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人林白水的新闻职业道德分析——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

林白水（1874—1926），原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使用过的笔名有白水、秋水、扣子、白话道人、退室学者等21个。①他一生中创办了《中国白话报》《时事选刊》《公言报》《平和日报》《新社会报》（后改名为《社会日报》）等报刊，主编过《杭州白话报》《新中国日报》，还担任过《俄事警闻》（后改名为《警钟日报》）的白话主笔。他是第一批留学攻读新闻学的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报人，对于中国的新闻专业启蒙和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内当前对林白水在新闻方面的专业性研究，主要侧重于他的新闻思想，集中在他倡导白话文和坚持“讲真话”等方面。笔者认为，林白水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坚守也有颇多可圈点之处，对当前新闻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职业道德

陆晔和潘忠党教授在《成名的想象》一文中写到：“‘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概念远远超出了职业的基本社会学特征。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专业主义逐步发展成诠释、衡量和评判新闻工作的主导话语，它整合了三个领域的理念，即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②因此，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可以系统、全面地评判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上的得失。由于中西方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识还未达到统一，为了方便研究，笔者采用陆晔和潘忠党教授归纳的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定义，即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③总的来说，新闻专业主义主要包括新闻自由，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客观性，新闻、媒体的独立性（社会公器）四点要素。下面，笔者将结合具体的史料、事例，从这四个方面分析林白水的新闻职业道德得失。

二、林白水对新闻职业道德的践行情况

（一）倡导新闻自由

黄旦教授指出，新闻专业主义首先要求新闻业应该在社会中具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而新闻自由恰恰可以为新闻业提供政治中立、不受政党或政府支配的理论武器，为事先没有外来干预而从事新闻报道提供了必要条件。④可见，新闻自由可谓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

林白水曾在1903首次前往日本留学，主攻法律，兼修新闻。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的影响，尤为倡导新闻自由，并明确提出了“自由权”。他曾在1904年2月16日的《中国白话报》“论说”栏目上撰文《国民的意见》，文章指出：“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当时就以白话形式提出“纳税人的自由权”，可以说是并不多见的，⑤这表示他明确意识到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并向民众大力宣扬这一观念。

他除了意识到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新闻自由的追求。有人曾评论他的文章“词严义正，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⑥他所创办的《新社会报》因独家披露吴佩孚挪用盐业公债的黑幕被勒令停刊，之后他将其复刊并改名为《社会日报》，并撰《本报复业宣言》一文表示自己将不改立场，文章写到：“所以这杀气腾腾有枪阶级鼎盛的时代出报，固然是有不可避免的灾难，但是为着我自己人格，以及朋友们、阅报诸君等等期许的好意起见，也值得挺着脖子称硬汉。顾不得上了年纪，有没有大胆，还是一仍旧贯，照着本色行事。”⑦之后他确实如这段文字所写，一直在用行动落实着新闻自由的思想观念。无论是他在1923年1月25日的《社会日报》上发表时评《山东全省好矿都要发现了，矿帅潘大少爷恭喜山东人发财》揭露潘复的贪污敛财，还是在1926年8月5日的《社会日报》上发表导致他被杀的时评《官僚之运气》，抑或是当潘复因为《官僚之运气》一文勒令他在报纸上刊出更正声明并且公开道歉时，他的断然拒绝并答复“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⑧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二）重视新闻的真实性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没有真实就没有新闻。这是一切从事新闻传播的人士所一致公认的准则。⑨

陈与龄先生曾评价林白水的文章：“其见诸报章者，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⑩林白水擅长针砭时弊，并且敢言，他很清楚这会惹来“不可避免的灾难”，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就放弃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⑪

