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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出新”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文史论文

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来源:原创日期:2011-11-03人气:1990
将近一个星期,我都在读这三大册书,有一种深深的感动和满足,我意识 到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似乎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去年,我们刚刚讨论过吴福辉 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一年后,我们又来讨论严家炎先 生主编的这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我曾说吴著是近年文学史研究中的集大 成之作,又有新的开拓;我想对严家炎先生主编的这三大册书也作如是评价。但 两书又各有特色,各有所长,从不同方面来集大成,作新开拓。两书表面上的区 别是明显的:一为个人写作,一为集体写作;一是研究性专著,一既是教科书, 又是研究性专著。吴著比较多地显示了这些年文化研究观念方法引入后现代文 学研究的新眼光,新认识;它的特点是“将现代文学的发展置于同时期的现代政 治教育出版学术思想发展的复杂关系网络,由此形成的文学体制中,同时 突出了文学创造主体的作家,以及文学接受者读者的复杂关系与接受途径,因此 构成一个立体的,网状的文学史图景”。①同样可以看出,本书也有文化研究的 视野,讨论每一部作品,都详细介绍其发表出版情况和读者批评界的反应, 也很重视版本的考释。讲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就详尽讨论了其和同时期历史研究 的关系。但本书的重点,却是作家作品的研究,是这方面成果的集大成。弓丨人 注目的,还有两书风格的不同。吴著在书的结构,作者叙述态度语言上,都有 自觉的新的追求,具有明显的先锋性;而严先生主编的三卷本,则显得比较传 统,结构虽有变化,只设章节二级,类似专题讲座,但大的结构还是教科书的 写法,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坚守传统中又自觉追求创新,可以说是“守正出 新”。一“先锋”,一“守正出新”,这大概也是反映了作者主编者其人其文的特点的。
我要讲的是“守正出新”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我想讲五个问题。
一本书是一部“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
这应该是主编严家炎先生一贯的文学史观念和主张。他在1992年写的《关于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里,就提出“文学史顾名思义应该讲的是 文学作品演变的历史”。他反对将并非文学而属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论争及 文章写入文学史。②看来,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贯彻了主编的这一文 学史观念的。我曾谈到“现在的文学史写作,越来越花哨了,却把最基本的东西 忽略了:忘记了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 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和作品文本这两个基本要素,就 谈不上文学史。在我看来,这是常识。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种过时的保 守主义的文学史观,那么,我就甘愿坚守这样的回到常识的,返璞归真的文学史 观念”。③在评价吴福辉的文学史时,我也表示过这样的“遗憾”:“就总体而 言,本书长于对文学外部的描述,对文学内部的分析叙述,则有不足。这样的 内外的区分或许也有问题,但本书对各文体的内在发展线索,对文学语言发展 的内在线索,以及文学风格发展的内在线索,未能作更精细的梳理,却也是一个 缺憾。”④而吴著的不足,正是本书的长处。
许多人,特别是年轻学者不愿意在作家作品研究上下功夫,其中一个“理 由”就是这个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大作家的作品研究,已经比较充分,难以出 新。这可能是一个误解。在我看来,包括鲁迅在内的大作家的研究,正处在一个 “新的开始”阶段。大作家之所以“大”,就是他的作品含量大,其潜在思想 艺术可供不断挖掘。而已有的研究都不免受到时代和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的限 制,后来的研究者完全可以作出新的开掘,有新的发现和阐释。
