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哲学走近大众-思想政治论文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时代主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界也尤为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广大理论研究者撰写大量文章对这此问题进行探讨，在2011年1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的《2010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位居榜首。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离不开对“大众哲人”艾思奇和他的《大众哲学》的研究。《大众哲学》是艾思奇早期代表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通俗化、现实化和大众化道路。此书是艾思奇于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连载在李公朴先生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上的24篇讲稿，后集结成书于1935年底出版，出版至第四版时改名为《大众哲学》。国内有学者认为《大众哲学》、上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共同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P304）笔者试图通过对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前的学习生活经历的梳理、思想变化的分析及《大众哲学》内容的探讨，探寻《大众哲学》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经验，以其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一、艾思奇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丰富的学习经历和多维的知识结构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3月出生在云南省著名腾冲县。艾思奇是其笔名。父亲李曰垓，清光绪年间考入京师大学堂学习经济特科和外语，是同盟会成员，民主主义革命家，著名的滇南名士，被好友章太炎誉为“滇南一支笔”。父亲李曰垓重视对艾思奇的教育，在学习方法上强调韩愈的名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主张“无论写诗做文章，应向白居易那样，务使人人能杜，妇孺皆懂”。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力行了父亲的这一教导。 ［2］（P18）长兄李生庄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哲学系，研习西方哲学，是五四时期云南新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之一，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生庄不仅向艾思奇灌输了革命思想，也对其选择哲学道路起到了一定影响。
艾思奇两岁离开家乡，迁居昆明，先后在当地一家私塾和公立麒麟寺国民小学读书。1923年随家人被迫流亡香港，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一年。1925年回到昆明，后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插班读二年级。在省一中的一年多时间里，艾思奇为进步刊物《滇潮》撰稿、举办义务学校、参加反对军阀唐继尧的游行等活动，充分显示了一个革命青年的优秀品质。1927年春在父亲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去日本学习工业，在此期间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后因病回国并继续研习马列著作，为进步刊物写稿。1930年艾思奇考入日本福岗工业大学冶金系学习，在此期间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广泛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种知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及各国哲学流派的理论尤感兴趣。
由此可以看出，艾思奇生活在书生门第的家庭，从小受到爱国、民主思想的熏陶，培养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父亲对其中国传统哲学、大哥对西方哲学的教育更为难得，自己尤为喜爱钻研马列著作，加之两度日本求学并学习工业，其丰富的学习经历和多维的知识结构，为写成《大众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准备。
二、准确把握时代规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崇高的理想和追求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向何处去”“民族的出路在何方”更为紧迫地摆在中国人的面前，代表各阶级立场的理论纷纷活跃于时代舞台。其中包括力图继承封建传统和文化的“中体西用”论，坚持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全盘西化”论，“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新综合哲学”的设想，马赫主义、杜威的使用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及新儒家的新实在论、陈力夫的为生哲学，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等等思想。
年轻的艾思奇在各类思想理论的交错中，通过研读马列著作，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最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崇高的理想和追求。19岁的艾思奇曾对友人对陆万美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人生的科学真理，但古代哲学都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实际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地认识、合理地解释。”［3］（P26）在1956年4月艾思奇写的“自传”中曾说，1933年以前，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已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但我自己始终没有决心把这种认识变为行动，所以，一直找机会学工业，1933年以后，这个希望断绝了，我才决心参加革命斗争，并终于参加了社会科学家联盟，1933年到1935年间我做了许多文化宣传工作，同时也参加了一些进步组织活动。”［2］（P80）
