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既“做新闻”，亦“求美文”——以镇江日报《国宝级文物宜侯夨簋出土60周年特别报道》为例

新闻报道的根本职能是传播信息，这个命题没有争议，但是，传播什么样的有效信息，信息的稀缺性、独特性与准确性，以及如何传播，却大有讲究。 

新媒体冲击下的纸媒生存环境中，“精致阅读”“新闻美文”正越来越被纸媒看中：就某一新闻事件，如何既做好以信息量取胜的新闻，又能做成彰显可读性的一篇美文，成为值得重视的业务实践，也是无论“走转改”、还是“新闻要讲故事”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一些历史题材的事件报道、纪念报道，所谓“新闻美文”，就是记者不仅要最大限度地广猎信息，以使作品形成厚实、充分的“揭秘风格”；更要擅于突破题材特质，以鲜活笔法将“凝固的史事”写得干净利落、写得缜密严谨、写得生动可读。这种引入文学特质的“可读性”，始于作品标题、贯穿通篇、终于结尾。

本篇以镇江日报获得省级二等奖的系列报道作品《国宝级文物宜侯夨簋出土60周年特别报道》（3篇）为案例，试做浅析。

“做新闻”之一：务实在于做大信息容量

美文附身于新闻。“运作”美文之先，是把新闻要素夯实。信息是任何新闻报道安身立命之本。信息容量大小，关乎报道价值强弱。做历史题材的宜侯夨簋特别报道，更是如此。看得见的只是后来见报的几篇成品之作，看不见的是记者在整个工作进程中苦行僧式的材料收（搜）集与潜心参阅，其中包括大量相关文献。这项基础工作极其费时费力，却是做出好新闻的必由之路，无巧可讨。

一般而言，在做大型报道、尤其是历史题材报道中，辛辛苦苦弄到手的材料其实最终并不会全部在报道中得到直接运用，但这不意味着记者付出无效劳动，作为提供间接养分的背景材料，它们有益于记者在进入实质性动笔阶段之后，尤其是驾驭夹叙夹议式报道风格的谋篇布局、思路灵动与临场发挥。

对报道素材的“收集”与“搜集”，意思并不完全一样，前者是指轻而易举，后者侧重于深挖。搜集信息除了走访现场、接触实物，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规渠道，就是采访相关当事人（亲历者），所谓“口述历史”。

要想把历史题材报道做出深度，就事论事定然是不够的、是力量单薄的。镇江日报这3篇宜侯夨簋纪念报道，并非孤立于只写宜侯夨簋，而是把它作为这座城市文脉里的一个符号，由点及面，进行广度拓展与深度发掘。基于此，作品涉及的主要采访对象包括：宜侯夨簋当年出土的发现者聂家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著名国学大师李学勤先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参与镇江考古发掘工作、现已退休的市博物馆研究员刘建国老师；1986年参与镇江成功申报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原市文化局副局长刘昆老师；镇江市原市委书记、现任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名誉会长钱永波，等等。

镇江日报虽是地方“小媒体”，而宜侯夨簋却是“国宝级文物”。记者长途奔赴京城，成功地将李学勤这样一位当今顶级“国”字号史学人物、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二个研究宜侯夨簋“高峰期”的代表学者之一纳入报道之中，是使作品在信息容量方面增色不小的亮点之一。

作为历史题材报道，做大信息容量过程中，适度重述别人的当属不可避免，但制胜的关键点却在于，要尽可能多地挖掘与释放“独家秘闻”，通俗地讲，就是此前没有记载过、公众闻所未闻的东西，是刚刚打捞上岸的“鲜货”。这样的“秘闻”细节在3篇报道中做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呈现。比如：宜侯夨簋当年是从农民聂长保父子的钉钯底下破土而出；是聂家人在“门前一条小水沟里”把它们清洗干净，等等。

“做新闻”之二：求真在于防范丝毫漏洞

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今天的报纸，明天的史料。出土整整60年之后，宜侯夨簋首次被策划大型纪念报道，这组报道将来必然也会成文史资料的一部分。因此，对一些关键性内容的准确性，理当怀有敬畏之心。在诸多表述与措辞上，作品几乎到了“咬文嚼字”的地步。

围绕宜侯夨簋的历史研究价值，迄今仍然交织着太多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作为不同于代表一家之言的学术论著，新闻报道必须客观记录，不能因讲了“过头话”而留下“硬伤”。相关环节上。表述可以适度拔高，但绝不能越界。

比如，对镇江而言，宜侯夨簋的出土把这座城市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打通了500多年，此为定论，但是对于一个区域的城市群而言，宜侯夨簋自打出土之后，就难以规避地卷入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争。作为镇江本土媒体，情感层面上或许可以倾向于认定宜侯夨簋足以佐证镇江就是吴文化之根，但作为正规报道，涉及这一重要敏感环节，作品只能表述为“……在延续多年有关‘吴文化寻根’的区域纷争中，这件器物始终是支撑这座城市话语权的‘扛鼎’之证。”意思似乎就在里面，但言辞却无懈可击。

