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之学小议——出版论文

一、“版”“本”溯源

（一）何谓“版”？

“版”或“板”，古人又称为“方”，原意是指木片，“百名以上书于册，不及百名以下书于方。”[1]自宋代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版”的含义演变为经雕刻后供印书用的版片。有文献可考，如唐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宋《国史艺文志》中也指出：“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2]总的来说，版是指简牍时代以木制作的书籍的一种形制。

（二）何谓“本”？

《说文解字》中对于“本”的解释是：“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纵观人们对其研究，关于“本”的说法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书本同源说，研究古籍版本的专家毛春翔先生认为本即书本，没有特殊含义。[3]

二是校勘说，即本指校勘的最终成果或书籍在校勘中基本依据的作用。这种说法主要来源于刘向《别录》：“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木，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余嘉锡认同这种观点，他解释道：“一人持本者，持竹简，所书改易刊定之本；一人读书者，读传写上素之书也。以油素之帛写自竹简，则竹简为书之原本，故呼之曰本。”[4]

三是书籍形制说，即本指折本或卷轴。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吾谓书本由卷子折迭而成，卷不如折本翻阅之便……刘向……不曰持卷，而曰持本，则为折本，可知。”《书林清话》是我国版本学史上第一部系统、集中探讨版本学问题的专著。张舜微先生赞同叶德辉先生的意见并发挥说：“‘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这话是对的。因根计数起于卷轴。就卷子中的本轴而言，可以称根，也可以称本，那末，‘版’的名称，原于简犊，‘本’的名称，原于缣帛……后世因合二者而连称‘版本’，用为书册的通名。”[5]

（三）何为版本？

所谓版本，是指一本书经过多次传写与印刷而形成的不同的本子。“自雕版盛行，于是版本二字合为一名。”[6]由此可见，“版本”一词连用是宋朝雕版印刷之后开始的，当时的“版本”（又作“板本”）是指雕刻之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版本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大，如今的“版本”不仅仅用于书籍，也开始应用于影视、软件等事物上，指形容对象相同但介绍方法等不同的两个事物。

（四）何谓版本学？

“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唐，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龂龂于宋元旧钞，是为板本之学。”[7]所谓版本学，就是研究书籍不同版本的年代、特征、差异以及鉴别不同版本的真伪、优劣的学问。由以上人们对于“版”“本”的研究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而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版本学就是产生于文献典籍整理工作的文献考鉴之学，它是在文献典籍整理工作中形成的文献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是文献整理工作的一种手段，它与校勘、目录、辑佚、辨伪、文献编纂和注释等学科一起组成文献学的科学体系，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需要整理和利用的文献资料。

二、版本学的功用

版本学又分为古籍版本学和现代版本学，两者以辛亥革命为界。

（一）古籍版本学

古籍版本学是研究我国辛亥革命前的书籍版本学，它包括写本和印本。 “狭义的古籍版本专指雕版印本，广义的古籍版本泛指包括写本、印本在内的，用各种方法制作而成的古代图书的各种本子。”[8]清初钱曾据其藏书所写成的《读书敏求记》四卷，书中多记古籍的旧刻、旧钞各本，论述其缮写、刊刻的异同优劣，被后世称为版本学的奠基之作。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征引广博，鉴别史料，注重对于明清版本的探讨，是研究版本学的第一部系统理论的著作，在此之前，人们对于版本学的研究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层面，直到《书林清话》的出现才填充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后世也具有极大的参考借鉴价值。缪荃孙称其“所以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别。”[9]诚如屈万里、昌彼得所言，“此书乃统论吾国图书版本之作”，“读此一编，于版本学方面之常识，可知大要矣。”[10]

（二）现代版本学

现代版本学主要是指辛亥革命之后的版本学。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开现代版本学的风气之先。叶圣陶先生曾对唐弢先生说：“古书讲究板本，你现在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11]此后出现的研究版本学著作无不深受其影响，比如姜德明的《余时书话》，梁永的《雍庐书话》等，这些也都成为现代版本学的奠基之作。如果说古籍版本学的研究还带有目录学、校勘学的影子，那么现代版本学的研究基本已经由其的组成部分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更加科学化、系统化，理论研究也不断加强。

