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风声》的创新探析-电影评论

摘要：《风声》作为建国60周年的献礼影片，开拓了红色经典、主旋律电影的“非主旋律”的诠释方法，获得极大成功，票房收入超过2.5个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部电影在剧情设置，主旋律的弘扬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审美意境贯穿始终。本文结合电影剧情对以上创新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在最后指出了创新背后隐藏的悖论。

关键词：《风声》 创新

1.引言

2009年9月作为建国 60 周年献礼影片的红色电影《风声》，风靡全国，取得巨大成功，入围台湾电影金马奖，一举获得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美术、最佳造型和最佳视觉效果等6项提名。票房收入也取得了较大成功，超过2．5亿元。有人说他说是中国谍战影片的新标杆，也有人说它只是一部以主旋律为幌子的商业大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在近年中国特色的谍战剧蜂拥而出，题材和情节方面深受诟病的背景下，《风声》能独树一帜，博得大部分人的好评实属不易。这主要是因为《风声》在剧情的设置，人物的塑造，主旋律的弘扬和影片的审美意境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创新。既保留了传统谍战片的悬疑、惊悚高智商角逐的特点，又有了许多创新。在电影高度商业化的背景下，导演对于美学的寻求也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而《风声》则通过一系列的创新，使观众的感官与心灵收到了双重刺激和震撼。

2.《风声》的创新尝试

2.1 独具匠心的剧情设置和角色安排

谍战片的最大特点就是悬疑，惊悚，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都必须惊、疑结合，在结局出现之前绝不能让观众提前预知故事的结果。这对文本的改编和演员的使用就有了新的要求。《风声》由著名作家麦家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麦家拥有广泛读者群，大家对其小说和由其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也都耳熟能详，读者、观众对其叙事模式较为熟悉，改编电影特别是谍战类型电影如不出奇招，创新意，就难以体现谍战影片的特点，迎合观众的口味，高票房恐怕也就难以谈起。

首先，《风声》创作人员陈国富等对小说《风声》的文本做了改编。一般讲来，改编应 “忠实于原著”，但谍战题材影片的特点促使主创人员进行创新：通过故事情节的改变和人物的移位，既保证了谍战的神秘感，又增添了许多新情节，给观众以“陌生化”审美效应。巴拉兹的改编理论认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影片制作者在着手改编一部小说时，就会把原著仅仅当成未经加工的素材，从自己的艺术形式和特殊的角度来对这段未经加工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而根本不注意素材所已具有的形式。” [1]正是这种“偏离”文本的改编使得影片更加悬疑，到底谁是“老枪”，谁又是“老鬼”，就是看过小说的读者也因为创作者对文本中角色的移位改编难以猜测，让人有无限的神秘感。

其次，在人物造型和角色表演上，《风声》也采取逆向思维的手法。导演有意让王志文、黄晓明“演反派”，让李冰冰、周迅、张涵予“换位”，让苏有朋“转型”。似乎导演的一个思维原则就是要颠覆演员原有的屏幕形象。例如，黄晓明自《大汉天子》以来，都以硬朗的外形、爽朗的笑容、深邃的眼眸的绅士风度形象走“正面”路线，但在《风声》中黄晓明出演日本特务；以唱歌和出演电视剧见长的苏有朋，却以一个女性化秘书的身份亮相，也出乎观众之想象；影片中“吴志国”是英雄，可真实身份竟是隐藏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这与出场时不折不扣的日伪特务大队长身份相去甚远；特别是到最后，日本特务瞧不起眼的顾小梦竟然是“老鬼”，这种大幅度调整变换故事主角的“人物造型”，增加了影片的“陌生化”美感，也符合谍战影片的悬疑特点。

2.2 通俗商业包装下的“主旋律”塑造

在个性塑造中唱响主旋律。作为“为建国60 周年的红色献礼”的《风声》，其中的“主旋律”是必不可缺少的中心内容。在这个张扬个性的物质时代，说教性强的东西往往没有什么市场。如何让观众走进影院，欣赏他们的创作，重视娱乐或许才是“正道”。因此，如何做好主旋律题材的电影是市场条件下的一大挑战。

在以前的主流影片中，英雄的塑造通常见事不见人，高大全、简单化甚至直白的令人感到生硬而苍白。而《风声》中的主角从无所不能的孤胆英雄化身为有缺点、重情感的普通人，而且这些红色偶像的塑造，也一改传统的直白式的表达方式，没有响亮的口号式的豪言壮语。主角的形象是在随剧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老鬼、老枪也是普通人，但他们的信仰和信念却在危机和酷刑中体现出来。

老鬼身份暴露壮烈牺牲之后，李宁玉通过 “摩斯密码”读到老鬼的遗言：“我怕的是我爱的人不知我因何而死，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所有观众的无不被震撼。渐进式的主题深入，让观众自然而然地因老鬼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定的信仰而深深感动。“因为信仰，向死而生”这一主题得到升华。“主旋律”的激情在此刻得到了充分的宣泄，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和坚强不屈的性格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影片借顾晓梦的话道出革命先烈追求的精神价值，彰显了主题。除了故事和演员演技，真正感动观众的是影片所宣扬的“主旋律”：为正义事业奉献、牺牲的精神，宁死不屈的英雄主义精神。

