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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大地》中的中国形象

作者:施定芳来源:原创日期:2012-07-15人气:1727
影片中处处展现了中国农村的落后风貌,人们扛着铁耙、踩着水车、牵着水牛、推着独轮车在田间地头劳作。男人们还留着长辫子,女人们裹着小脚。这些来自中国的异域风情让美国观众新奇不已。据说,为了达到这一效果,1933年12月,导演乔治·希尔率领一个摄制组前来中国,拍摄背景素材,收集各种道具,随行的摄影师查尔斯·克拉克后来透露说,摄制组共拍摄了15万英尺长的胶卷,3000张照片,近1000段录像,购买了重达20吨的道具,包括全套的农具、三头水牛,大量的服装和小孩的玩具,此外还有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用品,以备在好莱坞拍摄时使用。[2]美国人早已进入了机械化作业的工业时代,而在遥远的东方中国,人们还用原始的方式劳作。电影编导特别选取了这些场景,一方面客观地再现了中国原貌,而另一方面迎合了美国观众的期待视野。在他们眼中,中国农村就是落后的。原始的劳动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展现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反射了他们对自身先进文明的自豪感。
三、影片中妖魔化的中国小人物形象
影片中有很多中国农民小人物,如王龙的小妾荷花、黄家大院的看门人、黄家管理厨娘的老女人、黄家老太太等等。这些人基本上都被妖魔化了。荷花原是一个卖唱女子,被富起来的王龙纳为小妾,终日懒散不堪,银幕上的荷花被刻画得极端模式化,眼神扑朔迷离,始终处于勾引挑逗异性的状态。荷花一面唆使王龙夺走阿兰珍爱的两颗珍珠为其修造花园,一面与王龙的小儿子偷情。大概在外国导演的眼中,小妾就是一个整日搔首弄姿、对男性挤眉弄眼的妖精形象。而黄家大院的守门人也是刻画得滑稽可笑。王龙在结婚当日上黄家大院去领女仆阿兰做老婆,为他开门的是一个肥头大耳的大汉。他满脸不屑地盯着衣着寒酸的王龙看,脸上点上了几颗痘,嘴角还有一个又大又丑的黑痣。当他得知王龙是要过来讨老婆的,当即大笑起来,满脸的嘲讽,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几个男仆人也在哈哈大笑,让王龙浑身不自在。看门人最终还是将王龙领进门,一边往里走一边大声吆喝:“讨老婆的农夫来啦!讨老婆的农夫来啦!”惹得黄家的大小仆人都围上来看热闹、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看门人和仆人们自身身份都很低,但是看到只能取得起大院人家仆人的男人来了,都用嘲笑来维持自己的那一点点自尊。紧接着另一个小人物——黄家管理厨娘的老女人也粉墨登场了。她身材肥硕,眼神诡异,眼见着阿兰就要跟王龙走了,企图最后从阿兰身上捞取点什么。于是喝令阿兰把装着全部家当的木箱打开,义正词严地斥责阿兰准又是偷走了什么东西。眼疾手快的她看到了两颗珍珠,马上夺走,不分三七二十一给阿兰一记耳光,厉声喝问阿兰是从哪儿偷来的。阿兰委屈地解释那是自己被卖到黄家的时候父母留给自己的,但这解释根本无济于事,那老女人一口咬定是阿兰偷的,将珍珠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黄家老太太的形象也是让人哭笑不得。镜头中的她像一具僵尸一样端坐阿兰和王龙跟前训话,声音阴阳怪气,尖细刺耳。
这些中国普通人形象中折射出阴暗色调和歧视意味。他们是小人物,有着这样那样的性格弱点,但是在这部电影中基本上所有的小人物都被完全否定,被妖魔化处理了。电影编导似乎热衷于渲染这些小人物的丑态,来博取观众一笑,而对诸多人物的刻画像是在绘制扭曲的漫画。这些漫画式的处理迎合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社会这个“他者”形象的“期待”。在他们眼中,中国大部分农民仍然落后、冷漠、自私,甚至滑稽可笑。他们以文明者的身份自居,以嘲笑的心态看待中国底层人民,从而满足了自我认同的需要。
四、影片中愚昧、混乱的中国社会
影片《大地》在展现落后农村的同时,不忘在某些间隙输入西方文明的影像,让西方文明以一种积极的面貌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特别是在抵御蝗灾那一扣人心弦的情节中,西方农学先进技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农业科技显然是当时西方文化与西方科技进入中国的缩影。王龙已经模糊意识到人受困土地的局限性,把大儿子送出去读书。大儿子把在大学里学到的农业科学知识运用到救灾中,挽救了大片庄稼,给人印象深刻。电影编导们特意设置出抵御蝗灾这么一个情节是为影片圆满结局做铺垫,却也是折射出西方社会的文化心理。他们以自己的先进科技为荣,以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认为自己的先进科技和先进文化进入中国是对愚昧落后的中国的恩赐。
由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巨大差异,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农民的故事十分简单。农民们所依赖的经济结构十分模糊,农民贫困、饥荒的根源除了天灾,就没有深入探析,影片中少有几处提到的革命也只是轻描淡写。影片特别描述了王龙一家逃荒到南方某城市时对革命的目睹,镜头下充斥的只是在城中横冲直闯的士兵和愚昧无知的暴民,这些暴民大多是农民,他们认为革命只不过是跟吃有关的东西、认为共和就是到富人家抢劫,由于意识形态、对中国了解程度以及影片角度的局限,电影编导们对革命的性质和目的没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些浅显的描述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掩盖了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真相。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影片中对中国农民形象的展示投射的是美国和中国,自我和“他我”之间的互动,混合的是西方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它提升了美国人对中国人人性的认识,并激励了美国人度过难关的勇气。如影片片头处就写了这么几句话:“这个故事展示的是一个谦逊的民族和一个伟大民族的灵魂。在这个中国农夫的简单故事中,你可以找到某些中国的精神——谦恭、勇气、继往开来。”但是,影片并没有真正改变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而是加深了中国在美国人眼中的“他者”形象。在美国公众看来,中国普通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粗俗、落后、愚昧、需要西方文明的拯救,他们以怜悯的心态看待中国人,满足了自我认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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