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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创作中的弗洛伊德阐释——以《金锁记》中曹七巧的焦虑为例

作者:彭海燕来源:《文学教育》日期:2017-12-12人气:3482

曹七巧是张爱玲代表作《金锁记》中的女主人公,历来中国文学评论界对她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更不乏傅雷等的大家。有的人从道德的角度批判曹七巧对宗法父权制度的反抗,有的人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揭示曹七巧悲惨的命运,但更多的人是把曹七巧当成一个性变态的典型在研究,这些研究当然有它们助益的成份和价值,但这些研究好像都未从深层的心理层次探究七巧的灵魂。笔者认为,曹七巧弗洛伊德式的焦虑症才是她一生苦痛的根源。

坦率地说,目前还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证明张爱玲的创作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之间的直接关联,但从张氏的绝大多数作品中又的确可以窥探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式的痕迹。其中较为明显的有《心经》中演绎的弗洛伊德式的“恋父情结”,《十八春》中顾曼桢与沈世钧的爱情发潜意识,还有《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白日梦”式的内心独白等等。据此,我们可以断言具有深厚西学功底的张氏一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且她在写《金锁记》时也不例外。

一:弗洛伊德的焦虑理论

(一)焦虑理论的基本观点

  弗洛伊德曾说:“无论如何,有一件事实是无可怀疑的,即焦虑这个问题是各种最重要的问题之核心。我们只能猜中、破解这个难题的哑谜,便可明了我们全部的心理生活。”[1]可见,除了大众熟知的潜意识,焦虑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重要概念。

弗洛伊德从能量动力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焦虑不过是被压抑的力比多,任何压抑本能冲动满足的方式都可能产生焦虑。弗洛伊德认为:“当无意识的内容受到压抑时,焦虑简直是一种通用的钱币,可用为一切情感的兑换品。”[2]在后期的焦虑理论中,弗洛伊德又从自己创造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学说中发展了焦虑信号说,认为焦虑是在遇到真实或潜在的危险时自我知觉后发出的信号,并引起内心的御防机制帮助自我脱离险境。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是信号的知觉者和感受者,所以焦虑的根源在于自我,而非本我。

焦虑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情感体验。这是因为人体多余的利比多经常突然而至并要求得到满足,而自我又因太过弱小无以应付并造成过多的利比多压抑本能,从而令自我感到创伤。焦虑代表着原始创伤的重复出现,当同一类型的危险刺激再次出现时,自我就会对这一危险刺激发出信号以便回避。

焦虑给人的心理造成非常大的不快,这种不快使人们无法长期忍受,如果长期累积就有可能造成精神崩溃。为了尽快地归于内心的宁静,人们往往又从潜意识中去发掘焦虑的心理防御机制。

(二)焦虑的分类

弗洛伊德把人类的焦虑分为三类:客观性焦虑、神经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这些焦虑都是痛苦的体验,唯一不同在于发生的根源不同。客观性焦虑又称为“真实性焦虑”,它产生于真实的外在危险情境。弗洛伊德认为这种焦虑在婴儿脱离母体那一刻起随即产生,这种创伤性体验成为其日后所有焦虑的基础。当相同的危险再次来临时,机体就会自动地发出危险信号,以求规避。如果说这种客观性焦虑还有自然、合理的一面的话,那么和客观性焦虑不同的是,神经性焦虑几乎与外界无关,它来自于个体的本能冲动。当个体意识到本我的选择性需求超出自我的控制范围甚至要控制自我时,个体就会产生无能为力的焦虑感。人们害怕自己被自己的冲动所征服,对未知危险的恐惧使人痛苦和不安,而事实上这个危险并未发生,它的危险程度可能仅源于人们的不了解和无意识,这种危险也通常没有达到自我所预想的危险比例甚至有时完全没有危险,但这又确实是人们忧心忡忡的根源。道德性焦虑产生于超我系统中的良心,它是由对来自良心的危险情境的感触引起的。良心来自人格中的道德观念和人心向善,当个体的某一意念或行为要超出超我的道德范围时,个体就会产生深深的罪恶感和羞耻感,从而中止意念或行为以止损。这种焦虑不在乎外在危险和本能冲动,而纯属心理层面的道德约束。

