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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身份的焦虑与文化想象——电影文学

作者:佟冰来源:原创日期:2013-09-07人气:1178
 在文化全球化与文化转型的大趋势下,消费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日益突出,文化与大众传媒、商业的联系也日益密切,戏剧创作也被卷入了一个新的文化语境之中。现如今,很多剧本都力求走回日常生活的场域,刻意放弃宏大的历史叙事,向庸常、琐细的个人视角献媚。但是它们在演绎凡俗的同时,却失去了表现生活的统摄力。《手机》采用了双线平行叙事的笔法来结构整个剧本,这种开放式的结构使作品构建了宏阔的文化空间,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交相辉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杂糅并存。这种结构方式也有效地确立了作者的叙述策略与文化立场,从而突破了同类题材作品的单一模式与惯性思维,表达了作者对当代文化身份的焦虑与文化想象。
一、精英知识分子的功利与乡村智慧的超拔
剧本有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以费墨、严守一为代表的城市生活,另一条主线围绕奶奶、严守礼为中心的农村生活,以这两条主线平行并进为经线,以主人公严守一的亲情为纬线,编织了一幅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与文化现状的全景图。“手机”作为剧本的中心意象,具有象征意义。手机不仅是剧中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更沟通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而这种沟通又将小说的叙述空间从城市延展到乡村。
费墨作为一个文人向物质社会的妥协,从电视栏目“有一说一”开始。在电视台,他随时准备应对不期而遇的遭际与挑战。节目收视率下滑,面临随时被淘汰的危机,他绞尽脑汁平衡收视率与栏目品质,却被段总和蔡导斥为独孤求败,盛怒之下拟做退隐姿态,但又难擎虚荣与利益的负累半推半就。他珍视与严守一的友谊,却又无力招架学生与妻子的攻守同盟,叛逃到“大家讲给大家听”,一讲成名后,既春风得意,又如芒在背,坐立不安。精英意识使他不屑于庸俗的罗网,可是凡尘的风又推他向媚俗滑落,从而堕入消费文化的漩涡里,以至于难以挣脱现实环境的掣肘。他在操守与功利之间摇摆不定、左拥右抱,如“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歌女在扭捏中向客人谄媚,亦步亦趋于利。相对于费墨人文城堡的失守,奶奶则永远和乡间菜田相伴并融为一体,从容而淡定,坦荡而平和。她对人生的大智慧都融化在给严守一提的三个原则:第一,干啥也不能直腰。第二,在外面做事处人,便宜一定要让给别人。第三,不能违心地做事。其核心旨意在于“把心活安”。 奶奶认为这一辈子扎心的事儿忒多了,要不把心活安,就活不下去。初略看去,无非承袭了勤劳执著、宽容厚道、抱诚守真的传统文化衣钵,并无特异之质。但如果把奶奶的经验体认与认知方式放在整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中,其路径恰恰是对费墨生存哲学的改弦易辙。在奶奶看来,人生活的最高形式是主观主义的,追求精神皈依与内心世界的安宁,所有的行为都指向道德人本。
费墨是人生的精算师,其智慧具有实用性。奶奶是乡土纯美的守望者,其智慧具有大智若愚的品相,具有超越性,指向人生的终极价值。本该具有超越性的知识分子却指向既得利益,本来应具有实用性的乡间老妪却有了超拔性,两相映照下,奶奶对费墨的知识分子身份形成了反讽。更具有寓言性质的细节是,费墨对于奶奶“枣能补心”的教义受益匪浅,严家庄之行竟然让他恢复男性生命活力,摆脱了“老废物”的困境。奶奶的生存哲学带有强烈的农耕思维色彩,传统而古朴,具备以不变应万变的能力,使喧嚣与繁杂通达灵魂,直抵人心。剧本试图揭示的不是她和菜田的秘密,而恰恰是她自己生活的秘笈。以费墨为代表的城市文明优越感,在奶奶的乡间智慧面前陷入了失语的无力之中。在乡土序列人物之中,奶奶享受着 “神圣”的喜剧地位,她不仅是严守一灵魂的故乡,而且成为美学教授费墨人生迷途的导师,物质上贫乏、陈旧的乡村,在奶奶的光辉掩映下变成了富足、清亮的精神乐土。即使奶奶在结尾必须死去,她的精神遗产也能感召严守一与费墨重新反思与定位自身,最后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一起站出来揭露事实的真相,拆穿潜规则,维护“有一说一”选秀活动的公平与正义,面对自己,回归真诚,走向灵魂的救赎。奶奶抱诚守真的精神消解了城市浮华话语的独白,在文化焦虑的冻土之下暖化了一条沉埋的心灵之河。
二、乡土文化的狂欢与城市文化的失守