事实上，虽然他的一生颇受争议，而且他确实也非白璧无瑕，但是他的确做到了对新闻真实性的坚持，这也导致了他的入狱和报纸的一再停刊。《公言报》的资金虽然来自于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但是林白水却并没有因此就放弃对政府黑幕的揭露。他在1917年春，先后独家披露了政客陈锦涛贿赂议员拉选票和原交通总长许世英在津浦租车案中贪污的丑闻，并导致陈锦涛入狱和许世英辞职。此后，他在1921年创办了《新社会报》，虽然收了吴佩孚送给报社的辛苦费，却并没有因此对他笔下留情。1922年，《新社会报》独家揭露吴佩孚挪用公债购买军火，这也导致该报的停刊。风头略过，他将《新社会报》复刊并改名为《社会日报》，但是如他在《本报复业宣言》一文所写，他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本色。1923年2月28日，他撰文《吴大头之进项》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一事，并因此被捕入狱。虽然他一再因为揭露政府黑幕被军阀迫害，但他对此却深感自豪。他先是在1925年12月24的《社会日报》中写到：“《公言报》出版一年内颠覆三阁员，举发二账案，一时有侩子手之称，可谓甚矣。”后来刊出的《白水启事》还写到：“实在感激惭愧，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文字贾祸，也很值得。”⑫可见，即使一再因文字而遭到迫害，林白水还是没有动摇新闻记者应该说真话的这一理念。

    （三）客观性的缺失

舒登声认为，客观性既是一种道德理想，同时又是一整套报道、编辑实践，以及清晰可见的写作样式。⑬这除了要求记者保持中立的态度，还要求记者在具体的新闻报道写作中也不能掺杂个人情感和党派性，必须用客观的言语反映事实。然而，由于受当时的历史背景及个人经历的影响，林白水在这一方面明显有所欠缺。

林白水在1891年就创办了“闽中女学会”，当时他仅有17岁。随后在1898年前往蚕桑学院担任教习，不久又转调至求是学院担任总教习。之后在1902年他与舅兄创立了近代福建第一所新式学堂——福州蒙学堂。或许正是因为他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并且拥有过办学经历，在他的报人生涯里，他更多地是把新闻作为自己论证的工具，作为向民众宣扬自己政治观念的扬声器，以达到自己启蒙百姓、立言救国的目的。这从他写的《中国白话报》的发刊词中就可以看出来：“倘使这报馆一直开下去，不上三年包管各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识见，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望了。”⑭他所写的新闻里除了新闻事件外基本上都结合了自己的评论，很少有对某一新闻事件单纯的记录和报道，有时候可能甚至只有评论。

由于林白水所处的是一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特殊时代，这就使得他的新闻作品反映的社会思想明显带有激进主义的倾向。他激进的社会思想主要包括人种观念的激进、鼓吹种族革命，⑮以及鼓吹用暴力、暗杀进行革命。在他的激进思想的宣扬下，吴樾做出了炸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一事，这从《民报》刊登的吴樾写给妻子的绝笔可以看出：“自阅《中国白话报》，始知革命宗旨之可贵；自读《论刺客》一篇，始知革命当从暗杀入手。”⑯可见记者一旦在作品中掺杂了自己的情感和观念，借助报纸等媒体的宣传，就容易影响民众的思想，而这影响带来的却并非都是好事。

有人评价林白水的文章：“议论个人长短，或揭人隐事，‘涉及权贵私德问题，形容备至，不留余地’。”⑰林白水文章中的语句、措辞常常涉嫌人格侮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对新闻自由思想的理解有所偏差。他在1923年2月28日刊出的《吴大头之进项》中给吴景濂取绰号为“吴大头”，还因吴景濂为吴三桂后代而称其一门为“塞外的流氓，关东的蛮种”；1923年6月他在《国民还要卖猪仔表么》《赶猪运动》等新闻报道中痛斥受贿议员为“猪仔”，称国会为“猪仔国会”；此外，导致他引来杀身之祸的评论《官僚之运气》更是将潘复比作张宗昌“系于袴下之肾囊”。⑱虽然他的本意是想要揭露政府的黑幕，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但是这种人身攻击式的言论，不免让读者的关注重心偏离了真正需要揭发、抨击的政治问题，转为评判起具体人物的品德得失了，影响了新闻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同时这也不符合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客观性的要求。

