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新旧两版之比较-文史论文

摘要：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继1995年初版以来，2007年又出修订版，12年后的修订版之于初版有何变化,其学术 价值有何提升？通过新旧两版的比较，我们可以洞察黄修己对于这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的学术价值理想的追寻。
关键词：中国新文学；编纂史；黄修己；比较；学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816文献标识码：八
黄修己在新版《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后记的开始就主张 修改旧作并引用自己一篇评论中说过的话来说明对于旧作 “十年磨一剑”的修订是其自身提高、再版、更上一层楼的传统 学术价值的追求㈣90。黄修己带着“与时倶进”的学术追求，对 旧版删繁就简、订正瑕疵、弥补缺漏，优化组合，精益求精、无 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新版之于旧版，卓然是一次学术 自我更新痛苦而幸福的“蝶变”！
一、形体上的“瘦身”
从宏观版式上看，新版《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之于老版 《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皿-1"1，由原来的32开本变为16开本， 印张略有增加，由原来的18.25增至22.75，但字数却大大缩 减，由460千字压缩为375千字，删减近万字，甚至更多，因为 作者还增加不少内容。此外新版删去旧版开头的“自序”和附 录中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编目”并在章节设置上由原来的 18章压缩为14章，这不能不说是一次较大的“瘦身”改版。但 这并没有影响全书的“思想精髓”，只是宛如一位丰满的贵妇 因为苗条而彰显出骨感的美罢了。但删繁就简的用力还是在 对旧版内容方面，尤其是对第二编〈1949年以后的编纂实践） 部分的删减。这一点作者在新版“后记”中已作明确说明。比如 在旧版第二编第128页就整段删掉“但《大纲》仍然有它的历 史作用……，得到进一步的说明。”一段；第135页“历史并不 如胡适说的那样……，其观赏价值可能是很高的”的一段；第 138页最后一段；第139最后一段；第140页最首一段；第143 页第2段第4段。如此整段删除的地方在以后几章中还大有 可见。这些删除部分在旧版中多是修饰部分，举例部分，还有 随着修史的演进而删掉不合时宜的部分。至于许多段落中作 者也进行了许多冗句的剪辑，此不再赘叙。可以肯定新版的瘦 身成功最得力于此。
二、架构上的“优化”
除去这样大刀阔斧的删减外，作者灵活地在优化组合中 实现了“灵魂”的衔接，首先表现在对章节的优化组合方面。从 旧版的18章压缩为新版的14章，黄修己“拆招破招”打得是 一套组合拳，这主要表现在旧版后两编之中。章进行拆解，他把前大半部分组建到新版的第五章去，则把后 半部分和旧版第七章合并为新版第六章;把旧版第八、九章优 化成新版第七章；把旧版第十章、第十一章前两节构建成新版 的第八章；把旧版的第十一章第三节和第十二章合编成新版 的第九章，并把旧版第十三章以附录的形式贴在第九章后面； 这样整个旧版第二编就由原来的九个大章优化组合成新版五 个大章，整整消掉四章。这仅仅是形式上的组合变化，但更重 要的是这个形式变化后所彰显的内容上的优化。比如把旧版 第六章进行的拆解，把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前半部分调 至新版第五章“新学科的建立”一节中这样既更正了旧版一节 的“名不副实”，也彰显《史稿》在1949后新文学史上的“开山 之作”的地位；而把后半部分和旧版第七章放在一块组成新版 第六章不仅鲜明地吻合了“新文学史著作的政治化”的章名， 还说明了《史稿》政治化的时代局限。就第三编而言，虽然新旧 两版在大的章节上都各具五章，但其内里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旧版第十四章在新版中作为第十章有了较大的改写；第十五、 十六章则放在一起作为“新文学史编纂中的几个关系”变身为 新版第十二章，这样就把几个关系进行了归类而趋于协调； 第十七、十八章则分别改写成新版第十三、十四章。“形随意 动”，从这样一个形式框架的变动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修己对 史料驾轻就熟的运用和对“以史促论”“论从史出”修史原则 的深谙。他在章节的优化组合中弥补了旧版“急就章”带来的 粗糙和分散等方面的不足，而更具论据集中和论点鲜明的著 作个性。
三、内容上的“修订”《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在实现形体上的“瘦身”和构架上 的“优化”同时，对旧版中的一些错误也进行了订正。这既包括 原作内容上的一些瑕疵，也包括版面组织方面出现的疏漏。比 如第一章第一节中旧版中胡适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在 新版中归真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本是为上海《申报》 馆五十周年的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所撰，旧版之所以加 上“最近”也许就源于此，但通常是以新版中这个名字行世的。 比如在标点运用方面，旧版第116至118页中对1949年以前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课题口卩斗)
