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之辈》的底层形象建构

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承担着输出意识形态的作用。各个阶层利用电影这种文本来对其他阶层达到教化的作用，而这种教化的背后实则是对话语权的掌控。按照学者陆学艺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底层”指的是生活处于贫困状况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沦为了社会底层，这类人几乎不占有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缺乏文化资源的底层人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因此他们无法通过电影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而缺乏经济资源也决定了底层人民注定不是电影这种文本的创作主体，所以很多时候无法进行自我表述，因此底层的身份就被其他阶层借用，通过电影输出其意识形态。

一、被“矮化”的底层

而今在消费主义的引导下，电影呈现出商业化的性质，中间阶层成为商业电影的主要对话对象，为了迎合中间阶层观众的口味，贴合中层阶层对底层人物的想象，商业电影对底层形象进行重新建构以期获得更高票房的收益。在这些商业电影中所建构的底层形象具有的显著特征就是被“矮化”。通常底层的善良、纯真等优良品质被改写成蠢笨、弱智的形象，以此产生笑点。

《无名之辈》作为2018年的票房黑马，是一部典型的商业喜剧电影。里面的好几个角色都是电影的主角，例如由章宇饰演的胡广生和潘斌龙饰演的李海根，是两个农村的劫匪，想要去大城市闯出一番事业，于是拿着把土枪抢劫手机店。按照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研究报告》里对阶层的定义，从他们两人的职业（劫匪）和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来看，可以将其划分为底层阶级。影片中二人虽然自称是悍匪，但做出的行为却夸张滑稽频频惹人发笑，从叙事层面来看有刻意将底层形象矮化的嫌疑。

影片一开始两人带着头盔骑着摩托去抢劫，没有抢劫银行反而选择了银行旁边的一家手机店，在众人看来，既然已经选择抢劫，都是犯法，那为何不去抢收益更高的银行，反而去旁边的手机店？二人这种蠢笨无知的憨贼形象跃然于银幕之上。胡广生掏出土枪把手机店抢劫过后就和李海根坐上摩托车准备离开，但在慌乱之中，摩托车却飞上了天挂在了树上，两人从车上摔了下来，夸张的情节和滑稽的动作引得观众发笑，而这段情节对底层的描述充满了戏谑的意味。二人在逃窜过程中躲进了高位截肢的残疾人马嘉琪的家里，得知手机如果不关机可能会被警方追踪，正准备关机的时候却发现所有抢的手机全是不值钱的模型，这时候电视上正在报道有关他们抢劫的视频，监控录像流传于网络上被网友们（中间阶层）做成鬼畜视频，引发群嘲。

中层阶层对于底层的刻板印象通常是与“憨厚老实、天真淳朴”相关的，底层人物在商业电影中被重新建构成“傻里傻气、弱智无知”的形象，从而使之产生笑点，从叙事策略来看商业电影有意将底层人民的淳朴老实的性格与智力水平挂钩，从而满足中间阶层在智力方面的优越感。

二、具有“悲情色彩”的底层

除了“矮化”底层的智力和行为以外，把底层建构成具有悲情色彩的形象也是商业电影惯用的叙事策略。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电影往往比真实生活更具有戏剧化的矛盾冲突，而商业电影通常会弱化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把这种悲剧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底层自身的内部冲突。

这种矛盾冲突在《无名之辈》中表现为：当得知自己抢的是一堆模型过后，胡广生准备去找营业员算账，而同他一起抢劫的李海根却反过来阻拦他。在阻拦时李海根的台词：“不要逗起闹了”，好像一切都是胡广生在自作自受，新闻主播评价二人的抢劫行为：“这二人抢假手机，智商加起来肯定是负数”，看到电视台播放的恶搞视频后愤怒达到顶点的胡广生感觉自尊遭到践踏，要去砸了电视台，在遭到李海根再三阻拦后，倒地放声大哭，此时镜头也变慢，悲伤情绪被放大。叙事中文本一再强调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两个劫匪自身的无知，有意淡化阶级矛盾冲突，反而去强调主角的底层身份背景给其带来的人格上的桎梏，苦难交织的背后是他们自身的原因。文本描述侧重于从法律角度去建构角色，二人之所以造成如今这样的悲剧是由于无知和智商的内部矛盾，但是之所以二人的对常识性观念出现与当今社会断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缺乏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商业电影为了迎合中层阶级注定会对底层真实情况进行改写重构，一方面，底层被塑造成被同情的对象，另一方面却让他们成为笑料，影片镜头语言逻辑上不自洽，表面上看是商业电影对现实文本的改写，实则背后是底层主体话语权的缺失。