（三）功用

无论是古籍版本学还是现代版本学，归纳起来，其功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1.帮助读者优化选择，发现优质书籍，形成善本观。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这两种形式流传于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如《诗经》一书，虽经孔子编定为305篇，但对这305篇作品的阐释，在不同学者口中传出的却是不同的家数，至汉，于是有毛、鲁、齐、韩等版本；手抄虽然产生歧异的可能性减少，但由于先秦时代文字还不很统一，地域之间、书人之间的差异，也明显影响到所抄之书。司马迁编《史记》之时，就发出了“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之感叹。[12]这些版本的不同可能是雕版印刷产生以前因传抄而失真，也可能是雕版印刷之后雕版出错，亦或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有意篡改文本，又大抵是书商肆意篡改为之。不论是什么原因，伪本、伪装本、删减本、修改本都会贻误读者的阅读，由此也凸显出善本的可贵与难得。所谓善本，原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来含义逐渐扩展为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其实，现代版本学的研究也应具有善本观，黄裳曾在抗战初的上海的旧书摊上淘得冰心的译作1931年新月书店初版的《先知》一书，这是译者自己的手校本，扉页上还有冰心用钢笔写的一段题记，十分珍贵，可以说是“善本中的善本”。书籍是文化的载体，是可以世代流传的永恒的精神产品，它同样满足“优胜劣汰”的法则，经过时代的洗礼，必将是差中选优、优中择精的过程，版本学的研究可以帮助读者优化选择，找寻真正优质的书籍版本。

2.保障作者合法权益，反映其思想层次的变化。

盗版、盗印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古已有之。南宋礼部尚书王应麟说：“又经书未有版者，悉令刊刻。”[13]可见古代人也注重对于版权的维护，对于盗版翻刻者，古人也对之鄙夷不屑，清嘉庆刻本《更岂有此理》中附有《阴间秀才诗稿》，其凡例对翻刻盗版者表达了及其恶毒的咒骂。现代的一些出版商为了谋求非法利益，更是变本加厉。版本学的研究恰恰可以保障作者的权利。另外，版本学还可以反映作者思想层次的变化，比如曹禺的《日出》初版本反映了他对于旧社会旧制度的失望，主观上企图改变社会，但是当时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新中国成立后，这本书进行再版时，曹禺将其由原来的四幕剧改成三幕剧，男主人公方达也变成了一个地下工作者。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曹禺觉得作品应该是带有特定的时代色彩，第三幕是写妓院生活的，它可以深刻地揭露出旧社会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现状，所以又恢复了其初版的原貌。如果通过其中的一个版本来评价曹禺的思想，那么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所以应通过这三个版本来体会其思想层次的变化。

3.揭示时代发展的缩影，是社会进步文明的体现。

中华文明五千余年，经过历史长河的筛选，我国流传下来的书籍可以说“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这种纵向的源远流长的书籍流传史也正是时代发展的写照以及社会进步的体现。

从书籍版本的载体来说，最初的书籍版本用的是甲骨、青铜器、玉器、石碑，到后来的竹简、木板、缣帛，再到后来的纸张，最后到现在的缩微胶卷和电脑磁盘，书籍版本的变化是伴随着书籍载体的演变的，这也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缩影。人类对于理想书籍载体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换句话说，人类对于版本学的研究一直在发展，从未停滞。从书籍文字的演变来说，汉字从最初的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再到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再到现在的印刷字体，汉字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完善和简化自己的构型体系，书籍版本也就随之进行演变与发展。版本学的发展与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时代发展的缩影，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

结语

版本学 “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们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14]版本学有其自身的核心，那便是内容的确定，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是古籍版本学，还是现代版本学，都应遵循这一主旨。我们应略知版本之学，寻求优质书籍版本，以利治学求真之便。

参考文献

1.《礼记·聘礼》

2.王应麟《困学纪闻》卷8《经说》引

3.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4.《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

5.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

6.叶得辉《书林清话》（卷一），岳麓书社，1999年

7.叶德辉《书林清话》，岳麓书社，1999年

8.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9.缪荃孙《书林清话（序）》，北京燕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10.屈万里、昌彼得《图书版本学要略》，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6年

11.唐弢《晦庵书话》序，三联书店，1980年

1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

13.《玉海》卷52

14. 郑振铎为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所作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