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的上映，冯小刚获得更多受众的认同，他不再是一个只会用灰色幽默、滑稽等传统喜剧形态讲述小人物故事/生活，以此来给观众带来从未有过的经验和快感的贺岁片导演。从《集结号》到《唐山大地震》，再到今天的《一九四二》，我们看到他一个导演的转型，他视角变的更为开阔深远，其作品也已有原来对小人物命运/生活的调侃性上升到了对个人与集体，家国的关系等一个知识分子对民族所进行审视的深度。这种转变对导演本人来讲是质的转变，也是他积淀的成果。

对一部电影来讲，人物创造和情节设置是其创作的不二法门。刘震云的《温故1942》本身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缺少完整的故事主线，更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有的只是在历经历史灾难中幸存者的个人记忆叙述，以及作者自身的评述与搜集的零散资料。用作家自己的话说：“《温故1942》用的是调查体，但也不是调查的写法，从历史到现实，从资料到采访，是未经加工的材料拼接，它把许多不相干的事扯到了一起”。由此可见，创作改编的难度可想而知。对冯氏来讲，他和《温故1942》是冥冥之中已经有了的缘分，在他第一次读这本小说时，内心就有非常大的触动，那时他就动了要把小说拍成电影的念头，迟迟未拍，只是时机未熟。经过他将近二十年的积淀，这部表现被遗忘的历史性的民族灾难的电影才得以与观众见面，让我们有了重温民族灾难和重新审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完成了一个关于被历史遗忘的灾难者的“亡灵招魂”仪式，也成就了冯小刚的“历史夙愿”。

1.《一九四二》人物分析

“十九年，不可能变成可能。”影片《一九四二》在历经十九年的积淀，选择了“笨人”方法，导演将小说中灾民的行程以及蒋委员长呆过的地方走了一遍，于是影片中的老东家、花枝等人就变得逐渐鲜活起来。《温故1942》这部没有故事、缺少情节、没有典型人物及不可能改变成电影的“非小说型的小说”，也就搬上了银幕。小说中农民姥娘、支书花爪舅舅、大户范克俭舅舅、县政协委员、县书记、逃荒者郭有运、妓女蔡婆婆等人物群像，通过老东家、花枝、瞎鹿、拴柱、李培基、星星等人物也就渐次浮现在了受众面前。影片改编成以清晰的人物形象——东家老范和瞎路一家逃荒的过程、国民政府的行为以及外国记者白修德的采访与拯救行动为线索，为我们展现了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将历史重述，为我们剖析了民族的生存根性。笔者将以影片人物析为三类，依次展开文本解读。

其一，我们——历史的受难者与亲历者。无论是小说中的受难者，还是银幕上的受难者，都是与我们现今生活的人是同一体的，我们虽不是灾难的受难者与亲历者，但却是受难者与亲历者的承继者。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生活，得益于我们的民族有如“姥娘”那样“性情温和，深明大义”者的存在，他们身上承受了厚重而多难的民族史。在影片中，逃荒者东家老范一家、瞎鹿一家以及伙夫老马等人物命运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受灾难时的人物化身，在他们身上聚集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根性。

面对灾难时，人类的生命才会显得如此的渺小，救苦救难的主在灾难面前也是无能为力，更别说什么尊严、道德、亲情、名誉、财富等，解决不了人类生存最根本的问题，吃的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都只是天方夜谭。1942年，逃荒者的形象就是我们这个历经苦难民族的形象，在他们身上聚集着人性的善与恶，他们才是历史的见证者与亲历者。正如刘震云所言，“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与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

其二，“他者”——国民政府，人民命运的的掌控者与历史的失去者。他们与我们无关，与我们不属同一体，在我们处于水火之中时，他们只顾维护中国同盟国的地位，把我们抛掷了一边。他们将我们丢弃时，他们也失去了历史。在河南发生大灾难，死了300万人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这些事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300万要重要。”影片一开始，蒋委员长庆祝新年的几句讲话，就将其眼前最重要的事——世界战争格局，摆在了众人面前，蒋委员长如是讲：“日寇和它全体轴心国，一天不消灭，人类文明安全和世界正义和平，一天没有得到保障，我们这一副重担，就一天不得放下。我们这一战的成败，不仅关系我们国家民族的存亡，更是关系全世界人民的祸福，我们这一战胜利了，便立定了百世不拔的基础，如果失败了，就要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站在历史的角度，一个地区死了300万人与世界战争比之，显得太渺小了，更何况死的是灾民，而不是因为战争给人民造成的伤害，用国民党司令蒋鼎文的话讲：“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

