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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劳工”——浅谈王维佳《作为劳动的传播》

作者:屈国超来源:《视听》日期:2015-07-03人气:975

在《作为劳动的传播》一书中,王维佳结合历史的梳理,细致地展示了当下中国新闻生产体系中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劳动力的再生产制度、劳动力的控制方式以及劳动者自身的特征与主体性意识。其中,“人”的作用和状态是王维佳在此研究中的重要关注点。

一般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以其历史性、整体性、实践性和道德性的宏大研究视角和指导思想——一国乃至全球媒介的所有权、媒介产品的流通与分配、媒体与国家和市场的博弈等——让许多初涉此领域的学生望而却步。然而,不同于以往其它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作为劳动的传播》从历史语境出发,凭借大量的人物访谈、实地调查和数据收集,从对不同类型的媒体案例较为微观的、切实可感的分析中体现媒介产业化链条环环相扣的劳动力循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劳动的传播》开拓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正如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博士所评价的:“毫无疑问,这本书作将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中产生重要影响”。

一、核心概念:“新闻工作者”

实际上,作为商品化新闻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新闻工作者”,亦即新闻生产的劳动力,是王维佳所探讨问题的核心概念。其中,涉及到新闻工作者的不论是劳务关系、人才培养、劳务管理还是劳动力自我认知方面,都在市场化经济大潮中做出了相应的改变。

(一)劳务关系

从1978年末始,中国新闻领域逐步开始了商品化过程,在维持媒介的国家所有权和党对新闻活动的领导权不变的前提下,将新闻传播转变为自负盈亏的商品化生产活动,与此同时,将新闻劳动者转变为自由市场中的劳动力提供者。打破“铁饭碗”合同制”“聘用制”和“劳务代理”成为适应劳动力市场化的劳务派遣模式。

(二)人才培养

作为重要的社会机构之一,高校以向社会输送人才为目标,必然敏感于社会思潮和取向的变化。在中国传媒产业的商品化发展之下,新闻传媒类高校不断趋向于学生的实用技能培训,高校学生往往在毕业之前就已经熟悉于传媒业的运作方式,完成了“社会化”,大大降低了单位的用工培训成本。批量化的劳动力再生产也同时在严格控制着劳动力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并且,不论是课堂教学或是课余实习,现有的框架在培养这些储备劳动力的劳动技能的同时,也在向他们灌输着认可或者“不得不”接受的传媒业生产关系现状而成为“单向度的人”——实际上这个过程也起着筛选新闻劳动力的作用:部分排斥这个框架的学生会选择远离新闻业,而留下来的人则对这样的生产关系更加认可和依附。

(三)劳务管理

此方面包含着劳动征用和劳动控制。就劳动征用而言,可分为人才行业内部流动、人才公开招聘和内部人才举荐。报纸、广播和电视具有着迥异的招工习惯,一般来说,媒体选择哪种劳动征用方式,均受到媒体的市场化程度、媒体所在地区的市场开放程度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在聘用劳工之外,“新闻线人”和“社区记者”由于其覆盖面更广、按件计酬以及劳动时间可无限延长等弹性用工的特点,让新闻生产劳动的商品性跟更加无孔不入。

就劳动控制而言,“聘用制”之下的新闻生产以极其有效的奖惩制度推动着新闻劳工夜以继日地高速运作。科层化的管理体制、多样化的聘用方式和残酷的淘汰制度都旨在服务于新闻生产简单而明确的目标——经济收益。

(四)劳动力的自我认知

从“宣教”体制转向以“新闻专业主义”为自我标准,更偏向用中性的“受众”概念,以提供信息、消弥谣言为己任,并且认为当下中国传播业的种种问题并非源于商业化,而是商业化尚不充分。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让人思考,作为“社会守望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劳动是否在“西方化”的潮流中迷失自己而变成了丧失主体性的“异化”劳动。

绝大多数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往往着眼于宏观议题,虽则宏观的策略分析是必须也是必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宏观的议题往往掩盖了某一行业、某一群体乃至某一个人的极具感知力的材料的获取与呈现,这也正是很多读者读完传播政治经济学作品之后一头雾水摸不着北的原因所在。刘小枫在其著作《沉重的肉身》里即讨论过类似的话题——人民伦理与个体伦理。可喜的是,王维佳的作品《作为劳动的传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当下新闻生产活动从产业整体到个人劳工的全新视角。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发展性”的研究固然诱惑——“发展经济学”“发展传播学”等,但重新回归马克思,回归“劳动”和“阶层”的分析亦不可或缺。

 

二、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的角色沿革

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着相应的历史变化,其中又与超越新闻传播界之外的、更广的政治经济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建国后新闻工作者“角色”争议