《风声》打造出了“港式商业”+“红色经典”+“主旋律”的商业电影新模式，具有一定示范意义。其促成港台、内地两种不同文化、审美理念的交流，另辟蹊径地开拓了红色经典、主旋律电影的“非主旋律”的诠释方法。影片在抒发革命情怀、弘扬主旋律之中找到了与可看性、商业行之间可的平衡点。可以说，《风声》把国产主旋律题材和娱乐性这两个以前几乎水火不相容的主题进行了巧妙的结合，使得主旋律题材变得不再充满了说教和让人疲倦的干涩感，而是变得真正让人能够细细品读和回味。

2.3 自始至终的审美意境

一部电影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情况的悬疑和动作的激烈，最要的是观众能在观看过程中得到美的享受，无论是从视觉还是心灵，都能受到震撼和冲击。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说过“电好电影的标准，我觉得就是‘三性统一’吧，艺术性、观赏性、思想性。”【2】艺术性强调的就应该是其中蕴藏的美感。《风声》中的美感贯穿始终，令人唏嘘。

影片中的意境美。在电影开篇的场景就给人以视觉上的巨大冲击。从广袤的领土之上，一行行文字飞到观众面前，述说着故事发生的背景，在战斗机俯瞰下的万千沟壑，渐渐呈现出繁体的“风声”二字，既给观众带来了巨大的美感，也给人以神秘、悲观的意境，瞬间就把观众引入了那段白色恐怖的历史岁月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暗喻，正与电影的片名和内容密切相关。电影整体上采用阴暗的夜色、昏暗的灯光，这也导演对故事背景的一种美的渲染。《风声》以暗夜为基调，正与“风声”的表面含义相符，也与故事中的特务机关的阴险、毒辣，情节的惊险和扑朔迷离相暗合。因此，以“昏沉灯光下的暗夜”为主色调，应是导演煞费苦心的设计，而结尾的“明亮”则也和阴霾散去、国泰民安的社会现实切合。

影片中的真实美。在电影中，为了使场景更符合谍战惊悚的主题，原著中重要场景“裘庄”西湖，搬到了海边的悬崖。在悬崖搭建裘庄东、西两楼及空中露台、跨海铁桥；并找到符合真实历史背景的天津文物建筑区，斥巨资恢复上世纪40年代的建筑风貌。就是在细节上也丝毫不马虎，为了能让观众体验真实的美感，导演搜罗了近5000件真实的道具,光是裘庄西楼二楼书架上中外文书籍数量就高达4000多册，而且一切道具的摆放严格按照历史资料去还原。为了场景更显得优雅导演还撒费苦心的在大厅和李宁玉的卧室里配备了两架价值不菲的古董钢琴。真实才是最大的美，这应该是导演投巨资所追求的。

当然影片中还有很多创新之处，如“陌生化”的叙事方式，多元人物性格的塑造，中国元素的运用等等。《风声》作为一部商业影片，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票房，与其创新分不开的。

3 创新背后隐藏的悖论

作为一部商业包装下的主旋律电影，《风声》的创新应该为今后谍战片的发展树立了新标杆。但其商业片的功利目的，使得有些地方的创新未免充斥了太多的媚俗。 “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要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来，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 [3]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影片创新的背后难免留下商业影片所推崇的“暴力”与“香艳”，以吊起观众的“窥视欲”，满足观众的猎奇心。如在审问被捕的女共产党员时，把香料涂在女共党的胸部，让狗去撕咬，这是何等残酷与香艳的镜头；顾小梦被施以“绳刑”时，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和裙子里流出的殷红血液，究竟是为了渲染共产党员的坚强，敌人的凶残，还是为了吸引迎合男性的欲望，激发了性幻想？ 答案不言而喻。

影片似乎想通过“刑具”和“刑罚”的创新描述，来树立女性共产党员的坚强形象。但潜意识中，却陷入了男权主流意识形态的泥潭之中。女性在影片中虽然是英雄，但实际上却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服从和受指挥的位置，也就是服从于男权的统治。女性主义电影评论人安尼特·库恩指出，女性角色通常被架构成男性主导世界的“他者”和“局外人”。顾晓梦虽然在以她的行动诠释对自由、平等和独立的理解和向往，但毫无疑问，他仍然是作为男权意识形态下的附属品而存在。在影片中，顾晓梦和李两位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是在男性欲望的视域中完成的。刑具的创新描述中，突出了对女性性器官的残害，间接迎合男性的欲望，激发性幻想，通过对视觉的刺激和引导，将色情定格到男性秩序的话语之中，并使之得以巩固和强化。

《风声》通过在各个方面的创新，另辟蹊径地开拓了红色经典、主旋律电影的“非主旋律”的诠释方法，可以说开创了商业电影新模式，具有一定的标杆意义，但创新之后出现的商业痕迹与电影的主旋律之间产生明显的悖论。这或许是商业电影难以攻克的顽疾，也应该是商业电影有待进一步完善创新之处。希望《风声》之后，中国电影在商业化的包装下能出现更多的创新，更好地化解这一悖论。

参考文献

【1】[匈]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280

【2】《一个都不能少>剧组与南京大学学生公开对话>，<服务导报》，1999年4月25日。

【3】赵学勇．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J]．文学评论，2006，（5）：206～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