严守一和严守礼是一对兄弟。严守礼从乡村来到都市,寻求物质生活的满足与个人发展平台。严守一则常常从城市返回到乡下,寻求精神的避难与寄托。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所在,严守一只有把自己变复杂了,才能在这个繁复而功利的社会里生存下去。在多年混迹北京的生涯中,他自创了一套“严式牧羊犬”处世哲学。他认为世界上就只有两种人——“羊”和“狼”。他当牧羊犬,羊见他亲,狼也想和他交朋友,如此一来,他才能在北京和大家伙相安无事。也许,让他不曾料到的是,牧羊犬的面具带久了,他自己都成为面具的一部分,即使回到家里也无法摘下。令他深感惶惑的是,即便为此付出了婚姻失败的代价,他的牧羊犬式姿态也难以继续维系事业的辉煌,因为城市文明中大众媚俗的态势比他的底线还要低俗与轻浮。断臂折翼的痛楚,已经昭示了其牧羊犬式生存哲学并不具备自足性,其个人经验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日暮途穷。严守一的身体与精神从此分立于两个世界,精神归属到素净的乡土文明,躯壳却漂泊于浮华的城市文明,他只好用麦田的清香抵御孤独的侵袭。与严守一的沉重与纠结相较而言,兄长严守礼则呈现出轻松与优越的心象。严守礼是个乡村知识分子,他以“反客为主”之计将饭馆命名为“有一说一”,并即刻去工商局注册,将全国知名电视栏目“有一说一”陷于被动之中,导演了一出以弱胜强的好戏。也许严守礼永远只能是一个小人物,也许他也无法真正突入城市的主流生活,但与很多艺术作品中的“农民工”形象相比,他的人生更具喜剧感与超越性,没有血泪的辛酸,没有奋斗的艰辛,只有左右逢源的幸运。与其弟严守一相比,善于学习的严守礼将传统智慧与现代意识水乳交融,他的人生更多了一份从容、洒脱与睿智。严守一以改弦更张的低头哲学与恭顺姿态顺应城市文明,即使与本性日渐疏离,但仍难免如履薄冰的无助。而严守礼则以不变应万变的计策哲学与昂扬姿态挑战城市文明,虽有自不量力之嫌,但幽默、闲适与潇洒却充溢周遭,光彩熠熠,乡土文化的狂欢抵御了城市的嘈杂,而以牧羊犬式生存哲学为代表的城市文化则再次陷入失守的尴尬。
严守礼在剧中还担纲链接城市与乡村的叙事功用,兼有乡村的醇厚与城市的竞争意识,成为自由游走的“双向人”。他慵懒而又野心勃勃,传统智慧与现代意识的兼容并蓄令他完成对城市物质财富渴望与拥有的梦想,走向自我价值的实现。严守礼的出场弥补了奶奶道德守望的孱弱,为乡村古老道德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既体现了乡村文明在城市文明反作用力下的“巧实力”,又弥合了现实与想象的距离。财富的物象之中伸展着精神的富庶,精神的富庶又被转化成坚硬的物质现实。
作者宋方金试图通过城乡两组对位人物实现精神与物质、乡村与城市的双向互为输氧,达成了以乡村文明为精神根基,以城市物质文明为框架的全新审美镜像与文化想象,并缝合了历史与现实,链接了原始与生命本真的中国集体经验。这种叙事中的“双眼视觉”,也超越了以往文学作品中用乡土叙事纯粹承担道德化的叙事立场这一俗囿,多维度地阐释更为丰富的现实与人性。因此,他对乡村和城市的想象,具有精神洞察力与现实穿透力。
三、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社会焦虑症候与文化想象
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这是一部与时代、与我们的社会处于“共谋关系”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一步步走近《手机》,思考《手机》,对这个剧本进行解读,就是将探究延展到时代、社会以及我们自身的层面。“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 [1]费墨的自我滑落与严守一的自我分裂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进入以“物的包围”为表征的消费文化语境下两个典型形象,象征着都市文化难以自足的文化焦虑。
费墨与严守一在剧中都意欲凭借与世俗的同构达成物欲的满足,从而获得自身的完满,超越现世生存境遇的有限与掣肘。从这一维度上讲,严守一和费墨无疑都是社会的成功人士,跨入到精英阶层,实现了他们的个人价值,并延伸到精神之维。可是,当他们继续把自身精神框架夯实在世俗现实的地基之上,又苦恼于灵魂本真与顺应流俗的冲突。换句话说,物质现实在他们面前呈现出天使与魔鬼的两极,一方面,他们不得不臣服和依赖它;另一方面又成为禁锢与扼杀他们主体性和自由的异化力量,他们不得不与之对抗,而又不得不经常以自身的软弱和个性的缺失与之相妥协。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反思的本性还时时让他们在这些活动表层下挖掘出支撑行为的精神根基,结果他们惊诧于原本自以为根深蒂固而又习以为常的文化模式已经受到了威胁,遭到了损毁,陷入了合理性危机,这是消费文化统治给人造成的难以僭越的“两难境遇”,而由此生成的文化危机感和文化焦虑让他们深陷孤独与寥落的囹圄,费墨对此曾感叹道:“过去生活当中还有学问、有事业,总还有点理想去追求,现在追什么呀?除了追名和利,其他的都没了。‘一时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另外,《手机》中还影射了当下的一些热点事件,例如名人出书热、高科技诈骗、毒奶粉事件、艺考热、农民工讨薪、电视选秀等,这些文化现象无一不是文化消费语境的产物,无不隐喻中国国民的集体失聪与文化焦虑。
作家在剧本中建构了两两对照的文化空间,“乡土之界”和“城市之界”,“ 物质之界”和“精神之界”,他没有将乡土——弱势——诗意之间的关系固定下来,构成一种僵硬、呆板的意向体系和象征关系。在《手机》中,原来简单的固定序列模式变化成了另外一种模式:乡土——强势——生机勃勃的竞争力,为表现乡土题材的剧本贡献了一种新的序列,增加了表现乡土题材剧本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作者将其价值判断指向了乡村的道德伦理与智慧维度。因此,可以说,剧本将城市与乡土进行跨越式地双向阐释,既从城市文明的角度审视乡土文明,又从乡土文明的视角来反观城市文明,从而获得了全新的经验模式,以对传统城乡对立模式的反拨构建了全新的历史文化图景。剧作家试图通过这种历史文化图景的构筑,表达在生存意义的求索与深度的超越之中重建文化模式的一种努力,创造与当代中国文化焦虑相抗衡的一种文化想象,在驳杂中彰显情怀,在诗性中体认生命,从而达成作家对自身主体意义的确立。
[参考文献]
[1]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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