本书的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对作家作品,特别是大作家经典作品的研究 和阐释,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细分起来,又有四种方式。一是作出新的概 括。如将鲁迅的《故事新编》界定为“表现主义的小说”(上册第六章〕;对 艾青的两个总体新定位:一是和杜甫笔下“唐代中国形象”,涅克拉索夫的“近 代俄罗斯形象”,惠特曼的“近代美国形象” 一样,艾青塑造了“诗的现代中国 形象”,二和法国阿拉贡英国奥登一样,是“左翼现代主义诗人”(中册十六 章〕:这些新概括可能会引起争议,但确实很有新意,有助于认识的深化。第二 种方式,是在已有的观照下,作更深入的分析。如本书对茅盾小说的结构艺术, 叙事范型的剖析,就相当独到细致,极富启发性(上册第十章〕。其三,是从 一个新的角度切入,有新的开拓。如对老舍与沈从文的研究,都注意到他们和 “五四”新文学传统之间的缝隙,不和谐之处,甚至称之为新文学的“异端”, 由此生发出去,就有了新的发现和概括。研究者注意到胡适与鲁迅都对老舍评价 不高,进而指出:“老舍的民间文化趣味和轻松的表达方式和新文学作家有明显的距离”,“审美取向,生活取向并不一致”,“老舍本人也与精英知识分子保 持距离”,自觉地迎合新兴的文化消费市场:老舍或许就在这样的差异中获得了 自己的特色和独特价值。研究者还特别注意到老舍“市民的国家主义”立场: “在他看来,国家安定富强秩序,都是第一位的。因为只有这样,市民才有好 日子过。”这就能够较好地解释老舍抗战时期的积极表现,和他在1949年以后对 共产党领导的新国家的拥护态度,为老舍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上册十一章〕。 对沈从文的观照,也集中在他不同于“五四”启蒙立场的“乡下人”立场和他对 “五四”,“改造国民性”主题的质疑,从而认为沈从文创作的特点与贡献,在 于“揭示出被启蒙主义遮蔽的民间世界的真相”,创造出“与启蒙文学所描绘的 完全不同的充满生气和野性的生活图景”〔中册第十二章〕。这样的分析都是别 开生面的。其四,是和现有的研究热潮保持距离,作冷静的独立思考,而作出更 为复杂的评价。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张爱玲的论述。这些年持续不断的“张爱玲 热”其实是遮蔽了许多更清醒的声音的。我注意到被许多人认为深受张爱玲影响 的王安忆,就谈到张爱玲“放过了人生更广阔及深厚的蕴含”,“很容易地,又 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⑤本书的分析,或许更具有学理性。研究者抓住了张 爱玲生活的“乱世”的时代特点,及其自身的“末世”之感,比较准确地概括了 张爱玲作品的主题:“传写末世人性之变和乱世的人性之常”,揭示了她作品所 特有的“既反传奇,又不无传奇性”的叙事,由此而充分肯定其创作所达到的 “过人的心性深度”和“富于韵味的文学语言”,同时又指出这样的选择可能付 出的“风格不高”的代价,以及张爱玲耽溺于传奇趣味而缺乏反省节制,结果导 致了人性观人生观的下滑,美学趣味的偏至,提出了一套“但求个人安稳于现 世,不妨苟全于乱世”的“乱世生存哲学与生存美学”,“一代才女的传奇终于 只有一个好的开头,而未能有一个好的收场”〔中册第二十章〕。这样的复杂化 的剖析和评价,既比较切合作家创作实际,又认真总结了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 更具有警世的作用。一一本书以上研究成果,都显示了在作家作品研究深度上努 力出新的趋向,在这方面不断开拓的天地是很广阔的。
本书研究的另一个趋向,就是恢复文学本性的自觉努力,对文学本体,文 学形式和文学审美的关注。这其实也正是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即是越 来越远离文学,不像“文学研究”了。当然,这些年我们对“文学”的理解,确 实发生了很大变化,认识到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不只是指文本,而且包含了 文本的生产与流通,作者主体精神的渗入,以及读者的接受,这就是文化研究得 到普遍认可的原因;但这并不应导致对文本的忽略,文学的一些基本点,例如文 学的审美性,更是不能否认与忽略的。我曾写过《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呼唤》的文章,写于2000年,至今已经有十一年,坚守文学本体研究的人却越来越少了。或 许正因为如此,我读本书,最感兴趣的,就是在吴福辉那里没有充分展开的文学 内部因素发展线索的细致而精当的梳理和分析。本书对小说诗歌散文文体的 流变,文学创作方法发展的流变,文学风格发展的流变,都有一以贯之的关注与 描述,其中尤为精彩的,是对从鲁迅废名茅盾吴组缃李劼人到沈从文 老舍沙汀路翎钱钟书师陀萧红张爱玲对小说模式的创造的贡献的梳 理与概括,都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知性散文”概念的提出,也颇具启发性。 相形之下,戏剧文体的发展线索不够明晰,对文学语言的发展未能给予更充分的 关注,这都留下了遗憾,也就有了进一步开拓的余地。
以上所说:以作家作品研究为中心,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这其实都是文学 史研究的本分,本职,这些年有所忽视,本书的示范,就具有回到原点的意义。
这里,还涉及文学教育的问题。这也是这些年的怪事:学生对于现代文学可 以侃侃而谈,但却没有好好读作品。我曾经对中学语文教育下过一个“定义”: “语文课就是爱读书写作的老师,带领着学生读书写作,从中感受快乐和生 命的意义”;在我看来,大学的文学教育的本意,基本任务,也就是引导学生认 认真真地读文学作品。最近读到陈平原先生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他也在那 里呼唤大学文学教育中“那压在重重叠叠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和‘想象力’。”这是切中时弊的:当下大学文学教育中的知识化技术化的1面 向,文学教育本应有的人文精神的培育性情的熏陶想象力的激发一一功能的 弱化以至丧失,确实令人担忧。本书作为教科书,或许在引导学生读文学原著上 可以起一个示范作用。一顺便说一点,我读本书的叙述,在感受其知性分析力 量的同时,也处处感到一种或浓或淡的诗意,这才是“文学的”叙述,却是许多 文学教科书所忽略的,本书在这方面,也有示范的意义。
二本书的“守正”特点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许多 重大问题的“中庸”立场,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的自觉努力。