建国后,大批知识分子借助国家政策得以进入国家“宣教”系统,成为“文宣干部”和“思想工作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成分远比中共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成分复杂——既包括原解放区的“新闻战士”和管理干部,也包括随着传播系统扩大而新纳入的年轻知识分子以及各大城市原有的私营报社的采编队伍和管理人员。不同的思想被纳入国家新闻传播体系,成为日后国内新闻界关于“群众路线”与“专业主义”之争的原点。

透过关于原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的观点的争论,以此作为典例,我们可以管窥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定位之争议。

王中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新闻报道具有“商品性”,要遵循“社会需要”,提出“新闻事业产生、发展和沿革的规律”。王中的观点如平地落雷,一时间,批评王中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声音甚嚣尘上。1958年4月刊的《新闻战线》刊登了李龙牧的文章《斥所谓“社会需要论”》,该文指出:“在1957年资产阶极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中, 前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彻底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右派新闻“理论家”的面貌。他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反动理论, 集新闻界资产阶极右派反动观点之大成。……王中的反动新闻学理论的中心是所谓报纸的‘商品性’和‘社会需要论’,他用这种观点来反对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要求按照他的资产阶级利益改造党报”。此外,《新闻战线》还刊出社论文章《大家都来评判王中》。建国之后,知识分子试图恢复和重新开掘民国时期商品化新闻实践理念和范式往往招致猛烈的批判。此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王中在50年代提出的观点才逐渐被承认,王中又重新回到新闻理论的研究活动。

(二)国内外环境与“新闻劳工”角色的确定

从全球的、历史的视野来关照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历史决策的话可以发现,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其所进行的一系列国内变革是与国际环境存在一定关联的。

20世纪70年代,以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滞涨”阶段,美国自罗斯福时期起坚持了近40年的“凯恩斯主义”(Keynesian)和“福利国家”思想逐步被抛弃,主张将自由归还给市场、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力量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重新获得学界和业界的欢呼——以里根和撒切尔分别在大西洋两岸的上台执政为象征。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去规制化”(deregulation)运动逐渐在全球蔓延开来。

彼时的中国似乎亦得以加入这场新自由主义运动。中国当时在传媒领域的改革似乎就秉持了这样的逻辑:在维持媒介的国家所有权和党对新闻活动的领导权不变的前提下,将新闻传播转变为自负盈亏的商品化生产活动,与此同时,将新闻劳动者转变为自由市场中的劳动力提供者。用工改革使得新闻的“社会需要”和“商品性”特色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广告的恢复与政府投资的逐渐减少实际上转变了新闻媒介的社会职能,改变了媒介与读者、听众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在事实上确立了受众的价值中立性和可售卖性。“新闻劳工”成为大多数新闻工作者的自我身份认同。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过度的商业化和娱乐化之下,所谓的新时代下的“新闻劳工”们利用手中的权利达到寻租的目的——腐败因而也被裹挟进毫无抵抗力的中国新闻界,此种情况下,卡尔·波兰尼所言的“反向运动”将否发生作用?

(三)中国媒体的尴尬身份与“反向运动”

卡尔·波兰尼是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在其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中,波兰尼讲到,一个好的社会一定要把市场放在外面。在整合国外的、长距离的贸易方面,市场的确是一个正确的原则,但是社会内的社群和期间的人际关系却必须提防市场的破坏力。卡尔·波兰尼认为,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自我调节市场完全是一个乌托邦,想要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进行彻底的商品化,而这必然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力从来就不是商品,它被当成商品只能是虚构的商品。市场将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必然遭遇社会的自我保护。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社会的反抗,这种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反抗,而且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然而,波兰尼所预言的“反向运动”在中国遇到了不一样的境况。中国媒体“一元体制、二元运行”的管理模式是不断触发媒介寻租、媒介审判、媒介泛娱乐化等失范行为的制度因素。中国的媒介市场已经无孔不入,然而新闻传播法律之所以呼而不出,媒体在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尴尬地位似乎是一个原因。

正因如此,潘毅等人在《大工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出现的反向运动并没有像波兰尼所说的那样强有力,没有能够阻止钟摆继续摆向极端。波兰尼认为,国家是社会保护的重要力量,但中国的市场化恰恰是在体制的推动下进行的。一方面国家精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行全面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法律和制度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国家同时承担了双重角色,而这两种角色是相互冲突的……这种相互冲突的国家角色,仿佛患上了一场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为工人阶级制造提供劳动保护的幻想,另一方面又不断让工人对国家的期待落空。”

结语

《作为劳动的传播》中所研究的“新闻劳工”现象,是中国“市场化”“商品化”潮流中的一环,是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体现。然而,我们在兴奋于这样新锐观点得以提出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当下的中国正处在剧变期,根据实践随时对新现象、新事物、新观点作以科学的考察是对中国学者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王维佳.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2.李龙牧.斥所谓“社会需要论”[J].新闻战线,1958(4):49-53

3.潘毅,卢晖临,张慧鹏.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5.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xf/9501.html  《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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