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伤逝》、《奔月》的经济意识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首先提出了经济权之于女性解放的重要意义，从而将经济与启蒙联系在了一起，但这一传统并没有在鲁迅小说研究中延续下去。在以往的研究中，经济因素只是作为一种外部考量，并没有纳入到作家的创作意识和题旨中，即便有学者提出了“经济伦理” 的概念，其论述也多流于表层，未能深入。其实，经济意识凝结着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是作家创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学者都曾论证过金钱与鲁迅本人的密切关系，他们认为“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因此，理解经济意识在作家创作中的重要意义，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鲁迅本人的生存观和个性心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鲁迅笔下人物的生存状况和人格异化；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鲁迅对于个性解放、五四启蒙的超越思考。本文拟从小说《伤逝》和《奔月》入手，通过对其个人化的经济书写的解读，分析鲁迅以生存为本位的爱情观、婚姻观以及由经济引发的对启蒙存在合理性的质疑。

一、以生存为本位的爱情婚姻观

    经济是一个宽泛的主题，如何将其具体化，如何避免零散化是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这里，鲁迅选择以家庭经济为突破口，将个人的生存问题浓缩在一个具体的时空范围内，通过解剖复杂的两性关系，以凸显经济的重要性。

《伤逝》是一则涓生的手记，尽管在开篇涓生就说“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可是“悔恨和悲哀”并没有让涓生忘却为自己辩解。在涓生看来，导致他们爱情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经济问题，子君由经济苦难带来的转变是促成爱情悲剧的最大缘由。子君操持着每日川流不息的做饭吃饭，然而这份无私的付出却走向了爱情的悲剧：涓生在理想的爱情里徘徊，子君却成为了金钱的奴隶。鲁迅清楚地看到女性解放的艰难性与长久性，如何在现实中保持思想的先进性，如何在爱情中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如何承担家庭的责任而不受奴役，这一切通过涓生之口给出了答案，“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人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如果说《伤逝》中的爱情悲剧除却经济因素的介入，尚还有关于爱情自身的形而上的困惑；那么《奔月》自开篇就落入到一个最迫切的生存问题上——吃。小说开篇写到，羿“刚要跨进大门”“心里就非常踟蹰”，而嫦娥“在圆窗里探了一探头”“似理不理的向他看了一眼，没有答应”。嫦娥以“整年的就吃乌鸦的炸酱面”揭示出夫妻间情感淡漠的症结。作为上古神话中的射日英雄，羿的出场显得很尴尬，曾经以箭法高超自诩的他如今却遭遇了“竟射得遍地精光”的生活烦恼，这种由生存环境带来的压抑一点点侵蚀羿与嫦娥的爱情，最后导致嫦娥的奔月。

物质匮乏带来了人性的萎顿、生命的沉重。回忆与憧憬的确可以缓解个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但精神层面的释放却无法跨越现实的河岸，达到理想的终点。于是，子君和嫦娥用死亡去唤醒旧梦中的涓生和羿。其实，鲁迅的笔下不乏这样的悲剧人物，《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孔乙己》的孔乙己，他们死亡都与经济有着直接的联系，其悲剧色彩亦不逊于《伤逝》和《奔月》，那么选择这两篇小说的用意何为呢？用家庭这一社会单元叩问爱情与经济的复杂关系，其实就是将个体放到社会关系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审视死亡的悲剧性。在作家看来，个体的毁灭如果缺少与他人的情感羁绊就会被淹没，“如置身于无边无际的荒原”，得不到有力的回应。而选择从两性关系入手，不仅可以聚焦经济的重要性，还可以在他者的感知中增强小说的批判性和感染力。《伤逝》中涓生在经历了子君的死亡后“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奔月》中，嫦娥用奔月换来了羿的“吃了追上去罢”。通过他者的毁灭，涓生和羿跳出了憧憬和回忆编织的牢笼，获得了直面现实的勇气。

二、启蒙的现实困境与话语失效

《伤逝》和《奔月》皆讨论了经济之于爱情的悲剧根源。两者最大的共同点在于，涓生和羿都不敢正视以生存为本位的现实，从而造成了子君和嫦娥的离去。但子君的死不同于嫦娥的奔月，尽管她们的离开都直接影响了男主人公未来道路的选择。