现代文学本身的发展,以及文学史的叙述,都会遇到一系列不能回避的问 题。如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左翼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 文学的历史地位评价,及其背后的雅与俗,古与今,中与外,个人与社会一 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对文学现代性的认识问题。而在很长时间里,支配着我 们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叙事的,都是非此即彼,非正确即错误的二元对立的思维。 就以文学史的叙述而言,我们曾有过等级制的历史叙述,视新文学左翼文学 现实主义文学为正统,而将通俗文学自由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视为非正统非主流,甚至逆流反动反革命。后来拨乱反正,又反过来,视自由主义文学为“真正的文学”“纯文学”;把现代主义等同于文学现代性;也有人鼓 吹唯有通俗文学才是中国本土的文学,而新文学不过是舶来品;旧体诗才是诗, 新诗不是诗;与现实保持距离的,闲适的文学才是“正宗”,介入现实政治斗争 的文学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非文学” 一一等等,革命文学左翼文学 解放区的工农兵文学的合理性合法性都受到了质疑。这些年,鲁迅不断受到挑 战,甚至有人扬言,要把鲁迅“拉下人坛”,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值得注意 的,近来在批判普世价值的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热潮里,又出现了贬抑主要借 鉴西方文学资源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苗头,好像向西方学习成了原罪,更有人尖锐 批判“五四”启蒙主义传统,重提:改造国民性的命题是“殖民主义话语”。在 强调文学的现实关怀时,似乎又出现了贬抑和现实保持距离的作家作品的丨面向。 凡此种种都表明,对历史评价的分歧论争,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学 术界的一个焦点问题。作为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有责任对这些问题作出我们的回 应,这也可以说是学术研究应有的现实关怀。
我们的回应当然应该是学术科学理性的。这里的关键,就是要从二元对立的思维中走出来,结束不是绝对肯定,就是绝对否定,在两个极端中摇摆的“钟摆现象”,回到“中点”,也可以说是回到“中庸之道”上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像严家炎先生一贯强调的,要从历史的事实出发,而且是历史的“全部事实”,而不是经过主观筛选的片断的,甚至是歪曲的事实。所有的判断与概 括,都必须经过历史事实的检验;因此,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学者,不但要重视有利于自己论断的事实,更要重视不利于自己原有论断的事实,从而作出某种修正。这就需要:一有努力收集,以至穷尽有关史料的功夫,二有敢于正视事实的勇气和科学态度,三要有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学术能力。在我看来,以严家炎先生为首的《二十世纪文学史》的研究团队,在这三方面都做得很好。因此,本书1在处理许多文学论争,例如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论争,十年代左翼和战国策派的论争时,就不再简单地作历史的判决,而是首先弄清论战双方 的全部观点及其内在思想逻辑,有一个全面的客观的理解,充分揭示其内在的复 杂性,又能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下,揭示问题的实质。再如本书对“五四”时期 新文学对黑幕小说的批判的叙述,首先对“黑幕小说”出现的背景实际创作情况作了详尽的考察;不仅注意到新文学阵营方面批判的依据和主要观点,同时又不回避新发现的史实:最早起来批判的,是被认为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包天笑。由此作出的历史描述与分析,就充分地复杂化了。
而正是这样的复杂化的叙事,就能更好地揭示现代文学发展的真实状况。本书用了大量史实,描述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最初相互对立的两派,怎样在论争中相互吸取补充,最后达到了历史的“综合”。三十年代的左翼现实主 义的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原本是相互对立的,而且这样的对立推到极端,就都 出现了一种“虚骄之气”:左翼方面的“幼稚的呐喊”和现代主义诗歌中的“庸 俗的艺术至上主义”。但到了四十年代,在历史现实的推动下,左翼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潮都克服了自身的虚骄,自觉向对方吸取,而达到了良性的互动。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与综合中,才出现了艾青和冯至两个现代诗歌的高峰,以及穆旦等一批“注重综合思维”的现代主义诗的“新生代”。如本书所分析,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对“诗的现代性”的新体认的:由二三十年代象征派现代派简单地以“纯粹”相标榜,以“摩登”为现代,到承认对现实的关怀与承担也是诗的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都标志着对诗歌,以至对整个文学现代性观念综合中的成熟的(中册十五章十六章〕。事实上,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也存在着这 样的发展,由最初的对立,到逐渐相互吸取:在通俗文学方面,出现了张恨水这样的自觉吸取新文学营养的大家(中册十二章〕,而在曹禺茅盾这样的新文学重镇的作品里,也同样可以发现许多通俗文学的因素。