作者简介：梁苑〔1986—〕，女,河南宁陵人,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助教,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编纂史小结而总结的成果特点时，分别用了几个总领句，前两 个“思想上的进步性”“重视新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密切关系”后 都用的是句号，以来彰显特点，而接下来的六句却改用了逗 号，这显然用错了标点符号。新版中不仅在句子前加上数字序 号，且每一句尾都用句号啦。这也许是作者校对书稿时的疏 忽，也许更应该是排版时的大意，但“瑕不掩瑜”。我想这也是 对本书修订的个中原因，因为一个小的瑕疵释放出的不仅仅 是一个错误，而是史家对于治学是否严谨的标尺。
新版对于旧版更大的突破还是在于弥补缺漏，使得新版 因为新的史料和论点的汇入而更具全面性和科学性。这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整个章节的补入。新版整个第十一章 “新文学史常变探因”对修史的价值取向和阐释体系进行了理 论上的阐述，为全书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是对某一章中一节 的补入和改写。这些补入多是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近年来 出现的新的历史科研成果，这些成果的补入，不仅完善了《中 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的内容，也反映了黄修己“与时倶进”的修 史理想追求。第三是对某些章节中段落的补入补写。比如新版 第二章第二节“周作人的讲演稿”一节最后部分补入了 “因为 ‘载道’、‘言志’在传统文学中并非完全对立的，是可以并行不 悖的，‘载道’的文人做起诗来也可能是‘言志’的。1935年周 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里，对自己的观点有 所修正，将‘载道’分为‘载他人之道’和‘载自己之道’，后者与 ‘言志’是并行的。”这一小小的补入不仅让我们看到周作人针 对钱钟书的批评而进行的修正，也让我们更能体会黄修己构 建周作人完整史角的良苦用心。
黄修己在旧版后记的补记中说道樊骏先生对于本书的关 心，实际上，从时隔五年之后《文学评论》刊发的樊骏先生的 《关于学术史编写原则的思考”一文，我们不仅看到这位文学 前辈对《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的关心，还可以洞见他对学术 史编写这个学术大业的前瞻。更让我们看到黄修己从樊骏先 生文章之中吸取建议、立意修订《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的决 心和信心。
在新版的导言中，黄修己通过对传统学术方法和风格的 梳理和对朱自清以降编纂史传统的厘定得出自己“尊重历史， 注重实证”的学术品格和理想追求。并在“我思故史在”和“史 在促我思”两条思路认识到“从思想开始，或从史实开始，这两 条路线都是允许的:只要从史实入手的能不被史实所淹没，能 注意消化、提炼、抽象、升华，由此而产生出的理论；从思想开 始的能十分尊重史实，小心求证，既能够经过证明而肯定、丰 富某种思想观点，又敢于把不能得到证明的思想否定掉，或修 正之。那么，通过这两条不同的思路，研究家、编纂者都有可能
接近历史的真实，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评价，提出比较可靠的 结论来。”
樊骏在《关于学术史编写原则的思考》文章的第二部分对 黄修己的“发现”才能给予了褒奖，既修史者除了要尊重历史、 注重实证外，还要有个人的能动性和发现性。并说他的这些发 现“是在肯定客体的第一性的前提下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的 产物，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阐释；而不是远离历史实际、纯 粹出于史家主观的先验的东西。，文章对黄修己“由史出论， 所论均从史出”的修史思路，对他“坚持把‘描述’作为治史的 基础，置于首位;再进而向‘阐释’突进，注意在理论上作出自 己的贡献。”的探索都给予了高度赞扬。在新版的修订中，这些 优点得到了继续发扬和贯彻，而文章第四第五部分对旧版的 缺点和批评也颇为中肯，可以看出樊骏对黄修己以致整个学 术界的学术关照。在以上所述及的删减、补入、改写、重写中我 们可以看到修订过程中作者精益求精的史家追求。
在新旧两版的比较中，我们会发现黄修己对于修史的 “常”与“变”，“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坚持和变通，对于学术圈 内众多专家关于修史建议的听取和认可，对于修史多元视角 的指陈和重估，对于历史客体和历史个案的依持和尊重，对于 实证学术品格和学术特色的注重与追求以及对于“论从史出” “以史促论”原则的坚持和追寻。
佛家说“修行就是把过去错误的想法、做法、说法、看法加 以修正。”，“神仙本是凡人做，看你修行到那般。”从某种意义 上来看，从事学术研究何尝又不是学人自我修行的过程呢？从 新旧两版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著作更新的痛苦且幸 福的旅程，可以看到一个学者自身对于学术境界的追求。从致 力于赵树理研究到现代文学史的编纂再到《中国新文学史编 纂史》的编纂、修订，历尽前后几十年，黄修己勇于开拓、与时 倶进的学术个性，尊重史实、注重实证的治学理路都给我们以 示范和激励。尤其是那种“学问深时意气平”的学术境界，不可 不“澄明”之境!历史不会停止，修史也就会还需继续。修订是对旧版的修 正，也并非尽善尽美，仍需等待历史的检验。
参考文献：
⑴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2007. 阴樊骏.关于学术史编写原则的思考[了].文学评论，巧，斗“)
阴陈希.以理性点亮历史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