    （四）独立性上的矛盾

因为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所以其运作应该是完全独立的，这意味着媒体不应受政党或派别、朋友或敌人以及经济的影响。由于林白水身处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初，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他与很多报人一样都有着救国思想和自己的政治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导致了他在新闻、媒体的独立性方面表现出了矛盾的思维和做法。

他对于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有着一定的认识，其撰写的《国民的意见》一文就明确指出报纸是“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⑲对此，一方面，他倡导办报，提倡白话文，以启迪民智。他一生创办和主编了近十种报刊，在为《杭州白话报》撰写的创刊词《论看报的好处》中也用浅显、贴近生活的例子极力宣扬报纸“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好处。⑳而在《中国白话报》的发刊词中更是点出办白话报是为了给普通百姓看的，是为了方便普通百姓接受先进思想。21另一方面，他心系百姓，重视社会新闻，以群众利益为上，评论内容涉及教育、租税、农业、商业、田赋等。例如林白水在《中国白话报》中写有很多鼓励养蚕兴业的言论，主要文章包括《养蚕大发财》《谈丝》《蚕业上最要紧获利的法子》《制种的大利》《屑茧制丝的法子》等。22

虽然林白水认识到了媒体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但是由于他并不擅长运营报社以及拥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因此其新闻职业道德在独立性方面有所欠缺。为了维持报纸的运营，弥补办报的亏损，林白水除了依靠亲友资助、卖文字和典当家产外，还不得不依附于政党或者权势人物办报，以及利用内幕新闻敲竹杠。如上文所说，《公言报》的创办资金来自于段祺瑞政府，而且他办《新社会报》期间也收受了吴佩孚的财物，虽然他依然揭发了很多政府的黑幕，却也不免使报刊一度沦为政府、党派的喉舌。同时，为了办报，他常常利用内幕新闻敲政府财政机关的竹杠，他打算向人要钱，就指名大骂一顿，“给钱就不骂，决不恭维”。23此外，林白水最具争议的经历就是他曾加入袁世凯的政府，并在薛大可主办的《亚细亚报》上发表了不少为袁世凯歌功颂德的文章，这说明了林白水是有自己的政治观念并且希望通过报纸向民众宣扬的。这些事例无一不证明了他在新闻、媒体独立性方面有所欠缺。

三、总结

综上，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分析，林白水拥有新闻工作者对新闻自由、新闻的真实性等职业道德的坚持和追求，但是在新闻、媒体的独立性方面却认识不足，并且欠缺新闻的客观性。不过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林白水在新闻职业道德方面的欠缺却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林白水当时正处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时期，新闻专业主义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方的新闻界都没有完全成熟，而且他对于新闻自由、新闻真实性和媒体应作为社会公器的认识在当时已是比较难得了，所以从学术史角度上来看，林白水的在新闻职业道德的践行上有所不足是可以理解的。其次，清末民初时期很多报人办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救国，而且在当时对于什么样的政治理念才能够救国也并没有明确答案，加上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国内民众无法接触或者无法理解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很多爱国报人不免都怀有办报是为了启迪民智，向民众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以最终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的思想，所以从这一层面上来看，林白水在客观性方面的缺失以及在独立性方面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存在必然性。最后，林白水有极强的人种观念，他从来最为排斥和反抗的都只是满族和清朝，他其实并不反对汉人做皇帝，而且当时袁世凯一度也迷惑了孙中山、黄兴、蔡锷和梁启超等人，所以林白水受其自身政治观念的影响加入袁世凯政府也并没有那么难以理解。

毕竟人无完人，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看待林白水，而正如邓拓对他的评价一样：“无论如何，最后盖棺论定，毕竟还是为反抗封建军阀、官僚而遭杀害的。”24林白水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初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某些新闻理念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但那也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我们仍必须承认他确实拥有着值得当时和现在的新闻工作者学习的新闻职业道德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