二:曹七巧的客观性焦虑

依据上述弗洛伊德的理论,客观性焦虑源自外在的真实性危险情境。就曹七巧的生存境遇来说,她所面对的客观性焦虑简直俯拾皆是。

   (一)首先,曹七巧的焦虑来自于原生家庭的无助。

曹七巧原本只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薄弱的家庭和出生总是令她倍感卑微。不过幸好还有父母的相伴,也使她养成了几分勤快、泼辣的性格。但随着父母的先后离去,她连最后的人生稻草都丢失了。在宗法父权制度的控制下,她严格遵守着“三从四德”的生活原则,未嫁从父,父死从兄,这也导致她人生悲剧命运的开始。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利益熏心的兄长竟然为了金钱把她像商品一样卖掉了,而且对象还是一个得了软骨病的病人。七巧原本像一棵孤独的野草渐渐地长成,而人生第一次来自原生家庭的出卖经历和背叛遭遇使她深深感受到命运的恐惧和生活的无奈,这份焦虑对一个正在憧憬着爱与幸福的少女的心灵来说不可不说是一段挥之不去的伤痛与梦魇。这也成为她之后人生所有焦虑的来源和基础。

   (二)其次,曹七巧的焦虑还来自丈夫的疾病。

《金锁记》中有好几处关于二少爷身体的描写:“整天躺着,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天哪,你没挨过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七巧做为一个健康的正常人,整日面对的是一堆毫无生机的肉体和一个麻木不灵的灵魂,这对她来说肯定是一个现实的折磨和客观的恐惧,这也是她不得不面对的最大的现实焦虑。身体的不对等,精神的无交流,使她抽疯似地急于寻找外在的支点来借以慰籍。于是她敏感、多疑、神经质甚至攻击他人,她抽鸦片、调戏别的男人,其实这些都是她自我保护的外衣。

   (三)最后,曹七巧的焦虑也来自姜氏大环境。

一开始,七巧原本是作为“姨奶奶”嫁到姜家的,地位和风头自然比不过明楣正娶的正头奶奶,这说明姜家家长一开始就给七巧投射了轻视的态度,根本没把她当成真正的儿媳妇,只是姜老太太为了拖住七巧服侍自己的儿子为他生儿育女才把她扶正,这样的安排使得七巧在姜家的地位非常尴尬,公公婆婆不待见她,子嫂们漠视她,甚至连家里的丫头都敢欺负她——觉得七巧是麻油店家的女儿也配嫁到姜家来当奶奶指挥她们。因为在丫头们看来,七巧的泼辣、歇斯底里式的病态的性格和毫无教养与姜家大家族的整个氛围格格不入。七巧就像一个异己者,引发了整个家庭的混乱。更为要命的是,在家里作为二奶奶的她,竟然对姜家金钱毫无支配权,一切都要听从姜老太太的安排,“这些年了,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也啃不到。”人不可得,钱也得不到,七巧对正常丈夫、金钱的渴望和焦虑可谓达到了极点。姜家阴郁沉闷的家族气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对爱人和金钱的无能为力又令她感到绝望透顶,整个人都蒙上了一层荒原的气息和死亡的阴影。

被出卖的命运、不正常的夫妻关系、姜家大环境带来的挫败感以及对金钱的无望,作为一连串外在的真实性的危险情境,共同构成七巧难以回避又无法改变的真实性焦虑来源。

三:曹七巧的神经性焦虑

如果说七巧在面对上述客观性焦虑时所表现出来的口无遮拦、肆无忌惮、攻击甚至反抗都函括在正常合理的处理真实性焦虑的防御机制内的话,那么七巧在面对她的神经性焦虑时所表现的几近疯狂的状态则更真切地表明了她的性变态本能。弗洛伊德认为,神经性焦虑无外乎外界和客观,是本我对冲动的自我恐惧,反映在七巧身上就是对性爱的冲动和渴望造成的焦虑。

由于二少爷的瘫痪,七巧和丈夫无法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这让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的她倍感痛苦和绝望。她只好不停地压抑自己,企图将本我中的爱情冲动通过压抑的方式赶出自我的范围以便减轻自我的痛苦,这是七巧消解焦虑的方法,也是弗洛伊德防御焦虑的最基本途径。弗洛伊德认为压抑就是将令人痛苦、不安的思想观念和各色欲望冲动排除在意识之外,使自我察觉不到从而减轻自我的痛苦,这种压抑行为是一个主动遗忘的过程,但事实上它并没有真正被遗忘,只是保存在了潜意识中,当被压抑内容所带来的痛苦体验消失时,它又有可能重回意识领域。

压抑虽然可以排解一时的性苦闷,但弗洛伊德也认为长期的性压抑,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宣泄就会导致性变态。也就是当压抑的内容超出了自我的承受范围,本我就会压迫自我,造成弗洛伊德所指的神经性焦虑,而曹七巧就是那个性变态的典型。

