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职业记者的蓝图——试析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对记者的构想

邵飘萍是中国20世纪初期的著名报人和新闻学家，1909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1911年任杭州《汉民日报》主编开启职业报人生涯，后在《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主笔，并于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京报》。

邵飘萍擅长新闻采访，著有代表作《实际应用新闻学》，北京京报馆民国十二年（1923年）出版，是我国最早的新闻采访专著之一。该书以“外交记者”的工作为主线，“外交记者”一词据邵飘萍书中记载，系取自日本人所著的《新闻学》，所指的就是进行采访取材的记者，在英语中称为reporter，与“评论记者”相区别。

20世纪初的中国新闻界，可以说处于“野蛮生长”的萌发阶段，随着社会变革的扩大，报业呈现出混乱多元的局面。《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提出了高水准的新闻业规范，并勾勒了一幅中国现代职业记者的蓝图。

一、去个人化的职务行为

从19世纪70年代国人开始自办报刊至20世纪20年代，报人被认为是论政报国的文人，其最佳归宿是通过办报实现政治理想后，掌握政权从而达到“从政治国”的人生理想。民国初期，社会职业开始相对自由地流动，这是形成民国初期新闻职业的社会条件，职业意识也终于开始萌芽，而职业组织的渐渐建立，为新闻职业团体捍卫自己的利益提供了基本阵地。

邵飘萍对于记者的理解，反映了这股的新的思潮。纵观邵飘萍的论述，可知在他的思想中，记者首先是一个职业，是以完成报道任务而存在的，即使记者的工作对于个人而言可以产生附带的功能，比如结识名流、影响局势等，但都不能看做是记者的第一要义。

既然记者是一种职务，就应当需要具备职务规范。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多次对记者作为一种职务提出要求，主要为三点：第一，记者心中不能抱有阶级观念；第二，记者的职务高于党义；第三，个性抛弃。

首先，“记者绝无阶级之观念”，理解这句话，需要放到当时的语境中去。

在谈及记者的品性时，邵飘萍先指出，“上自国务要人、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大资本家，奸人败类、以至卑官小吏、舆夫走卒，皆外交记者所可与接触之人物。”基于这个判断，邵飘萍提出论点，“外交记者心目中绝无阶级之观念，惟以如何乃可尽其职务为交际活动之目的，故其品性为完全独立，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是为养成外交记者资格之先决问题。”

在这里，“阶级观念”理解为“阶级偏见”较合适，意思是，记者不可抱有自身的阶级预设，先入为主、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周遭的各色人群，而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广泛交际各种人物，无论是上层的要人，还是底层的人们，甚至是“奸人败类”，出于采访报道的需要，都需要充分接触。记者作为一种独立职务，应当以职业的眼光，实事求是地去同人接触。

第二，记者的职务高于党义。在论述政党记者的时候，邵飘萍提出了“职务第一，党义第二”的论点。这里所论述的政党记者，指的是报社派驻政党进行常务报道的记者，他指出，即使是个人作为党员的政党记者，也应当将记者的职务放在优先位置。

第三，“个性抛弃”。这里所说的个性抛弃，指的是记者应当作为报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展工作，而非突出自我的面目。邵飘萍的一大主张，就是认为记者从事报道不应署名，而应以报纸整体示人，邵飘萍论道，“凡报馆之外交记者等，皆应尽忠于报纸，为报纸造成名誉而抛弃个人之出风头。凡所活动，皆为报纸而非为个人之名誉，故主张个性抛弃。”

二、灵活的工作手段

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邵飘萍不仅介绍了当时采访器材使用方法，还传授了访问的方法，以当今新闻界的术语而言，就是突破信息源的手段。记者的工作手段集中在于三个方面：交际、应变和用计。

第一，专于交际。邵飘萍说：“外交记者活动之第一关键在于交际”。对于记者而言，交际是必须擅长的技能，新闻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获取人际间传播的信息，通过交际获取信息自然成为一种重要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记者的交际不在于自己的私利，或对于个人的好处，而在于收集报道材料，“惟以如何乃可尽其职务为交际活动之目的”。

第二，临机应变。邵飘萍指出，记者的职务，都是在时间分秒上竞争，所以“外交记者之态度，每因人而施，临机应变，不能拘于常格。”

记者以取材为目的进行交际，但当交际不能顺利达到原本的取材目的时，邵飘萍建议记者应当临机应变，充分利用已有的条件，从旁突破，搜集相关的信息。例如当等待访问某人的时候，等候两三个小时是常有的事，这时候记者除了等待采访，还可以做两件事：“1．注意其建筑及陈设之字画写真、书籍玩品、往来电话、男女仆役之言动……以研究其人之嗜好知识、往来友朋、家庭生活以及鸦片赌博等事，但决不可翻阅函件，或窃窥窃听，以免有损尊严，此为与侦探行动相异之点。2．如同座有来宾甚多，不妨择其佼佼者略与攀谈，知其来意，或反得意外的新闻之线索也。”