三本书不仅“守正”,更有“出新”,而且有自觉的追求。 严先生在《后记》里,说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比较丰厚的原创性”, 本书的作者“不肯走现成的捷径,依然从发掘占有相关的原始材料做起,在吸 取前人和当代学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勤奋地奉献出自己的诚实劳动”。这里有两 点很值得注意。其一是追求学术“原创性”。本书提到了一味追求新鲜刺激的将 “现代”时尚化的“摩登主义”,是追求现代性的现代文学容易落入的陷阱(中 册十五章〕;在我看来,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陷阱。因此,严家炎先生通 过本书的示范性写作,倡导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不仅是对那些陈陈相因,剪 刀加浆糊的模仿变相抄袭之作的当头棒喝,而且也是对以时髦为创新的“摩登 病”的一个针砭警示。
其二,如何追求原创性?本书的经验是,要实实在在地“从发掘占有相关原始材料做起”。这也是自有针对性的:因为很长时间,许多人都是以新理论包 装旧材料为原创性的。
本书因史料的新发掘而达到新认识,是随处可见的。仅举二例。首先当然是最引人注目,也是严先生最为看重的陈季同及其所创作的《黄衫客传奇》的发 现。陈季同文学观念中的“世界文学”的概念,以及他的具有鲜明现代性的作品 产生于法国,并用法文写作,这都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历史的孕育时期,就 有着与世界文学沟通的自觉意识。这当然只是“文学地壳变动”的“预兆”,很 难说就是现代文学的开端,但对我们理解现代文学的发生,还是有重大意义的。本书十五章对抗战时期诗歌中的“反抒情诗派”与“新古典主义诗潮”的发 掘梳理和概括,也具有重要的史的意义。尤其是“新古典主义诗潮”以南京高 校为中心,那里曾经是“五四”时期学衡派的重镇,其代表诗人都是黄侃吴梅 的学生,一方面和其前辈一样,重视中国本土诗歌传统,但又不局限于此,自觉 吸取外来现代主义诗歌经验,追求“古典的优雅美与现代新感觉的融合”,是为 “新古典主义”。这样,老一辈的新与旧中与外的对立,到学生辈这里,就发 展成新与旧中与外的互动融合,这本身也是显示了我们在前文所说的现代文 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的。
四本书原定五年完成,实际用了八年。这里固然有集体写作难免发生的 拖延时间的因素,但确实有“八年磨一书”的意义。这使我联想起前不久《废名 集》获奖的事,那是“十年编一书”,这都是具有某种象征性的。如果再联系到 严家炎先生早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就参与了唐锼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的写作,八十年代初,又积极主持该书的修订工作,成为副主编;而这部严先生 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唐锼本显然有一个承接的关系。那么,严家 炎先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已经“磨”了五十年。这背后所显示的 学术“沉潜精神”和“韧性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联系当下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就更能显示本书的榜样意义。记得好几年 前,刘纳先生在金华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曾发出过“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写慢点”的呼吁。前者是强调坚守学术的独立自主性,后者则强调克服学术的 浮躁心态,不写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扎扎实实提高学术质量和品位。当时我就受到了震动:我也是写得太快一一当然,我也可以为自己作点辩解:我写得很快,但酝酿时间却都很长。当然,写得太快,太滥,也有学术体制和评价标准的原因。从另一面说,也要防止走到极端,过于追求完美而写得太少,最后很容易变成眼高手低。
这又使我想起了读本书时的一点感触。本书十六章谈到冯至的“庄严的生 活态度和创作态度”,以及他对文学,对社会的“承担”。因此,他就能够做到 坚持“漫长岁月的默默积累和生死以之的严肃准备”,然后就会有一个“一举让什么都有了交代的完美瞬间”。其实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本书的写作,同样是“漫长岁月的默默积累”,想想严家炎先生已经“严肃准备”了五十年,然后就有了这煌煌大作终于完成的这一 “完美瞬间”。这书背后的庄严的生活态度学术态度和对学术社会的承担,是不能不引发我们的同样庄严的 思考的:关于学术的意义,关于我们的学术责任,等等。
我还由此感受到一种从研究对象中吸取资源,自身的精神得以升华的快乐。我最近曾到河南和农村的老师进行交流,其中就谈到了“老师和学生在教育中一 起成长”;今天出席这本书的研讨会,也想到学术研究同样应该是研究者自身生 命成长的过程:或许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真正魅力所在。
