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学视野下的职业教育比较研究-成人教育论文发表

教育经济学视野下的职业教育比较研究——来源《中国成人教育》2011年19期

 陆俊杰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高校园区 450018）

关键词：比较，教育经济，差距

一、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外对比

（一）国外职业教育的特点及优势

1、生均经费高

德国职业教育的生均经费大大超过普通学校。因为德国职业教育的学生在学校是学生，有生均教育经费；在企业学习，他们是学徒，有企业的培训费，而且培训费更高。2002年，德国职业学校教育费是95亿欧元，分摊到270万学生身上是生均3518.52欧元。同时，双元制企业培训的经费140亿欧元，分摊到162.24万学徒身上，为每人8629.19欧元。此外，政府企业等提供的继续职业教育费99亿欧元。3项支出共占当年GDP的1.7%。[1] 1993年瑞士的公共教育经费中，职业教育经费占16%，学术高中占8%，高等教育占17%。[2]一个国家在教育上的花费和投资结构，总体来说反映了该国给予年轻一代多少投资和准备了多少合格的劳动力和人口，反映了该国对于各级各类教育的价值判断和功能定位。瑞士在教育经费上对职业教育的倾斜，反映了它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

2、职业教育学生占高中阶段学生比例高

对照日本、美国、德国、瑞士等国，我国与之相差悬殊。日本出生率低，我国出生率高，特别是少数民族出生率高，但我们的职业教育入学率却远低于日本。计算日本职业学校新生与小学新生的数量关系，2002年，日本职业学校新生数相当于小学新生数的73.7%。2002年，德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学生270万人，万居民中有327人。德国普通高中在校生65.77万人，仅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19.6%。德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数比小学生数314.43万少，但平均每个年级的职业学校学生数则多于小学生数，为114.59%。瑞士2002-2003常年，仅职业高中在校生万居民中就达298人，加上高职就达410人。2002年，我国中等技术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学招生数422.27万人，相当于小学招生数1952.8万人的21.6%。[3]日、美、德都是政治经济大国。我国人口、土地虽居首，但经济却远不如。瑞士面积41285平方公里，不及我国1/200，人口不到我国的1/180，自然条件仅相当于四川的甘孜、阿坝、凉山，面积仅甘阿凉1/8，人口却多甘阿凉160万，但瑞士人均GDP却是我国的40多倍，甘阿凉的80多倍。发达国家人均GDP都在我国的20倍以上。同时，他们人口中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也在我们的数倍乃至10倍以上。^[4] 2006年，全瑞士有23200名学生进入普通高中学习，有78100名学生进入职业学校学习。多数地区近70%学生选择上职业技术学校免费学习，只有25%左右的学生进入会考高中。职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大约80％~85％就业，15％~20％进入高等职业学院或应用科技大学深造。^[5]

3、工具理性向人文理性的转型

20世纪70年代，由于面临着诸如经济危机等各方面的挑战，许多西方国家对传统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反思，除“产学合作”外，“多元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逐渐兴起。80年代，由于“收益率分析”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产学合作”模式的迅速发展和企业加强了对职业教育的参与，“多元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呈现大发展趋势，但由于片面强调准职业人的工具性和效用性，因而缺乏对人本主义的足够追求。90年代，随着世界银行开始实行职业教育战略，西方各国政府都把职业教育放在教育结构中的突出位置，通过增加投资来激励办学主体和企业主拉动多样的人力市场，而作为人力市场基本构成的准职业人则力求获得最宽泛的和可变通的职业能力。企业主则希望新雇员具备“即插即用”的能力，不久就能为企业做出贡献，并认为其迅速学习的能力最为有用。^[6]进入21世纪，随着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办学主体、企业主和准职业人不仅都需要更强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创造性以应对社会变化和更广阔的全球市场，而且三者关系将表现出越来越少的层阶性，即表现出人本中心的民主主义走向。^[7]美国职业教育的实施机构主要是综台高中和社区学院，社区学院是美国职业教育体系的一大特色。