七巧的性变态首先体现在将无法压抑的情欲投射到小叔子姜季泽身上。尽管她也知道季泽并非善类,但在姜家,季泽还算是比较愿意倾听七巧心声的人,出于一种“没有病的身体真好”的原始向往,七巧在季泽身上投入了全部的情感希望。她对季泽的调戏并非没有让他动心,只是更让他动心的是七巧的家产和金钱,当七巧也在试探中意识到这一点时,季泽也出于道德责任的担当拒绝了她。无法排解的情欲和爱情的失望令七巧心灰意冷,似乎生命中什么也抓不住一样,当然除了金钱。满足不了的情欲使七巧开始把精力转移到金钱和子女的把控上。

自从丈夫和婆婆死后,姜家分家,七巧就牢牢把握了家庭金钱的支配权和主动权。特别是在求爱失败后,她把金钱看得更重了,甚至把金钱看成了自己生活下去的唯一支柱,并以此来控制一双儿女的幸福。这也是她性变态的第二重表现。季泽的离开使她的爱情无处安放,七巧的焦虑更深了。她排解焦虑的方式体现在对子女的精神折磨上,她自己未曾得到的别人也不要想得到,哪怕那个别人是自己的子女,可见她的性变态已经到了灵魂扭曲的地步。对儿子长白,她竭尽所能地折磨他的两个妻子,甚至深夜盘问媳妇的隐私并把这些隐私自私地公之于众以取笑别人从而破坏她不曾得到了和谐的夫妻生活。而对女儿,她更是散布长安抽大烟的谣言从而阻止世舫的接近,进而断送了这个快三十岁的老姑娘的美丽姻缘。

  七巧这种泯灭人性的疯狂让她欲罢不能。因为性本能的冲动已经超过了自我的承受范围从而导致了她的焦虑与痛苦,无法排解的痛苦又让她做出几近疯狂的举动来平衡本我中的利比多。这就是七巧神经性焦虑的后果。

四:曹七巧的道德性焦虑

如果说客观性焦虑关注的是自我对外界的反应,神经性焦虑关注的是本我的内在冲动的话,那么道德性焦虑则关注的是超我的人格。作为社会的人,任何人的世界观里不可能排除道德良心的观念,只是强弱程度不同而已。对一个积极向善的人而言,轻微的道德背离也会引起良心上深深的罪恶感,而对普通人而言,不安和谴责是道德性焦虑的表现。

在《金锁记》中,张爱玲也无形中对七巧的道德性焦虑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中,对女性的禁固已完全超过了同时代其他民族。裹足就是最大的戕害之一。中国古代男子为了满足自己对女人“三寸金莲”的美的享受和为了不让自己的女人脱离出自己的视野和控制范围,全社会风气和氛围中对女性的身体进行如此令人发指的摧残成为集体的无意识。除去身体上的折磨,精神上又束之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女人稍有不从,就会沦落到社会道德舆论的大染缸中遭之唾弃、伤害甚至死亡,如古代民间就有女子若与他人通奸就会被浸猪笼的封建陋习。女性完全没有自我和意识。而七巧就是在这种道德压制和束缚下成长的女人,她一生都在世界或他人的观念中生存。

面对丈夫“一堆软得直不起的麻木的肉体”,七巧不是没有反抗,她把所有的爱情的向往都寄托在小叔子季泽身上。她尽管使出全身招数来调戏他,勾引他甚至主动靠近他,但这样的一份爱又让她感到深深的自责,因为它超越了封建道德中所要求的良家妇女的形为准则和道德禁忌,哪怕面对丈夫是个无能人的现实,这种爱的意念也让她感到羞耻,更让她无地自容的是爱的对方还是自己的小叔子这个事实,乱伦的恐惧令她心生畏惧。她想反抗也敢于追求,但一想到可能的危险结果,她就表现出思想上的焦虑和行动上的退缩。弗洛伊德说,道德性焦虑是超我的自然性约束,无外乎外界和个人,也无法通过逃避来摆脱,负罪的感觉会一直伴随着危险情境的发生。只有当危险信号解除之后,超我才会息事宁人。所以对七巧来说,无爱的婚姻让她抓狂,错误的爱情又让她忍让。她“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在一步步的焦虑中,她终于还是随季泽的离去而放下了自己。

弗洛伊德的焦虑理论虽然过去了快一个世纪,但它对现代人的精神解读和指导却越走越新,它对七巧的精神分析不在于揭露她悲剧女性的典型,而在于她成为这样一个典型背后的心理原因:即三大焦虑在她身上的集中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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