最后要说的,是研讨这本书,不能不谈到本书的主编严家炎先生。当我读到 严家炎先生在《后记》里谈到他所做的工作,除亲自撰写其中重要章节外,还负 责统一修改全稿,增补二万余字,压缩一万四千余字,查对改正了不少差错, 这一切都是在年老体衰,视力严重下降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不只是深受感动,而且是大感震动。我想得很多。特别想到严家炎先生对我们学科的贡献。我们前不久刚举行过樊骏先生的追思会,我也写过文章。其实我们在讲到樊骏先生时,几乎同时也想到了严家炎先生。他们不仅彼此相知最深,而且在学科建设发展中几 乎起到相同的作用。我的文章说樊骏先生“参与了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的构建”,严家炎先生也是参与构建的不可或缺的奠基者之一。许多人都说樊骏是我们现代 文学研究界的“学术警察”,其实严家炎先生以他的“严上加严”的态度和作 风,也同样起着学术警戒的作用:在严家炎先生面前,任何人都不敢马虎。
我还想谈谈严家炎先生的学术思想,在我们学科建设上所起到的作用。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篇文章,对现代研究界影响也最大。
我在《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一文里,谈到八十年代初学科重建时,有几篇 指导性的文章,一篇是王瑶先生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确立 了学科“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质的规定性”;乐黛云先生的《了 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打开了学科发展与世界联 系的通道;而严家炎先生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后收《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则完成了学科“历史品格”的重建。 严先生在文章里,用大量的事实,说明“随意修改历史,隐瞒事实真相的不科 学反科学的做法”,已经产生了历史科学本身的信用危机。因此,大声疾呼要 “敢于说真话,敢于如实反映历史”,强调“只有真正实事求是,现代文学史也才有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只有从历史实际出发,弄清基本史实,尊重 基本史实,把认识统一到作品和史料的基础上,这样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规律,才比较牢靠,比较扎实,也才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转变学风”。这里所说的“以接触原始材料作为研究起点,强调从史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学风”,不仅 是严家炎先生此后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基本学术思想作风,而且也是许多学术前 辈共同倡导与身体力行的,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文学研究界,形成了一个传统。严家炎先生正是这一传统最有力的开创者和坚守者之一。
严家炎先生第二篇影响深远的文章是《走出百慕大三角区一谈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此文写于1988年12月,收《世纪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出版〕。我们知道,一旦进入百慕大地区,轮船会沉没,飞机也会出 事;严先生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的文艺批评,学术研究,也有这样的危险 区,他称为“异元批评”,又称“跨元批评”,“在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 作品之间,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判,从而否定一批可能相当出 色的作品的存在价值”。比如用现实主义标准衡量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 反过来用现代主义标准衡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品,等等。严先生针对这样的认识误区,做出了一个重要判断:“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多元并存。”话虽一句,却确立了严家炎先生的基本学术观点,学术立场态度和方 法,即以揭示现代文学“多元并存”的历史复杂性和丰富性为己任,以开阔的视野,宽容的态度,看待现代文学的不同追求的作家与流派,并以多元的变动发展 的标准去衡量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严家炎先生的这一 “多元并存” 的文学史观念和方法论,对学科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文学流派研究 和通俗文学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基础。他自己也是这两个领域重要的开拓者。他对茅盾吴组缃沙汀等的“社会剖析的现实主义”,路翎等的“体验的现实主义”的概括,命名,被广泛接受,几成定论。他对新感觉派和金庸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他对鲁迅创作方法多元性的揭示,“复调小说”的概括,也都是鲁迅研究的重要收获。这里所说的小说流派研究,金庸研究,鲁迅研究,再加上对丁玲的研究,就构成了严家炎先生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具体领域的四大贡献。当然,严家炎先生的主要贡献,还是他五十年一贯的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以及对整个学科的推动。
