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乡土小说创作的成就与价值——山花

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可以说几乎没有一篇不是关于底层劳苦大众的。《情感狱》中的瑶沟人非常贫穷，竟然穷得全村供不起一个高中生，过年也吃不上饺子；《最后一个女知青》中的张家营子人因为有免费的饭吃所以连坐牢都当香饽饽一样争着去，他们悲惨的生活境地可见一斑；《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人不但要经受蝗灾、旱灾等天灾的打击，还要世世代代承受着使人活不过四十岁的喉堵病所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受活》中的受活庄人不仅遭受过大劫年、黑灾、红难、黑罪、红罪，还被柳县长组建“绝技团”，把残疾人的残缺成作赚钱工具而倍受磨难；《丁庄梦》中的丁庄人因极端贫困而被迫卖血，又因卖血而染上了艾滋病，更因艾滋病而生活更加贫穷；等等。所有这些人全都是在贫穷、苦难、疾病、死亡中挣扎的底层百姓。不仅长篇如此，他的中短篇也不例外。比如《黑猪毛白猪毛》、《中士还乡》、《耙褛天歌》等。就像梁鸿说的，无论是他哪个系列的小说，“阎连科的关注点始终在‘人’本身的存在上，他关注他们的苦难，他们罕见的快乐，他们的痛苦、空虚和内心的悸动，并且，他的作品始终充满着温情，充满着对人的处境的理解及其选择的宽宥” [1]。阎连科自己也曾说过:“我非常崇尚、甚至崇拜‘劳苦人’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越来越明晰地构成了我写作的核心，甚至可能会成为我今后写作的全部内核。”[2]“我更关注底层生活的底层人，我希望我的创作能充满一种疼痛的感觉。”[3]他十分不满于当今的文学对“劳苦人”绝境的表达情况，说文学发展到今天，七八十年过去了，对劳苦人苦难生活状态绝境的表达不仅没有深入，反而在倒退。可以说，劳苦大众已经从文学的舞台上退场，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有钱阶层，是中产阶级和小资。阎连科认为千百万穷苦人、劳苦大众从文学中消失，说明我们的文学有了问题，“说明文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说明文学有了富贵病、软骨症、甚至已经骨头坏死”[4]。阎连科以他的那些充满了疼痛感的小说给当今患上了“软骨症”和“富贵病”的文学界吹来一股健康向上的新风。他把本该始终受到关注却越来越被人漠视甚至遗忘的劳苦大众的苦痛揭示给人们，希望人们能看到底层人们的生活困境，从而引起改善的注意。
阎连科为了更好表现乡土民间农民生活的苦难，为了反抗当今文学界对生活在乡土民间百姓的遗忘，在他的创作中探索和实验了多种多样的写作方式，这也是他的创作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价值所在。此外，阎连科对多种写作方法的探索和实践，还使他的小说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新的范本和样式，为小说形式的发展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阎连科乡土小说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的成就和价值还表现在作者对国民性批判的独特延续上。“五四”前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现代作家洞悉了中国国民性的诸多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对中国进步发展所造成的极大阻碍，写出了大量旨在揭露和批判中国国民性的佳作，其中尤以鲁迅的《阿Q正传》和《药》为典型。
说到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我们几乎都可以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国民性批判，如钱钟书《围城》、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等。但是到了当代，国民性批判曾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文革”这些特殊历史时期而一度被人们闲置一旁，不过在“文革”结束后，又被传承了下来。阎连科就是传承这一传统的优秀作家，在他的乡土小说中农民的自私、残酷、狡诈、专制、无知、愚昧、麻木、落后，尤其是他们对权力的那种狂热的近乎病态的追求，都有痛快淋漓的书写和刻画，塑造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在他的乡土小说中，对国民性批判最明显、最为猛烈的当数2006年出版的反映艾滋病题材的小说《丁庄梦》。
在《丁庄梦》中阎连科用极尽荒诞的手法向我们展示了人们内心的阴暗面，那就是极度狂热的权力欲和人们的钩心斗角，他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描绘可谓是细致入微、入木三分。为了敛财，丁辉做血王时，多抽人血，少付人钱，棉球是几个人并用，针管也不按规定一人一个，而是多人共用一个，卫生条件远远不达标，致使丁庄卖血的人都染上了艾滋病。而当平原上艾滋病大爆发，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中时，他却开始大发民难财：倒卖棺材、配阴亲、炒卖墓地。阎连科笔下的丁辉可以说是人类丑恶面的一个综合体，集人性中的许多丑恶于一身，他贪婪、奸诈、冷酷。所有得艾滋病的丁庄人为了便于管理都集中在了学校，人人都面临着死亡，即使在这样的惨烈状况下，人们还在互相争斗、欺骗，人内心深处的丑恶就这样被晒了出来。
