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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新闻报道主流叙事的嬗变

作者:余静荷来源:《视听》日期:2019-09-16人气:1062

一、“高度政治化”与宏大叙事(1949—1978)

根据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景跃进观点,我国建国70年有一条“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轨迹:从高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再到重新政治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的新闻媒体并不发达,专业的体育媒体少之又少。1949年,新中国成立仅14天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就报道了北京体育大会的相关情况,开启了我国体育新闻报道的大幕。1950年7月1日,《新体育》的创刊标志着新中国最早的体育专业期刊出现。而中国最早的专业体育报纸《体育报》更是到1958年才出现(1988年7月1日更名为《中国体育报》)。当时体育专业报刊的读者受众是各体育机关或体育相关部门的领导,报道的内容大多是宣传体育锻炼的方法和竞技体育取得的成绩。体育新闻大多都政治色彩浓厚,专业性差,报道水平落后。

当时新闻媒介的功能单一,即为宣传。这与拉斯韦尔(Lasswell)的宣传理论不谋而合。国家行政机关有一个“精心策划的长期宣传策略”,将体育塑创造成新的象征符号,在受众中形成“国运盛,体育兴”的特殊情感。体育新闻报道都是绝对为国家的政策服务的。“党直接控制各个信息传送机构,使它们成为附属于自己的工具”。①新闻业界表现出绝对的政治导向性,形成一种完整的使世界观权威化的架构。

尽管当时的体育新闻对国外的报道很少,但其中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国家形态的态度很是泾渭分明。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媒体选择“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报道范式,牺牲部分竞技体育的对抗性来突出中国对兄弟国家的友谊之情。如:1961年,新中国首次承办了国际性的体育大赛——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新华社发表了一篇《运动员之间友情洋溢》的报道,宣扬我国运动员与兄弟国家的运动员之间友好相处,到处都是欢乐、友好的氛围。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报道,文中则无不用其极来讽刺与嘲笑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腐朽以及资本家的残暴。

二、“振兴中华”与集体记忆(1979—1992)

1978年以后,国家无论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还是科学技术上都算得上满目疮痍,在国内中国不仅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国际上要重新树立自强不信的民族形象,提高国际地位。所以,中国需要一种强烈地增强民族自尊心的精神。体育新闻自然成为传播以“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手段。1981年,中国女排获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北大师生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此后女排赢得五连冠,中国女排成为了中华复兴的代名词。前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坦言:“奥林匹克精神和理想,首先是爱国主义的,有着明确的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目的”②。

“中国女排”一词是80年代整个中华民族构建得最鲜明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其导师涂尔干“集体意识”概念的基础上,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将集体记忆定义为社群、阶级或民族对过去共同经验的记忆,且集体记忆的形成就是群体认同的诞生。对于形成集体记忆,首先是社会群体对自己共有的身份有一种认同意识。那个时候,国族身份意识通过女排夺冠这种国家符号激发了国家意识的觉醒。“中国女排”更是一种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是爱国主义情感的另一种表达。鲁光1981年在《当代》杂志上发表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一时间洛阳纸贵。其中写道:

这是一曲振奋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人们把体育比喻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橱窗。③

三、“娱乐至死”与“再政治化”(1993—2008)

在全球化的洪流中,我国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制度的变革。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迅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新闻媒体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只靠国家财政拨款,“媒体必须自己去打拼市场,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发展自己。”④媒介产业化开始启动。以竞技体育为主的体育竞赛在国际上频频获得好成绩,同时体育产业高速发展,国内不管是职业化体育赛事的增加,还以健康观念为核心的群众体育的兴起,这都造就了体育新闻的消费市场。

新世纪以后,主流媒体的体育新闻报道又有了再政治化的趋势,特别是在2001年,我国获得奥运举办权后,国内一些体育报道不仅以宏大的题材为叙事主体又采取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一切皆为奥运服务。景跃进教授也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划分再政治化阶段。所谓再政治化,不仅是指面对日益冲突的社会问题与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无法继续就事论事的进行技术型应对,而必须重拾总体性的政治化思路⑤。体育新闻中提到的基础建设、民众的志愿服务甚至小到环境卫生,一切与奥运挂上钩。这段时间的体育新闻广泛使用“新北京”、“百年奥运梦”等词语营造一种——赢得举办权=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错觉,来规训大众的认知。这种意识形态和民族复兴这种抽象概念联系在一起,有时被称之为“空洞的政治功能化”的宏大叙事。⑥

尽管这一时期体育新闻娱乐化倾向明显,但在社会“大转型”的趋势下以及成功申办北京奥运的具体影响,体育新闻政治性的话语还是潜伏在体育新闻中。

四、新闻专业主义与“以人为本”(2009—至今)

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学界众说纷纭,并没有形成确定的概念。上世纪40年代基于“社会责任论”,“自由表达”思想成为调整政府和报刊关系的“职业化”思路⑦。2008年以后其观点的表达更为自由,媒体包容了更多元、看上去甚至“冒犯”的观点。2016年初,著名记者赵瑜披露了他的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中被删的一个章节。让大众知道了当年“马家军”的优异成绩是被药灌出来的。17年前,那样的内容因条件所限并不能公开,而现在终于可以自由表达。传媒是“社会公器”,要“培养公共责任意识”⑧。体育新闻报道中涉及更多对体育界发生贪腐等问题的揭露,媒体起到舆论监督的职能。例如在中国足球打黑行动中,相关媒体的系列报道。记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强调记者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所谓“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新闻从业者更多强调社会责任感与人文精神来消解娱乐化倾向。

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后到现在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后奥运时代,正是因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它成为是中国体育发展的一个拐点,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发生了巨大转变。科学发展观的引入,使体育从重视竞技体育的“锦标主义”带关注人本身的“以人为本”。体育报道不再至重点报道夺金点、夺金人,也会注意在体育比赛里追逐梦想的失意人。群众体育也广泛受到关注,观众对非热门赛事和娱乐性内容投入更多注意力,甚至群众更多的积极参与体育运动,马拉松等体育赛事活动多地开花。关于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的报道,特别是民间舆论场在中,不再像2001年时那样绝对地将体育与“国力强盛”、“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更多的媒体注意到的是“人民”,所谓新中国最鲜明的社会本色,例如北京—张家口地区的空气污染情况、北京地区的交通情况等直接与群众息息相关的众多情况。

五、余论

“新闻是时代的镜子和脉搏,它记录着历史的进程,反映出时代的动向。”建国70年来,我们发现体育新闻的主流叙事一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每一阶段的体育新闻都相对于其他阶段有明显的特点,这种阶段性与时代的变动密不可分。


本文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xf/95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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