还要特别指出的,严家炎先生的这些研究曾经引发过一些争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关于金庸的论争,关于七月派小说的论争。在论争中,严家炎先生 都坚持用事实说话,据理力争,其基本立场就是要维护文学的多元并存和文学研究批评的多元性。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严先生是态度鲜明坚定,绝不含糊 的,这和他在学术上的宽容是相辅相成的,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关于“五四”新文学的评价的论争中,严家炎先生发表了《不怕颠覆,只怕误读》一文(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1期〕,文章不长,却有重要的 意义。严先生认为,“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意见,自来就有。 新儒学后现代之类的颠覆,也不必多虑。值得注意的,我以为倒是对‘五四’的误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责备‘五四’ 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都是不符合史实的误 读。对‘五四’反对派的意见,也要防止和警惕误读,并非一讲‘五四’毛病就是‘颠覆’”。他的态度是:“我们赞美‘五四’,继承‘五四’,又超越 ‘五四’。”“不怕颠覆”,表现了严先生的开阔心态,在他看来,历史与现实 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五四”,者卩是可以批评的;“只怕误读”,是他一贯的从 事实出发的态度,对建立在误读基础上的批评,是要论争辩驳的,其所依据 的,依然是事实。因此,严先生近年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五四”新 文化运动的一些引起争议的重大问题的重新考释,写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文章。
而“继承‘五四’,超越‘五四’ ”,则为现代文学研究者在面临新的挑 战时,所应有的态度,提出了一个原则:一方面,要坚守学科的基本立场,维护 和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要将其凝固化,不回避所存在的问 题,要有新的发展和超越,这样就可以使学科的发展,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势。在 我看来,严家炎先生所提出的这一“既坚守,又开放”的原则,对现代文学学科 的健康发展,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的。
应该说,严家炎先生的三大学术思想:坚持从史料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与 学风;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和方法论;继承坚守“五四”,又超越“五四”的 基本立场,在他主编的这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是得到认真的贯彻和体 现的。这构成了本书内在的学术思想与精神,是其底气所在。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又想起了严家炎先生的一个评价,他说,我们现代文 学这门学科,发展路子比较正,学风也比较正。这样的学术正气,是由学科开创 者的第一代学人,王瑶唐锼李何林贾植芳田仲济陈瘦竹钱谷融一 诸位先生奠定的,又经过以严家炎樊骏先生为代表的第二代学人的培植与坚 守,已经形成一个传统。现在,我们在本书的主要撰稿者,事实上已经是本学科 的骨干和带头人的中年学人这里,又看到了这样的学术“正路”学术“正气” 的新的坚守,继承与发展,这是我读这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最为感动和满 足之处,我从中看到了学科发展的希望。因此,也要向本书的主编和所有的撰稿 者表示最大的敬意。
注释:
①④ 钱理群:《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一一我读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丨插图本〕》,《文艺争 鸣》2010年第13期。
②严家炎:《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世纪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264~265
页。
③钱理群:《“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写作的尝试》,《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⑤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文汇报》2000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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