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逸”与“沉重”的人文冲突——解读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在古希腊时期，西西弗斯滚石上山的神话之所以令人无限着迷，就在于它暗喻了上面提到的问题：生命的本质——是“轻”，还是“重”。

这可能是人类关于生命本质最早的探索，在古希腊时期，“命运”的观念在人们心中由恐惧变为一种无以复加的神力，人们感到一种不自在的束缚感，这种无法摆脱的束缚仿佛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是令人敬畏的“神”加于人们头上的。

按照这种思路探寻下去，我们会发现：事实上，西西弗斯的神话贯穿于整个西方思想的历史。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认为，没有什么事物是变化的。人生和历史都是一成不变的，有着固定的目标。而继巴门尼德思想的柏拉图，更是建立了一个“理想国”，设计了人类理应生活的最美好的世界。总之，人生有方向，有先验的规则和目标，历史亦然，因此生命是沉重而有意义的。这样的生命观历史观的思维模式延续到中世纪，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只不过上帝战胜了理念，天堂代替了理想国，祈祷福音取代了追求真理。对理性的推崇，对生命之重的敬畏，在十八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只是由天上的上帝转变为“人间上帝”，对封建王权的崇尚，使人类刚刚从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又来到了皇权的重压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重”持肯定态度的生命观，已经从最初的自发的对自然敬畏，对命运顺从的感性认识发展为具有价值判断的哲学观念，他强调了社会责任，历史的循环和生命的目的性，在西方世界占据着正统观念的地位。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女主人公之一的特蕾莎就是对这种生命之重的守护者。古典爱情小说里无非是才子佳人，第一次约会时女主角总是光彩照人，完美无瑕，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情怀。而特蕾莎的初次约会便产生了胃里咕咕的低语声，这便把特蕾莎从爱情的圣坛上拉了下来，设定了她先在的“肉”的本质，产生一种沉重感。特蕾莎从小生活在母亲的世界里，这是一个轻贱肉体的家庭环境。在母亲眼中所有的躯体并无二致，一个跟一个的行进在这个世界上而已。因此孩提时代起，特蕾莎就把裸体看成集中营规划的象征，屈辱的象征。这在特蕾莎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痕，这给后来本能肉欲的挣扎买下了伏笔。因为六个碰巧的机会，特蕾莎被推向了托马斯，推向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关于“轻” 

人们发现，不仅可以动用理性思维来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且非理性作为一种先验的存在也早已被人们认识到。感情的激荡与狂欢，似乎不在理性的控制范围内。随着古典文明的没落，神性光辉的消退，生命的暂存性和一次性彻底显露出来。这是西方哲学从尼采到加缪所力图揭示的人类生存状况。

其实，西方世界从巴门尼德划分意见世界和真理世界，柏拉图划分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开始，就有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分野和碰撞。理性与非理性，重与轻，仿佛是西方思想史的两条脉络，二者从来没有间断过，即使一方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及生活方式，另一条也没有消失，它只是作为暗流潜藏其中，待时机一到，便纵横豪迈地迸发出来，闪现着更绚烂的光辉。

生命是无目的的，历史是虚无的。这最早可以追溯到酒神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这种出于对人性的渴望和反抗，可以看作是最早的追求“生命之轻”的宣言。而到了伊壁鸠鲁，这种观念就更加成熟和理念化了，他追求心灵的宁静快乐。这种精神在宗教专制的中世纪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排斥,被视为异端邪说。但人性的张扬不可能被永远压抑,酒神精神也永远不缺乏继承人。哪怕是在清规戒律多如牛毛的中世纪,也不仅仅只有骑士们在追求爱情和自由。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仿佛淹没了其他来自感情的呼唤，“古典主义”成为当时的清规戒律，而此时的洛可可文学仍然在重压下狂欢、舞蹈。文艺复兴伊始,对于人性的呼唤和赞美更是如春雷般滚滚而来，而卢梭的“自然神论”则开启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锋。到了二十世纪，非理性完全取得了思想史上的霸权，现代后现代成其两翼。它们张狂吞噬着一切道德、理性、权威。人们又一次陷入了精神危机，到处是平面化、碎片化的处理，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信仰，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的遮蔽”。精神家园荒芜了，人类何去何从？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打破欧洲文学自古希腊以来推崇沉重的传统，发现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不是沉重，而是轻松。在昆德拉笔下众多的人物中，萨比娜应该是最有才华的一个，她的头脑最清醒，而同时最冷漠。她的一生便是循着“金色号角”的召唤写满了背叛，在她看来背叛就是脱离原位,投向未知。她甚至认为没有比背叛更美妙的事情了。她首先背叛了她的父亲嫁给了一个有离经叛道的坏名声的平庸的布拉格演员,又因为双方父亲都认为他不可接受之后,她又“背己所叛”，向丈夫宣告要离开他。直到后来，她背叛了深深爱着她的另外一个情人弗兰茨。在萨比娜身上，聚集着一种颠覆传统，反对“媚俗”的理论品质。对于性爱，她没有特蕾莎关于灵肉冲突的激烈拷问，在她看来，灵魂属于灵魂，肉体属于肉体，它们用不同的认知方式认识不同的层面。她恪守和托马斯的“性友谊”，毫不保留地张扬自己的肉欲，张扬人的原欲，这是她最真实和原本的情感，它永远不会衍生出第二级的东西，约束了她最原本的感情。所以，在萨比娜的生命中，她所背叛的不仅仅是男人，而是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这样说来，萨比娜抵制媚俗作态就是从人民伦理转向自由伦理的表达。的确，自由伦理的身体原则，意味着不同身体感觉的平等权利，意味着承认只把身体当作身体来享用的原则。在她那里没有任何既定的原则和伦理价值标准，因而她的脚步是轻松的，展示给我们的是另一条全新的探索之路。未必抓住神明的衣襟就是真正的幸福，感官的快乐也可以被称作是美好的享受。