“新闻背后的新闻”显示，本着宁可“错过”、不可“酿错”原则，记者在修改初稿过程中，做了太多慎重的推敲。有些修改是“度”上的把握，比如把“在中国青铜器研究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划时代意义……”改为“具有举足轻重”；有些修改则是纠正明显的不妥，比如“一件实物史料的诞生……”被改为“一件实物史料的出土”，盖因宜侯夨簋的“诞生”与“出土”完全是两个概念；而有些修改是基于为某种未知的可能性留下余地，比如把“记录这件事的最早文史资料之一……”修改为“最早公开发表的文史资料之一”，道理很简单，记者不确定在自我能力覆盖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相关文史资料，却迄今并没有公开发表！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自我力求不发生任何谬误，这组报道还对某些已然正式传播的差错信息予以了纠正。比如，数年前央视播出历史纪录片《诗话镇江》中，宜侯夨簋发现人被讲述为“聂家母子”（配有模拟场景），而镇江日报记者的此次深入调查表明，真正的发现人其实是“聂家父子”。

“求美文”之一：谋篇在于塑造气势

本组系列报道共分成3篇，这是选题动议之初就定下的。那么，进入谋篇布局环节，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各篇分别写什么。

最终，作品将3篇报道所写内容依次定为：之一专写宜侯夨簋的出土过程、历史价值与流转轨迹（《一觉三千年   醒来惊世人》）；之二由宜侯夨簋这一件文物延伸到一座城市整体的文化积淀（《古城沧桑史  留下遍地宝》）；之三则是以思考为主，解析当下我们对待历史文化遗存应有的态度与责任（《名城忆风流 盛世话护遗》）。

由系统架构不难看出，3篇报道既各有相对明晰的主题板块，又相互关联，层层推进，共成一体。

“谋篇布局”除了谋“有形”——写什么，更要谋“无形”——怎么写，亦即文章的整体风格。历史题材报道之所以通常不那么容易驾驭，原因除了在于取材难度往往很大，更在于记者如若不加以用心，其固有的古板、枯燥气息就会在文本中“泄漏”出来。

史实的惟一性不可动摇，但述史的文本风格却有多重选择。考量宜侯夨簋这组报道的总体基调，可概括为：“历史+现实”“人物+事件”“镇江+中国”“场面+细节”“白描+思考（夹叙夹议）”。亦即“五种融合”。

第三篇报道的主题是写“护遗”，正面成效当然可以放开手脚大树特树，但又绝不能陷入一味“唱赞歌”的“官样文章”套路之中。涉及一些现实性敏感话题，记者在既想碰触而又做不到无所顾忌的境况下，因“地”制宜地巧妙借用了纪录片《中国大运河》里的一段解说词：“人类永远无法避免留与过往和创造未来之间的矛盾，任何当下的取舍和主张，都必须谨慎。”进而再由这段台词引出被采访人刘建国讲述的一己故事，“……他曾亲历了不止一次城市发展与历史遗存之间的‘遭遇战’，某些冲突甚至已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点到为止，意味深长。

“求美文”之二：柔美在于诗意表达

该短短、该长长，这要因文而定。宜侯夨簋3篇系列报道，篇篇接近3000字，这类“大块头”作品，如果没有一定的文采支撑，阅读体验上确实够呛。而辨证的另一面又在于，作品的“大块头”往往更有条件提供经营可读性的发挥空间。

事实证明，通过增强可读性来软化“大块头”新闻作品、尤其是历史题材报道的古板僵硬面孔，稀释其容易滋生的单调与枯燥，非常值得尝试。

3篇宜侯夨簋报道作品均以一种穿越时空的深邃气息与诗意感染力，向读者娓娓道来。3篇报道分别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开篇手法，之一、之三均为“故事式开篇”，之二为“哲思式开篇”。“按照‘做九不做十’的民俗，1945年出生的镇江新区居民聂金才，今年迎来他的‘70大寿’……”（之一），以貌似漫不经心、实则“别有用心”的一则小故事，举重若轻，一组大型系列报道由此“低调”揭幕。

文本结构上，近3000字的篇幅常理上是该使用小标的。用小标的好处，是板块切割之下，能对框定文字内容起到概要提示作用，但这样做的弊病是，文章的“神韵”其实是被人为割断了，当几个章节各自为阵，似乎从中抽掉哪一段，文章都仍能成立，就像画竹子，多画一节少画一节，都不要紧。

宜侯夨簋报道文本一反常态，最终未设小标，这就让文章获得了一种“一气呵成”的整体语感张力，但与之同时，这种做法对叙事进程中的逻辑关联性要求也“水涨船高”，直线式平铺直叙已然不可取，因为它会使一篇长文章看上去像是挂不住地要“散架”。本组作品的3篇报道，通篇之中均设计出叠加式的若干个条线，通过笔锋的反复“换档”与跳跃，以实现前面所提及的“五种融合”。而每一次“换档”都发力得当，进出自如，从而避免在一条叙事轨迹上陷入太深。

本文来源：《记者摇篮》：http://www.zzqklm.com/w/qk/227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