（二）中国展职业教育的劣势和问题

1、中国教育经费投入仍需加大

在1992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规定了国家将在本世纪末（2000）使教育经费达到国民经济总产值（GDP）的4%的世界平均水平，然而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的教育经费绝对投入数量有所增加，但在投资的比例上却始终未能达到这个目标。诉诸我国的教育实际，虽然一些中心城市及东部发达地区的教育设施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有些地区的教育设施甚至可以与发达国家的教育设施媲美，但是放眼全国，有许多地区的教育设施依然很落后，教育条件依然很简陋，特别是用以稳定教师心理和精神的经济待遇不高，尚需要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来稳定教师队伍。所以，我国目前的教育投入水平还需要加大，政府兑现4%的教育投资依然很有必要和意义。^[8]在教育经费总投入没有完成既定目标的背景下，职业教育的经费缺口则更大。而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需要加大教育投入的落后地区，既是城市和发达地区打工者的主要流入地，又是一些中心城市及发达地区社会治安问题的发源地，其教育水平和社会道德水平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的文化和政治质量，因而加大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对于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职业教育不能满足需要

中国的教育投入仍不足，职业教育尚处于边缘地位。^[9]相对我国众多人口和近年社会发展的需求情况，我国职业教育总体上还比较薄弱，能受到职业教育或者培训的人数比例还比较低。2004年全国城镇从业人口中，有技能的劳动者仅占32%，技能劳动者的技术等级偏低，初级工占43%，中级工占46%，高级工占13%。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大约只占20%，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仅占0.13%，没有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高达76.4%，所以现在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还相当薄弱。目前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已达3200万人，而参加过培训的仅占10%，很多产业部门都反映缺乏高水平技能人才，有的地方出高价也难聘到技能精湛的高级技术工人。^[10]而职业教育的规模也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1949—2000年，我国中等技术学校、农职业中学、技工学校共招生6881．4万人，仅占同期小学招生11．72亿人的5．9%。1980—2000 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较好，入学率近20%。但2000年职业教育收费后，职业学校招生在全国普遍下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尤甚，其中不少地区不到5%。^[11]

3、职业资格制度不完备

“许多重大安全事故是由于职工没有经过严格的职业培训就上岗而引发的。”强化职业准入和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推动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我国已开始建立职业准入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对发展职业教育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现在的覆盖面还不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订的职业分类共有1915个，涉及4710个工种，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实施就业准入的职业工种只有87个^[12]。因此，必须强化职业制度准入，完善职业技术的标准，加强监督落实；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要按照职业证书的内容要求组织教学。

二、职业教育资源的区域性配置差异实证分析

（一）综合发展状况差异较大

陈嵩、马树超按发展指数对中国职业教育地区差距进行了研究。^[13]他们研究结论为：第一类区域内共有四个省区．属东部地区．其发展指数均在0．85以上。按中职发展指数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北京、上海、浙江和天津。第二类区域内共有十个省区．其发展指数均在0．65～0．75之间(第一、二区域内省区的发展指数在全国平均水平线之上)。这十个省区中。东部五个。占一半：中部和西部分别占三个和两个省区。列前五位的省区依次是：重庆、辽宁、江苏、福建和山东。这些省区以东部为主，其职业教育发展指数均在0．7以上，比排列后五位省区的指数要高出0．4以上。从今后几年的招生规模变化趋势看．列前五位的这些省区将比目前的招生规模增长50％左右。第三类区域内共有十三个省区．其发展指数在0．51～0．60之间．这一类区域包括海南省等七个中部省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六个西部省区。第四类区域内共有四个省区．为西部地区．其发展指数均在0．48以下(第三、四类区域内省区的发展指数在全国平均水平线以下)。从发展趋势看．这几个省区今后几年的人口基础将呈快速增加态势．相应的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将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据预测，至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将比2002年增长120％以上。但是，应该看到．除贵州外的其余三省区当地招生的绝对人数均未超过10万人。因此，今后几年这些省区一方面要意识到扩大规模这一现实并作好充分的准备，在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和加大投入的同时，要努力改善办学条件，高自身职业教育资源的供给能力，使中等职业教育未来几年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缩短与其它省区的差距；另一方面，要加强与京、津、沪等东部发达地区的联系．通过多种联合办学的途径和方法，提升这些地区职业教育的整体水平和为地方经济社会的服务能力。

（二）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水平差异显著

据《中国教育报》公布的数据，2003年全国职业中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平均水平为1684．79元。其中上海以4162．95元为全国最高。该指标在1500元以下的有安徽、陕西、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12个省区，全部为中西部地区。从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增长率来看，区域差异也很大。2003年全国平均增长率为1．25％，其中天津、上海等地增长率超过10％，但仍然有14个省区出现负增长，拉大了地区间的差距。^[14]可见，东部省份的地方财政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支出比例明显高于中西部省份。即使财政支出比例相同，由于东部省份财政收入高于中西部省份，所以在投入金额的绝对数量上，东部省份也明显高于中西部省份。这客观上使得东部省份的职业教育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中西部省份。