然而这些背叛并不是每次都能如愿，毕竟每一次的背叛都使我们离最初的反叛越来越远了，因此这一切的所谓背叛其实不过是“背叛自己的背叛”。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都失去了——还有什么可以背叛呢？而当她背叛了所能背叛的一切时,她的生命感觉就轻到了让她难以承受限度。当她像局外人站在这个世界边缘时，她才发现最终的一切是虚无。因为她渴望的是一切形而上的抽象物，她的生命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撑点,她的精神只能走向空虚, 她个体生命的终点只能是虚无。她丧失了对美好生命的感受力，因此当她看到一对老夫妇万年的和睦生活，她虽然被感动的流泪，但她也意识到，这只是“美丽的谎言”。

“轻”与“重”

生命之重，灵魂向肉体的坠落，也许生命太过自由，承受不了来自传统道德、历史理性、高尚信仰的重量而放弃对它们的追求；投向肉身的追求，也会让人走向虚无。那么，这“灵”与“肉”的冲突如何来平衡呢？肉欲狂潮只有放纵，而放纵之后又有生命难于承受之轻。作者在存在意义上严肃而深刻地探索了灵与肉的多重维度，揭示了灵与肉的分裂，冲突和对抗。

在托马斯内心深处，他十分恼火严肃逼人的“非如此不可”，于是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对改变的深切渴望。渴望按照巴门尼德的精神，把重变为轻。为此他放弃了与妻子，父母，孩子之间的人伦之爱，他认为那种爱是责任是负担，是让人生活被压抑被扭曲的重，他推开了那试图压倒他的沉重责任，推开那“非如此不可”。受启蒙意识形态支配的托马斯对“个人属己”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他的“身体伦理”是：“Einmal ist Kein Mal（只发生过一次的压根儿等于没有发生过）。”然而，托马斯是矛盾的，他始终徘徊在灵与肉，必然与自由之间。当他抛掉所有的必然和责任时，他终于体会到了幸福，感到不在乎带给他的快乐，在这一点上，他与萨比娜如出一辙。然而所不同的是，他的反叛有终极目的，“肩负人类的重担，为人类寻找家园”，所以他的脚步注定沉重。什么叫做生命的沉重？

害怕生命之重的托马斯当遇到特蕾莎时，一切就发生了变化，他恢复了自己身上所带有的灵魂的感觉，托马斯处于奇怪的同情接受了萍水相逢的特蕾莎，他进而发现，同情这种向来被认为是与爱情不甚相干的二流感情，居然是最高档次的爱情。它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最真诚最至高无上的感情。而特蕾莎的“身体伦理”恰恰与之相反。这种处于生命本质的感情随之使生命变得沉重，可以说，特蕾莎是引导托马斯走向上帝的人，她把他拖回沉沉的大地，激起他深深的共苦感。正是因为托马斯轻飘的灵魂找到了肉体，灵魂才有了负重的伟大，“特蕾莎构还了他的肉体”。

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看，面对“轻”之下的人生无意义，可以通过选择确立自己人生意义所在，从而构建起生存之重，以此来体味自我生命的存在。作为个体的存在不可能抛弃生命之重而走向个人主义，那样结果便是虚无。生命的意义并不单纯的定义为轻。面对极限的境遇，通过选择可以为轻飘的生命灌注责任，理性，信仰。这样才是人之所以为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存在主义从这一角度来说，似乎平息了灵与肉的撕扯，沟通了情与理的冲突，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妥协。 

结语 

然而，灵与肉、情与理的战争并没有走到萨特这里而停止争斗，肉体战胜不了灵魂，轻逸超脱不了沉重，它们始终处于一种“无限二律背反”的哲学。生命的意义或许就是轻松的戏谑，是一个轻松的有趣传说。但是作为生活于社会中的、具有不同于动物的感情的人类，却不得不把它变成“形而上的真理”和“严肃的四重奏”。人们不再像动物那样轻松和自然，而是戴上了沉重的面具。在这二者之间，到底何为积极、何为消极？“轻”还是“重”，哪个才是生命的意义？

哲学思想的发展总是在左右摇摆中前行，它试图让人看出在理性社会中非理性的重要和在思想无归属，陷入混乱时信仰的必须，如劳伦斯在两性的和谐中寻找永恒，艾略特在在封建宗法制的田园生活中寻找寄托。物极必反，在呼吁张扬生命之轻后，必然是对轻的反思和对重的回归，对理性的回归。

参考文献：

1.郑克鲁《外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2.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3.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

6.卡尔维诺《未来文学千年文学备忘录》，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

7.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