系。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更为出版业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陆续推出,在政策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2]。"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项目的实施,为出版业国际合作提供翻译资助和财政补贴。这些政策支持都在切实推动全球文化产业交流机制的建立健全,为出版业国际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环境。

2.出版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我国出版业国际合作交流频繁。近年来贸易总额逐年攀升,产品结构、输出地区、合作方式持续丰富,对外贸易结构有了很大改善。一方面,出版产品贸易逆差比例不断缩小。十八大以来,我国版权贸易总体数量保持在1.6万—1.8万种,版权输出数量增长迅速。另一方面,出版产品的输出区域结构不断拓展,版权贸易输出的地区和对象国迅速增多。以2017年为例,当年,我国图书版权输出涉及89个国家和地区,输出量超过1万种。除传统发达国家外,越南、印度、黎巴嫩、泰国、马来西亚、尼泊尔、俄罗斯、摩洛哥、印度尼西亚等1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成为我国版权输出主要国,总计输出4000多种,占比37%(见图1)。

图12017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区域分布

更为显著的变化是,出版产品的发行语种也迅速增多。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提出后,很多出版企业越来越重视小语种出版物的开发。除了英文、法文等语种的版权输出在不断增长,越南语、泰文、俄文、尼泊尔语等小语种版权输出也呈现迅猛增长的态势[3]。

3.国际合作交流活动不断丰富

近年来,我国出版业对外合作形式日益丰富,与国际出版界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重要。首先,国际书展是传统出版业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活动的重要形式。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企业积极参与各大国际书展,并陆续在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科伦坡国际书展、明斯克国际书展、美国书展等一些大型活动中承担了主宾国的角色。与此同时,国内书展也在持续扩大自身影响,并且在国际上获得了较高的赞誉。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国际书展。

除此之外,我国出版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业务也在有序开展,科学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中国出版集团等企业都先后在海外成立了分公司。还有一些出版机构采用收购、合资等方式参与海外的出版活动。例如,2007年10月,中国出版集团与美国培生教育集团合作成立了中国出版国际公司(纽约);2009年3月,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旗下的华语教学出版社在英国伦敦正式注册成立华语教学出版社伦敦分社。

二.当前出版业国际合作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出版业国际合作取得了许多成绩,但相比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当前的国际文化交流仍远远不能满足外界对我国的关注和信息需求。尤其是我国在经济体量和对外开放程度迅猛增长、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的情况下,民族文化仍然在国际上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出版业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实践中明显滞后于国家对外交流的需要,主要表现如下。

1.政策依赖与市场主导难以平衡

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弥补市场机制缺陷和不足的手段。我国出版业由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主导,因此民营资本和个人力量往往参与程度较低。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出版业在很多时候比国外的出版机构更依赖政策支持。多年来,我国对出版业国际合作政策支持力度较大,除了出台相关指导意见,还给予相关项目补贴和资助,这是支撑众多出版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自身也缺乏资金支持,出资存在一定障碍,这就造成多方主观意愿不强烈,从而出现过于依赖政策支持、市场内在动力缺失的问题[4]。

2.知识产权体系亟待健全

改革开放后,我国十分注重知识产权保护,除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还积极加入《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并接受《罗马公约》约束。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对知识产权更加重视,陆续制定了多项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虽然在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起步晚、基础弱,很多薄弱环节有待完善。首先,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监管体系亟待健全。当前,我国涉及版权的法律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为主,以《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为辅,但版权交易涉及市场贸易、经济交流等多方面的法律法规,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其次,我国法律法规与国际接轨仍然存在障碍,例如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缺失关于禁止令和法定赔偿的相关规定,一些新技术带来的管制问题也与国际通行律条有所出入。最后,为了更好地管理和规范知识产权,调节知识产权相关纠纷,我国法院专设知识产权机构处理相关纠纷,但业务规模有限。我国亟待出台明确统一的指导意见,否则会影响司法服务的质量,并增加相关司法成本。

3.涉外国际合作常规组织力量单薄

涉外事务对出版企业往往要求较高,涉及人员、会计、税务等多个领域,这也使得很多有意愿展开国际合作的企业望而却步。从目前来看,我国大型出版企业很少设置国际合作的管理部门,多设立少量专职人员管理,因此很多基础工作并不能很好地保障出版企业大规模开展国际合作业务。一方面,出版企业的常规部门很少对涉外事务予以支撑,尤其是国际贸易、海外投资等方面的信息收集和评估、版权交易的相关程序性事务,以及有意向国家的基础信息整理等工作;另一方面,我国专门从事这方面业务的中介机构也较少,除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和一些版权代理公司外,能够提供包括调研、注册、税务、法律、会计等多方面咨询的常规机构严重缺失,相关从业人员少之又少。这些都成为我国出版业组织开展系统性、规模性国际合作的障碍。