（三）各地区职业教育资源存在较大差异

从职业学校生均固定资产总值水平看，2003年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固定资产总值达1331．9亿元，生均为12522．9元。从省区来看，生均固定资产总值最高的三个省区平均为26181．7元，而最低的三省区平均为8476．3元，相差3倍以上。从职业学校教师资源分析，2003年生师比最高的三个地区平均达24：l，每个教师负担的学生数远高于全国19：1的水平；最低的三个地区平均只有9：1，反映了职业教育资源闲置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北京、上海两市的职业学校教师学历达标率已经超过80％，而青海、陕西、江西三省分别为48．71％、52．98％和56．33％，从学历上反映了职业教育师资力量薄弱。^[15]

三、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的现实迫切性——经济视角的分析

（一）是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

目前，中央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要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从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温家宝总理提出了“教育结构调整总的方向是：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明确提出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之一。职业教育应该成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是所有国民所必需的终身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缺少职业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职业教育应该成为全民的教育。^[16]河南省提出的“八大提速工程”中也包含发展职业教育的内容：抓紧确定省级职教改革试验区及其实施方案，加快实施76个职教攻坚建设项目；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加大培训转移贫困农民力度。继续做好高层次人才“兴豫之光”行动计划，积极引进国外人才和智力。     牢牢抓住解决综合竞争力不强这个深层次矛盾，把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转型升级作为跨越式发展的重点支撑，把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作为中原崛起的新动力。^[17]

（二）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要求

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必然要变革，内需驱动是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有很多类似之处，都是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增长依赖于出口，依赖于西方市场。这次金融危机告诉人们，中国的发展还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就是说要建设一个内需型经济体。在全球化环境下，内需和外贸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对中国这样的大的经济体来说，内需无疑要比外贸重要得多。^[18]因为西方没有了需求，依赖于西方市场的实体经济必然出现问题。人们已经看到在珠江三角洲有大量的工厂倒闭和大量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失业。珠江三角洲的正在面临很大的困难。出口导向型经济要转型，这是很显然的。然而，转型并不是说要否定出口导向。在中国内部，出口导向型经济也表现为不同类型。比较一下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导向型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放任型”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地方有关部门对本身的产业发展没有长远的政策，只要是外资就受到欢迎。因此，低技术、劳动密集、高能源消耗、高污染等成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特色。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示出其不可持续性的特点。^[19]

消费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1952年，我国的消费在GDP中占69%，与当年美国的相近。但在1978年，这一比例下降至45%，1992年下降至42%，2007年又下降至35%，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始终在70%左右。////消费不足并非国民不愿意消费，而是他们没钱消费。^[20]随着职业教育培养的产业工人日益富裕和壮大，他们的购买力也就增大，于是，目前困扰中国的扩大内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由此还将逐步形成一个以蓝领为主的中产阶层。而众所周知的是，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21]

（三）完成作为“金砖四国”之一职责的需要

作为金砖四国之一，要保持发展活力，完成历史使命必须增强发展活力。“金砖四国”（BRIC）包括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金砖四国”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6%，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4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06至2008年，四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7%。四国在国际事务中都具有重要影响。国际舆论认为，在“金砖四国”中，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是中国。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近30年的时间内经济年均增长超过9%。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巴西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都根据各自国情进行了经济改革，俄、印的经济增长率近年来都在6%左右，巴西在3%至4.9%之间，均高于西方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6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了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的“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此次会晤是“金砖四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晤。领导人重点就国际金融危机及二十国集团峰会进程、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发展援助、海利根达姆进程以及“金砖四国”对话的未来发展等重大问题交换看法。^[22]作为目前具有活力的经济体，要完成其历史使命，必须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相应的也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

“三农”问题是河南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中国的必须直面的问题之一。三农问题本质上是结构问题、体制问题。以2007年为例，一产业40.8%的劳动力，只创造了11.3%的增加值，有29.5个百分点的结构差，说明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太低了。这不是因为农民不好好干，也不是农民不能干好，而是因为在城乡体制下，使他们的生产资料太 ，他们想干也不能干。“在分配结构中，55.1%的农村常住人口，主要靠分享11.3%的财富生活，农民怎么能不苦，农村怎么能不穷。可见，现在的城乡结构、经济社会结构，既不平衡，也不合理，不改变这个结构，不减少农民，农民就富不起来，三农问题也就解决不了”。^[23]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劳动者是城市化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其次是原有的城市居民，他们通过城市居住环境的变化，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压力，承担了城市化成本的其余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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