《伤逝》中，子君的牺牲意味着一种“原罪”式启蒙，这一启蒙的实现经历了由爱到恨、由合到分、由生至死的过程。起初，子君在涓生的启发下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自己的权利”的话，但这仅代表启蒙的开始，子君的出走只是一种因爱而生的叛逆，还达不到实现“女性解放”的社会意义，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归——由“父权”向“夫权”的回归。尽管这种奴役带有不自觉性，但这正说明了启蒙的不彻底性。这一点，在子君和涓生的爱情生活里得到了最生动的展现，当经济问题跨过文学与爱情成为了生活的重心，启蒙者的怯懦与虚妄便以最直接而又最现实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涓生的胆怯使他从一个启蒙者的位置上滑落了下来，变成了一个被启蒙者，或者说从一开始他就不具备启蒙的能力，涓生叫醒了铁屋子里的子君，却无力打破铁屋子，最终只能用“遗忘和说谎”做前导，埋葬过去，向着新的生路跨过去。涓生前行的第一步是跨过子君的死亡，这就给启蒙打上了“原罪”的阴影，由此看出，鲁迅对启蒙者的合法性有着深刻的怀疑：启蒙者是否理解启蒙，被启蒙者能否被启蒙，启蒙是一种先验的指导还是一种过程的摸索，在启蒙话语中又该如何实现两者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如何防止话语霸权下的价值偏见？鲁迅从经济视角出发，通过叩问“娜拉走后”的悲剧根源，揭示了启蒙的虚妄性与不彻底性。其实，经济独立并非女性一人之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启蒙者的涓生也是另一个“娜拉”，只是社会对于男性的宽容多过对于一个叛逆的女性，所以子君在“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中死去，而涓生却还可以“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新的生路”前行。

      嫦娥的奔月意味着另一种启蒙——反抗绝望式的启蒙。作为上古神话中的美好形象，嫦娥实际是鲁迅启蒙理想的寄托，然而这一理想却在现实中遭遇了最大的挫折——吃饭问题。小说自开篇就写到了嫦娥的诘难与质问： “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乌鸦肉的炸酱面的？”，“你不能用小一点的箭头的么？”，“这是封豕长蛇么？”，“你不能走得更远一点的么？”这既是理想对现实的的叩问，也是对启蒙者合法性的质疑：启蒙者能否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走得更远呢？鲁迅在《奔月》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反抗绝望。面对嫦娥（启蒙理想）的牢骚与抱怨，启蒙者试图用回忆缓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却遭遇了“奔月”的精神危机。然而，希望的消遁并不意味着探索的终结。小说的结尾写到羿打算吃完饭后再去追嫦娥，这正体现了鲁迅的战斗姿态，一种超越历史、聚焦生活的战斗姿态,一种在无对象、无定着的悲凉感与孤独感中坚持着“奔月”的人生追求，这充分说明了“吃”与启蒙理想并不矛盾，只不过鲁迅将生存之于了启蒙之上，从而为启蒙探得了现实的出路。

涓生和羿分别反映了五四时期启蒙者两者不同的心路历程，他们的无奈与难言体现了精神界之战士的苦闷，理想与现实的交织照映了启蒙者内心的彷徨。鲁迅从“吃饭”这一话题切入，以微观视角洞察经济之于启蒙的重大意义，体现了他的超越与发展。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时说:“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故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也就是说，经济意味着生存和独立，它是“立人”前提，实现启蒙的先决条件。但需要注意的是，强调经济之于启蒙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决定作用，也并不是贬低鲁迅思想的深度和价值意义。能否实现启蒙并不能全从经济因素考量。过滤掉时代的大背景，仅以一个家庭作参照系，是为简化社会分析和避免来自于其他因素的干扰。涓生和夷羿都曾是启蒙者，在涓生的鼓励下，子君跳出了旧式家庭，但这样的挣扎最终落入了历史的圈套；《奔月》的悲剧既是经济主导下的婚姻悲剧，也是五四落潮后一代启蒙者的真实写照。如何在顺应时代的同时而不被奴役不被瓦解，如何在平凡而现实的人生中实现启蒙的理想，鲁迅从经济因素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