4.国际文化影响力有待提升

在实际的出版国际化业务中,一些出版企业过于依赖政策支持,甚至盲目追求对外贸易额的增长率,在很多情况下忽略了外方需求,唯对外资助项目和政策至上,导致供需严重脱节。这样就造成了表面上我国出版产品的贸易额逐年增加,但事实上很多产品并未转化为真正的国际文化影响力,违背了国家扶持出版业"走进去"的初衷。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东西方多种文明交汇的地区,受宗教、民俗、地缘因素等影响,开展出版国际合作的背景情况相对复杂,摸清外方需求较为困难;另一方面,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板块,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过去,我国向外推出的出版产品往往带有较为强烈的外宣色彩,这也造成一些海外读者较为敏感,导致相关出版产品难以融入全球市场。

三.关于出版业国际合作的发展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出版业国际合作正处在一个新的阶段。文化思想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上层建筑,面向国际化传播和多元化讲述的条件下,需要考虑的不仅是语言翻译的水平、载体的便捷、形式的多样,还需要做好顶层设计,融入文化情境,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题与主题,做好长期规划,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弘扬中国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好服务。

1.找准政府定位,优化政策支撑建设

在开展出版业国际合作过程中,政府角色作用如何体现十分重要。如何配合市场机制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进一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为出版企业国际合作提供便利,为行政管理提供依据,需要找准政府的定位。首先,建立健全法律是必要条件。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涉外经营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尤其是涉及知识产权领域的相关内容,需在原有"一法六条例"的基础上,注重与国际条例接轨,帮助出版企业解决相关谈判和纠纷等实际问题。其次,在国际合作方面,政府需谨慎使用行政手段,应充分辅助市场主体发挥作用。政府应以创新思维推动出版业的国际合作,例如以奖励性的税收减免代替直接的项目资助,在融资、信贷等方面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视同仁,推动企业公平竞争、自主发展等[5]。

2.加强内容建设,积极融入全球市场

文化产品的海外传播最终要接受市场考验,因此,扣准海外受众的心理需求,不断与海外文化磨合,更精准地把握中国文化与海外受众需求的契合点,有选择地加工、运营符合海外需求的文化产品非常重要。出版企业在开展国际合作的过程中,要充分了解目的地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充分考虑接受对象的语言习惯和接受能力,避免使用中国式思维。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背景、民俗习惯、社会文化等因素较为复杂,如何更好地规避敏感问题,更深入地融入当地市场,出版企业面临着多种挑战,需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功课。近年来,网络文学出海传播范围得到极大扩展,覆盖4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潜在市场规模预计达300亿元,受到了海外读者的欢迎,出版企业应该向网络文学企业学习。

3.创新合作模式,拓展增值领域

出版国际合作想要走深走实,还应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开展多层次深度合作。我国应鼓励出版企业在新技术、新产品等方面的融合,推动更多电子图书、数字报刊、网络动漫、网络游戏、数据库出版物、手机出版物等产品与国际市场接轨。同时,我国出版企业应不断加强与国外大型出版企业在版权、技术、资源和人才等方面的合作力度,鼓励出版企业以版权输出、合作出版和直接投资等方式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社建站、办报办刊、开厂开店;鼓励有能力的出版企业通过上市、参股、控股等方式,扩大境外投资,参与国际大型出版机构的管理运营,学习对方的先进经验,探索更大的合作空间。

4.建设保障体系,加强中介组织建设

市场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之间的特殊市场主体,它提供的是一种双向服务,是各类市场主体沟通的桥梁,对整个市场体系运作起到沟通、协调、监督等主要作用。出版企业在国际化"走出去"的征途中,面临着纷繁复杂、多样文化的全球市场环境,信息收集、评估、整理、预判对业务顺利开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大力加强社会专业中介机构的建设非常必要。尤其是对于我国众多中小出版企业来讲,它们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相关投资行为的前期研究,依靠专业机构的协助处理就显得至关重要。特别是涉及法律、税务、会计、版权代理等专业性较强的事务,专业人士的参与不仅会提高效率,还会加大业务的安全性。国外大型出版企业都设有专业的国际化研究部门,一些国家甚至设立非营利性的专门机构为跨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从我国出版业基本情况看,建立政府主导的非营利性中介组织也是较具实践性的解决方案,更多的相关职能可落实到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学会等部门。


本文来源:《出版广角》:http://www.zzqklm.com/w/zw/73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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