第三，善用计谋。上文所说的临机应变，具体到手段上而言，便是记者需要在不同的计谋、采访技巧上转换使用：

不露真面。这种手段的理由基于记者的“去个性化”，记者的采访是一种公务，因此不必表露真实的个性面目，这也是面对不同对象开展工作的一种“伪装”。书中写道：“无论何种人物皆须与之周旋，只问其人当时所处地位与新闻有无又系，不问其功罪善恶，有时精神上固稍觉痛苦，然为尽其职务计，不使以真面目示人也。”

善用擒纵。擒纵就是通过挑战或附和的手段使对方说出记者希望得到的信息。邵飘萍的方法分两步，首先需要掌握对方的背景信息，如党派、经历、地位，来判断采取何种擒纵的方法；然后，“当其谈话奔放时，则设法擒之。若其沉默，则设法纵之。”在“纵”上面 ，可以“略提其生平得意之事”；在“擒”上面，可以“以被反对之人挑之，或反面质问，令其自证”；或者采取“旁面质问”的方式，使对方不易于察觉。

利用反对党。这是邵飘萍在政治采访上提出的一种手段，思路就是利用两个竞争的政治势力，来互相针对对方取材，这样能取得对方所想遮掩的东西，新闻也就此出现。同时，利用反对党获取的信息也需要核实，因为“反对党所宣传者半为不实，则又当从他方面证之，行则即为一方所利用矣。”

“不发表”的策略。记者采访的目的是取得材料，最理想的状态是取材可以立刻发表，但是在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取得的信息可能不被允许发表，邵飘萍写道，“外交记者对于不能发表之新闻仍须视为重要而切记之，盖世间所有之事实，原非尽供发表者，惟知其秘密，则与观察他种有关系之事，亦属有益，且遇秘密性已过去而叙述原因结果时，即可资以应用，不能谓不可发表之事遂无足重轻而置之度外也。”

三、系统的职业保障

邵飘萍提倡记者的职业性。记者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新闻自身就是目的，要反对为政治派别说话、为资本财团说话的思想，新闻不是某一势力的工具。

作为一种职业，邵飘萍重视记者的从业规范。

第一，来源保密。职业记者只从属于报社的领导，所以没有义务主动告知消息源，尤其在一些触及利益的敏感信息上，对信源实行保密是合理的，“若不守此义，而以其来源告知社外之人或陈述于官厅，乃为最不道德之事……故严守来源之秘密，一方为道德问题，一方又为利害问题，外交记者及报馆主任，皆不可不知也。”

第二，职务行为权责分明。邵飘萍认识到记者与文人、作家的区别，那就是记者绝不是以个人形象出现的，不是“独行侠”，而是有组织化的报社中的一个职员，是一种工作。他指出，“各国之大新闻社，内部分科组织，阶级繁复而井井有条。我国则新闻事业尚在极幼稚时代，即如上海所称全国最大之报馆，然内部亦尚嫌其过简。”在邵飘萍看来，报社的“每部之中，又分为若干门，皆有专任之记者，此与编辑部之分科成不紊之系统者也。”

之所以强调记者是报社系统中的一环，而不突出自己个人的分量，在邵飘萍这个办报经验丰富、屡受当局迫害的资深报人看来，实际上是对记者工作的保护。一旦限定了记者只是一个职员，所写的报道是报社的指派任务，那么对外面对压力、承担责任的便是报社主管领导，而非势单力薄的记者个人。

第三，内外互勤。这一主张旨在解决记者的职业可持续性问题。采访记者的工作生活常不规律，“外交记者之活动，与医生、律师等同—阶级。政治上、社会上之事故，不知具何时发生，外交记者随之而活动，有时不眠不食亦不觉其苦：故外交记者之生活，每最不合于普通卫生之规则。”

长期从事不规律、高强度的工作，记者人员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工作质量都不免受到影响。邵飘萍给出的解决方法，便是实行记者和编辑的“内外互勤”的方案：“二年或三年令外交者归为编辑，而编辑者出为外交（此就一二最要者言）。盖永远在外、过于辛劳；永远在内，久则不知外间之空气，编辑人实有在外活动之必要也。”

邵飘萍的新闻理念，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代的重要新闻学理念都可以在他的论著中找到影子和源流。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邵飘萍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记者的“职业化”理念，作为职业的记者不仅既脱离了文人的随意性，而且通过新闻机构的体制建设，各个“工种”的记者达到权责分明。当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无不体现着这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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