他们奸猾愚昧、麻木不仁，在这样深重的灾难中仍然你争我斗，不知相互帮扶、团结一心。他们在灾难中越陷越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种种弱点，种种丑恶。国民性弱点就是从丁庄人的人性弱点中不失分寸地表现了出来。从丁庄人身上可以折射出众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盲目跟从、随大流。
对于国民的劣根性这一人们“心中的艾滋病”，阎连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心中的艾滋病要比人身体上的艾滋病严重得多，一个社会机体上的艾滋病、社会心脏上的艾滋病要比人群中的艾滋病严重得多，也更难治愈。人体中的艾滋病至少可以预防，但是人心中的艾滋病谁又能预防呢？谁又能去治疗呢？”[5]相比起这人身体上的艾滋病，人心灵的艾滋病更可怕，对这可怕的人的心灵中的艾滋病的揭示和批判也是阎连科创作的一大意义和贡献。
鲁迅先生曾说他的小说是“为了揭出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阎连科对以丁庄人为代表的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当然也是出于同样的愿望，他承继了“五四”时期前辈们批判国民性和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传统和精神愿望。但是与鲁迅等前辈相比，阎连科对这些存在着许多弱点的同胞所持的并不仅仅是批判的态度，还有深深地同情和理解。因为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走出农村，走进城市，在贫困的农村跌打滚爬了二十年的人，作家深知农民生活境况的艰辛。他曾说过：“我认为每一个人的写作都是从他最伤痛的地方开始的，这可能也是他小说创作最好的源泉。我的伤痛在农村。我现在虽然离开了农村，但精神状态还是农民的，写作时的感情主要是面对乡亲们的人性和命运。我要以我的感情来写乡村的丑陋、浅薄，甚至仇恨。我的乡土写作，不是一味地怀旧，一味地给予温情的抚慰。”“我在河南农村出生成长，生活细节和人生经验长年累月地积累，逐渐形成了我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认识。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劳苦群体’，他们生活的绝境，非我们所想。而我们说到他们时，又总是说他们麻木。可我们不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麻木是他们对抗苦难生活的最好武器。”[6]这两段话体现了阎连科内心无可奈何的复杂态度，他对这些他有着深厚感情的劳苦大众既爱又恨、既批判又理解。恨由爱生，爱之深则恨之切，恨是因为深刻的爱，而正是恨又使爱更加深刻。他批判他们的弱点，可他又深知这些弱点存在的原因，所以理解他们的苦衷。“麻木”是一个贬义词，一直是一些“有识之士”用来批评中国国民最常用的词语之一，但阎连科却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为中国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说了公道话，指出他们长期以来的生存绝境使他们只有变得麻木才能敢于面对现实而浑浑噩噩地活下去。仅仅批判他们的麻木是不够的，要想使中国国民从麻木中清醒过来，要想使他们从丑陋和肤浅中挣扎出来，最最根本的做法就是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
阎连科这种对大众爱恨交织、对国民性弱点既理解又批判的态度，反映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国民性批判传统继承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使他的作品多了一份苦涩，一份无奈和痛楚，而少了一份尖锐凌厉。阎连科对国民性批判的延续是与他的“劳苦人”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民性弱点使劳苦人更加劳苦，而劳苦的生存环境又使国民性弱点有了滋生的温床。阎连科对这种现象的揭示对我们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塞妮娅引用了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话来对阎连科的创作进行评论:“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塞妮娅认为致力于破译这些密码的中国作家寥寥无几，而阎连科是难得的一位。在聪明人忙于追逐时尚、追逐传奇、追逐权色之时，阎连科却像一只孤狼，孤独地待在角落，独自咀嚼生命之重。[7]
参考文献：
[1]梁鸿.日光流年[A].行走、姿势——阎连科传略[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574.
[2]李陀,阎连科.《受活》: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J].南方文坛,2004,(02):23.
[3][4][5]罗雪挥,荣郁.阎连科:我希望我的创作充满疼痛[J].中国新闻周刊,2006,(01):77.
[6]蔡诚.我一生的写作在二十岁前就全部完成——访著名作家阎连科[J].语文世界·高中版,2006,(05):5.
[7]塞妮娅.重塑中国文学精神[J].文艺争鸣,2002,(02):70.
作者简介：
张 芳（1980— ），河南滑县人，鹤壁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教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