“得民心者得天下”，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这是亘古不变的治国之理，然而蒋将自己地位与尊严看的太重要了，他顾不了我们在灾难中艰难爬行，甚至将我们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国家贫弱，只有甩包袱”，蒋这一甩不要紧，将自己的历史也改写了。面对灾难，面对历史，国民政府成了独夫民贼，当然这一切也不是他所愿意看到的。在影片将要结束的时候，蒋的一句话，将其所做行为进行了解读，“有时候我真怀念北伐，那时候身上没有负担，尽可以和民众站在一起。”导演的这一笔，将由原来灾民与国民政府的对立矛盾给遮蔽了，他们也非真正是独夫民贼，也有其自身难处，我们也应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事情。如果不是战争他们会尽可能竭尽全力与我们灾民站在一起，但历史没有如果，这也就决定了1949年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领导了人民，蒋失去大陆退居台湾的根本原因。

其三，旁观者——白修德，历史的见证者与灾民的救助者。白修德，他以其作为一个记者所具有敏感被悲惨的现实打动了，“产生了一个正常人的同情心，正义感，要为之一呼。”我们的灾民，在经过白修德这个异国朋友的帮助下，得到了世界的关注，蒋为了消除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开始了救灾。在影片中，白修德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这场灾难之中，他带着疑问与不解，向国民政府询问，但政府的态度都是对他的问题予以否定，为了弄明白事实的真像，他沿着灾民逃荒的足迹寻找答案，但官方给的说法也只是自然灾害“Locusts”蚂蚱所造成的原因，灾害的到来，政府应该来帮主灾民救灾，可是我们与白修德却看不到政府。他在探讨缘由的同时也是我们在询问，我们在做为观众审视这个被遗忘的历史时也在询问中审视我们的民族。当白修德成功的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了关于我们民族受灾的情况，引起了蒋委员长的关注，蒋开始救灾时，在影片中，白修德也退出了银幕中的“历史舞台”，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事了，白的作用也只是起到了引起世界关注的作用，真正的救援者还是我们自己。这时政府的救助与惩罚腐败，使得灾民与国民政府对立的矛盾得到了和解。

影片与小说最大的不同，就是将原小说中人性恶的东西淡化掉，将人性善的一面呈现给了观众，“艺术家是给人带来希望不是绝望”。在影片结束时，孤苦无依且抱着“死的离家近点”的绝望心理的东家老范往老家走时，与刚刚死去最后一个亲人的孤苦无依的小姑娘碰面时，面对灾难，一老一少“同是天涯沦落人”，在此相逢，那出自人性善的本能与出于对生的渴望，小姑娘的一声“爷”与东家老范结为亲人。老东家牵着小姑娘的手，一老一少步履蹒跚的朝往前方走去，音乐渐起，漫山遍野开满了桃花，繁花似锦。这是影片中最温暖的一幕，在老东家和小姑娘牵手向前方走去时，那一刻关于那段历史的所有矛盾，以及人性丑恶的一面都得到了和解，人与世界得到了和解，观众对于悲惨历史的认识也得到了和解。

2.影片背后的沉思

历史就好像是一面镜子，透过历史这座“镜城”，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与人性的善与恶。对于这段历史，无论是刘震云还是冯小刚，他们都是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批判立场，审视1942年那段曾被过滤掉的历史事件。

“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遗忘的”，在史书记载中，自然灾害给人给一个国家带来大饥荒，我们是很少看到的，因为“只有当人的权利被完全剥夺，才可能导致大饥荒。” 1942年，国民政府当政，权利集属国民政府，人民没有权利与自由，在他们靠所剩无几的粮食维持那可怜的生命时，还要给国家给政府提交军粮，这对灾民而言无疑雪上加霜，面对灾难政府不仅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反而与天灾同谋大肆掠夺，使得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将人民逼进绝境，致使300万老百姓死于困厄之中。面对这场大饥荒所给人民造成的伤害，“历史叙述者”的都不愿记住这段苦难的历史，遗忘因此变得理所当然。然而，史实证明，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若不愿记住与反思自己的过去或历史，都将会重蹈覆辙，陷入万劫不复之深渊，只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才能奋然前行，获得新生。当我们在书中抑或在银幕上重温这段被遗忘的历史时候，历史与今天产生了对话，这段被视为隐私的痛楚历史被历史铭记了，对那些在灾难中如草芥一样死去的人们，完成了一次“亡灵招魂”仪式。

3.结语

通过小说与电影两个文本的比照，文本借历史的话语在给我们讲述这段被筛选掉的历史时，给我们传达出了一个关于人类生存底线的最基本和最根本的事实——吃，但同时对于吃的问题又是最不引起注意的事实。对于食物的需求，是人类生理的本能反映，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一旦没有或被剥夺了这种需求，他就会丧失理智，丧失人性。一个人如果丧失了人性，他就会被这个群体驱赶出去，但一个群体或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人性，他就会导致这个国家的灭亡。如果一个国家不注重民生抑或不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那么他的所有民族主义都只是”伪民族主义”，对世界，对国家与民族来讲，民众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做为灾民的后代，铭记与反思历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认为，这就是影片所给我们传达出的最有力的现实意义。

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xf/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