通过这两段叙述，可以清晰看出年轻时的艾思奇经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读，自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真理，最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崇高的理想和追求。从1931年底艾思奇回国至1935年完成《大众哲学》写作的几年中，艾思奇先后加入上海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党的外围组织进行革命活动，撰写了《抽象作用和辩证法》、《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等几篇高水平的有较大影响的论文，撰文捍卫进化论、批判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参加“唯物辩证法论战”批判了假马克思主义叶青的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进一步传播做了贡献，为《大众哲学》的写作做了准备。
三、树立实践观点、群众观点，以大众化的方式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实质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前在《申报》流通图书馆，负责“读者问答栏”的工作，后任《读书生活》编辑，在此期间艾思奇通过在“读者问答”栏刊登回答读者疑难问题的文章、回复读者来信及撰写论文等方式，已经自觉的意识到理论要走入群众，走进生活，《大众哲学》这是这一时期艾思奇哲学讲稿的汇集。哲学理论应用于实践是最根本的条件就是让广大群众接受、掌握哲学理论，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4］（P323）
正如李公朴先生在《大众哲学》序言里所言，“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载体，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花费很大力气就能够接受。”“普通哲学著作的艰深玄妙的色彩，至少已经在这本书里扫除干净了”。《大众哲学》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高深的理论“在这本书里，却很简明、很深刻的解释出来了”。而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全部哲学的理论直接转入‘变革世界’的实践问题上去。新哲学的‘重要问题就在于改变世界’”， ［5］（P1~3）这也正是《大众哲学》通过哲学的大众化而体现新哲学实践性的一种显现。艾思奇自己也坦言，在写作《大众哲学》时，“把专门研究者的心情放弃了，回复到初学时候的见地来写作。说话不怕幼稚，只求明白具体”，“故意不加剪裁，不怕重复”，写作的目的就是努力接近读者，［5］（P252）希望此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些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 ［5］（P5），犹如一块干烧的大饼。通观《大众哲学》，从的理论体系上看，全书由“绪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几部分组成，准确简明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从写作方法和形式上看，《大众哲学》用群众性、大众化的语言宣讲哲学深奥的哲学理论和抽象的哲学概念，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充满时代气息，再加之形象的比喻，各类小故事的论证，使人爱不释手，有一种不读完不罢休的冲动。
四、关注民族前途、国家命运的爱国情怀
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是旧民主主义者，认为工业可救国，实业可富国强民，教导艾思奇要立志学工，以工业救国。因此，艾思奇东渡日本学习工业。但艾思奇通过研读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关注了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凌的历史，认为父亲“工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他在日本曾给父亲的信中说“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桎梏下，单将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认为要救中国，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真理。艾思奇1931年底抗议日本侵略，义愤回国后，曾对大哥李生庄讲：“我要努力学习，用手中这支笔作武器，从理论上对敌人进行战斗。”［2］（P47）
《大众哲学》写作的目的是要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帮助读者明确“什么哲学思想是进步的、正确的、合乎真理的、合乎广大人民都周利益的，什么是反动的、带欺骗麻醉性的、只能帮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与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 “使我们有可能较正确地认识周围事变动的发展情况，更有勇气和信心为广大人民的斗争贡献自己的力量。”［5］（P9~10）于艾思奇而言，就其“个人兴趣来说，仍是想尽量偷空做些专门的研究”，这一兴趣使其成为一个爱读死书的人。艾思奇讲“如果我用同样的精力做专门的学术研究，我想至少亦可以有两倍以上的成绩了吧”。 ［5］（P249~250）但艾思奇深知，此刻更更需要新哲学理论的普及，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无产阶级自己精神武器。马克思讲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P9）艾思奇在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时，总是结合革命斗争需要，对理论进行阐述，纵观全书内容，无不体现鲜活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就不同版本而言，1935年底的《哲学讲话》（《大众哲学》前三版的名称）、1936年的第四版及1938年的第十版，都紧密联系革命实际和群众需要，对理论内容进行更新完善。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已经出版75年了，这是一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上有这重要意义的理论著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理论先河，影响了几代人走上革命道路，为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6］（P11）当下，在“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时代主题下，探究《大众哲学》成功之原因，掌握艾思奇哲学研究和普及的“立命”之本，探寻艾思奇哲学大众化“元方法”，继承艾思奇开创了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学风，对于今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参考文献】
［1］吕希晨，王育民．中国现代哲学史（1919—1949）[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2］卢国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陆万美．回忆艾思奇同志在《云南民众日报》片段，一个哲学家的道路——会议艾思奇同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