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改革与战略

 尽管马克思当时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初衷是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初步阐述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但是，其中揭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重要生态思想，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生态道德教育
生态文明建设，道德先行。这是因为，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如果人们的生态文明观念淡薄，就难免产生由观念支配的破坏生态环境和浪费自然资源的行动，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止。可以说，公民生态道德的缺乏是现代生态悲剧的一个深层次的根源。因此，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培育生态道德意识，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由观念内化为自觉的行动，以主人翁的姿态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何为生态道德？姬振海在他的《生态文明论》中指Ⅲ，生态道德的基本内涵包括：“一要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包括人化自然）；二要珍惜自然资源，合理的开发利用资源，尤其珍惜和节制非再生资源的使用与开发：三是维护生态平衡，珍惜与善待生命，特别是动物生命和濒危生命；四要有节制的谋求人类自身发展和需求的不足，不以损害环境作为发展的代价；五要积极美化自然，促进环境的良性循环。判断生态道德行为的善恶标准是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基础的，即改变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生产，谋求以人类生存为根本利益出发点的新的道德准则。”
生态道德意识的培育是一个涉及范围极广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完善的教育机制。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各种新闻媒体，在全社会范围内宣传有关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环保的科普知识，将生态道德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各个方面，以增强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责任意识。政府还要传播绿色理念，积极推进绿色消费，大力发展绿色产品，倡导绿色出行。同时要高度重视青少年的生态道德培养，在大、中、小学区分不同层次、广泛开展环保知识教育，并将其渗透到各学科课程中。帮助人们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高度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环境价值观和资源观，树立人与自然平等思想。
只有将这种生态意识和价值观深植于人们的心中，使越来越多的人在观念上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以及人类对于自然认识的有限性与自然环境各部分、各要素的系统性、整体性，人们才会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有效的方法对待自然生态环境，并在维护自然生态可持续的前提下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开发与保护，进而生态文明的建立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才能成为现实。
（二）生态制度建设
正如恩格斯所说，克服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作为处在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比世界其他国家更为严峻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形势。虽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具备了规避生态危机的基本社会制度前提，但我国仍处于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社会发展阶段，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这决定了在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相关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并表现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诸多矛盾。矛盾的集中凸现，彰显出迫切的制度需求。然而，现实情况是，在我们迫切需要制度规范的时候，制度却成为稀缺资源。而没有制度保障，其他努力即使不是无效的，也是事倍功半的。
因此，我们必须在不断加强生态观念和道德教育的同时，尽快建立起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制度框架，通过制度的协调和规制功能，协调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关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先，创建生态环境产权制度。我国正是由于缺乏合理保护生态环境的产权制度、外部性内在化的相应机制以及约束个体行为的社会规范，才导致了我国环境资源的竞争性、破坏性使用和自然资源储备的进一步降低。因此，要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最低的环境代价，甚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需要明晰环境产权，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微观经济决策中，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以促进经济发展。产权明晰和产权交易是资源合理定价的前提，离开了有效的产权制度，价格机制就无法发挥正常的作用。
其次，建立健全有利于生态文明的财税制度。财政税收制度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合理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主要通过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财政政策支持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其他的政策工具，如转移支付、政府采购、财政贴息及其他金融创新工具等使用不多，财政政策工具比较单一。税收政策方面，降低环境污染、优化环境治理、确保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我国现行环境税收政策不完善，说明现行税制和税收政策有待健全和调整。在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建立健全有利于发挥生态功能的财税制度。
第三，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制度。现有的GDP核算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各个层面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这一核算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背道而驰，因为其在引导经济活动最大化的同时也导致了资源占用和生态破坏的最大化，只重眼前，忽略长远，而且不能真实地映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等破坏性的活动也能带来GDP的增长，但却不能带来人民生活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实际提高。因此，为了正确衡量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正确衡量发展成果和政府政绩，应该探索建立绿色国民生产总值（GDP）核算制度。在核算经济增长的指标体系中，应加入对资源环境的核算。通过绿色GDP核算，将环境资源损耗、环境恶化这些环境效应货币化，使人们深刻认识到资源有价、环境有价，为人们全面理解GDP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对于环境保护以及理性地使用资源是有现实意义的。
第四，落实生态保护法制。健全的生态法律制度不仅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标志，而且是保障生态文明的最后屏障。因此，我们要依据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目标的要求，制订与修改一系列有助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尽快制定一部体现变“经济优先”为“生态优先”的综合性生态保护法律。
同时，我国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和成熟的制度建设，建立公众全方位参与决策、监督、执法和法律救济的制度。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制度可以有效地将公众的环境利益以法律规范等形式确立下来，使公众的环境利益由观念、理论的利益变为法律的权利，从而可以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此外，从我国生态制度安排的具体现实来看，虽然存在“制度缺位”问题，但主要还是“制度虚置”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没有制度，而是有规不循，有法不依、徇私枉法。在中国经济转型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制度虚置”比“制度缺位”危害更大。因为它强化的是权利意识，蔑视的是法和制度的权威，产生的是不平等的等级效应，阻挠的是民主法治的目标。因此，在制定规划更为完善的生态制度的同时，应该不断强化监督机制和实施机制，严格落实环境责任追究制度，严惩环境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法律与制度的尊严，将环境保护与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落到实处。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四、小结
即使《手稿》距今已有近170年的时间，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马克思对于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思想是具有前瞻性的。在工业社会发展阶段，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是我们现代化进程中付出的沉重代价。因此，为了避免更严重的生态灾难以及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我们应当在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指导下，不断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观，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人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解决人与自然的异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