瘫痪女马嘉琪在影片前半段一直是一种彪悍的形象，她不断用言语挑衅两个劫匪，对任何人都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并威胁劫匪想要离开必须先把她杀掉。后来却怕被劫匪看到自己小便失禁，转变了阻挠劫匪离开的态度，让他们赶紧离开，突然懂得马嘉琪的彪悍不过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于是两人帮她换了尿不湿。影片此时闪回了马嘉琪因为自己的哥哥马先勇酒驾出车祸致残的画面。通过对主体的情绪、语言、动作的刻画，丰满人物形象，建构起一个充满悲剧色彩被人同情的底层形象，以此来产生商业卖点。但对于劫匪或是残疾女的苦难，电影将原因都直指底层自身，关于社会大环境下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绝口不提。

三、作为“道德询唤”的底层

作为社会阶层中的最底层，近年来却频繁成为商业电影的主角，在消费主义的引导下，商业电影对底层形象的改写，满足了中间阶层对底层的他者视野。除了将底层建构成“矮化”和成具有“悲情色彩”的形象，底层人物之所以能够跻进商业电影之中还是因为他们对中间阶层起到“道德询唤”的作用。中间阶层人物对底层人物的看法随着剧情变化发生改变，在精神层面上被底层人物的优秀品质所感染，从而起到道德询唤的作用。

范翔饰演的任队是电影的中产阶级，而陈建斌饰演的为工地老板当保安的马先勇，身份特征具有底层色彩。一开始马先勇准备拿出工地上挖出的枪支交给任队，任队以为他想问考协警的事情便说：“给你说了很多回了，你这个标准达不到，考不上”语言里充满了对老马的不屑和不耐烦。发现枪支被调包之后马先勇便独自去追查，却被来梦巴黎办案的任队误认为自己是去嫖娼，没有听老马的解释对他一顿数落：“上午装死骗钱下午就跑来找小姐，你这个样子还想要当协警，废人一个！”在最后老马终于把枪追回问任队自己是否可以当协警的时候，任队终于点头。此时任队对马先勇的态度明显由不屑转变为了尊重，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文本将马先勇塑造成一个不放弃追逐梦想的形象，被他身上这种精神所打动的任队转变了对他的看法，此时的马先勇作为底层人物对中层阶级人物产生道德询唤的功能。

四、结语

受消费主义影响的电影，自带商业属性，为了赢得更大的商业价值，选择去迎合观众的趣味，底层呈现在电影中，这一刻他们即是在场的又是缺席的。底层的主体性在影像中被消解，被建构成具有“矮化”、“悲情色彩”、“道德询唤”色彩的形象，达到满足中层阶级在智力层面的优越感和抚慰中层阶级的焦虑作用。底层主体性缺失、底层形象被改写，都是由背后主导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诚如影片海报上写的，“每个小人物都有尊严”，这是一部主题先行的商业电影，不可否认中层阶级在其中产生身份认同，最终成为年度黑马票房电影。高票房的狂欢让我们看到了电影对资本的妥协，但是此文并不是对商业电影的纯粹批判，毕竟底层能够出现在大众文化之中，被大众所认知并引起社会各界对底层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也有商业电影的一份功劳。不过，在征用底层身份获得巨大利益之后，作为电影的创作主体是否也应该呈现出底层的真实生活，而非单纯迎合中层阶级对底层的臆想，这样也能为后人对社会阶层变迁的研究提供一些真实的影像资料。

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xf/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