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012年危机传播研究综述

危机传播是近十年来在中国逐步发展起来的研究论题，笔者以“危机传播”为关键词搜索CNKI数据库，统计历年相关论文数为：

相关论文数量有个有趣的现象，出现2003年从无到有以及2009年成为研究热点的两个分水岭。2003年的研究集中在广州两大事件“非典”和“抢购盐米”；2009年例证研究集中在“汶川地震”和“三鹿奶粉”，占7.2%；“网络”传播研究量增加，数量从2008年的4.2%，增加到11.5%；从这年开始研究视域扩展到金融危机、公共危机、企业危机、政府危机传播等多个方面；理论研究扩展到受众心理、意见领袖、形象修复理论、符码博弈、风险传播趋同效应、真实信息—伪信息对抗模型等方面。所以本文的研究对象锁定在危机传播研究密集的2009-2012年近500篇文章中。

一、危机传播理论研究

    “符码博弈”。危机传播实际就是个编码解码的过程，编码者十分细小的错误就可能导致解码者产生大的误读，同时解码者在“既有政治倾向”的影响下也会更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思维和逻辑去解读事故， 而不是被动接受媒体信息。在受众接受的信息不完整或者和自己“愿意”产生对立时，受者就会转化为传者，参与到信息的传播中。而这个过程极易出现意义的曲解，成为谣言、流言散播的有利土壤。[1]

“受众心理”。危机的不同影响群体其应激反应和信息需求各不相同，蔡静将心态不同化为四类：1 、危机遭遇者；2、与危机遭遇者密切相关的群体；3、危机事件的规避者；4、关注和同情的社会公众。基于此，得出危机传播中应关注两方面：一是满足信息饥渴，这是危机爆发时公众对信息系统的首要要求。信息的公开畅通是安定人心的关键，而流言的爆发也在这个阶段也最为明显，而且威力巨大；二是寻求心理缓释，不论是寻找“危机制造者”，还是寻求“危机解决者”，都是消除心理恐慌的有效途径。[2]

“意见领袖”。有学者认为对“意见领袖”的管理是决定信息扩散的关键。1、主要依靠其在网络中的中心性和中介性两个指标辨别“意见领袖”；2、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加强与“意见领袖”的双向互动和沟通，沟通秉持“主动、快速、真实、真诚”原则；3、加强培养“意见领袖”，促成传播中的关键群体向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的转化。[3]

“传播模式”。李青华根据多元治理理论和危机沟通理论，提出了“政府—媒体—公众”危机传播模式。[4] 

另有学者归纳出官方和非官方的公共危机传播模式：

同时发现了值得关注的双重话语空间的互动现象：1、在“议程建立”过程中不时出现民间话语空间影响官方话语空间的现象；2、西方传播理论的“议程设置”和“沉默螺旋”等传播效应在中国出现明显的逆反现象；3、新媒体为非官方话语空间提供更大的议题讨论空间与近用权。[5]

    “阶段传播”。 根据1986年斯蒂文·芬克提出的危机阶段分析理论认为，危机事件的发展有四个阶段：危机的潜伏期、突发期、蔓延期和解决期，及美国学者 Sturges 提出的有效的危机传播需要使所传播的内容满足公众在危机不同过程中的需求。王志永得出网络危机传播的基本原则：1、内化期：未雨绸缪原则；2、关键期：时效第一原则；3、推进期：客观公开原则；4、善后期：公共利益至上原则。[6]

     “传播有效性评估 ”。基于危机信息传播过程的3个主要特征是[7] ：1、是混乱符号和不确定意义的共享过程；2、信息传播主体与客体非秩序化复杂互动的过程； 3、一个失衡的信息系统，是各种信息碎片的杂合体。王洋建立了模糊神经网络模型，提出有效性评估的主因素是：参与人、硬件设施、管理水平、环境条件；次因素是：知识水平、安全意识、思想素质、完备性、通达性、敏捷性、实时性、教育培训、安全组织、规章制度、预备演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这是仅有的对危机传播有效性进行评估的研究，为其定量研究提供了思路。[8]

   “危机传播管理体制”。晓黎教授通过研究汶川和海地地震危机传播管理比较，指出我国新闻体制与西方社会标榜独立却受利益集团操控、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新闻自由”的本质区别所在是：“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9]

   “真实信息—伪信息对抗模型”。伪信息的传播增加了危机传播的“噪声”，伪信息传播模型和真实信息—伪信息对抗模型的仿真结果表明：群体接受伪信息概率越高，伪信息的传播速度越快，传播范围越广；真实信息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介入，对控制伪信息的传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群体真实信息接受概率越高，越有利于对伪信息传播的控制；在特定规模网络中，第二层邻居的存在即二次传播对伪信息的传播有重要影响。[10]

“批判取向、主题意识、话语理性”。学者把以危机管理、危机公关为目的的称为管理型的危机传播；以反映和疏导舆论为目的的称为话语型的危机传播；以价值反思和建构为目的的称为批判型的危机传播。苏蕾提出危机传播不能只是通过危机的解决来加强对这个世界的维护和美化，而是要彻底暴露危机中隐含的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抑，使人们意识到现实世界异化的严重程度，帮助人们超越异化的现实和日常生活经验，使人的感官和精神重新得到解放。对社会认同性危机，哈贝马斯主张应通过建立“理想的话语环境”加以解决，而建立的方法则是普遍遵守话语交往的有效性，即真实性、规范性与真诚性。[11]

二、特定区域的危机传播研究

    危机传播在特定区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院、企业、高校、政府、涉外、体育、卫生等方面，其中以政府最多，高校其次。

政府危机传播成果有：张勇锋强调政府在危机传播中的责任担当，提出危机发生后，应快速启动新闻发布应急预案，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快捷高效做好媒体应对，掌握舆论主导权；高度重视网络信息发布平台；建立危机传播机制。[12]

“框架分析视野下”。在危机传播过程中，政府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存在紧急救援框架、灾后生活框架、哀悼总结框架和重建发展框架，在这四个框架背后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框架—大爱框架。政府在进行危机传播的过程中，利用框架为危机定性及解释和澄清危机，进行道德评判，并提出解决方案。[13]

“议程设置模式下”。新媒体出现，形成了新的“议程设置”模式：“即网络（BBS、博客、播客或手机等）提出议题—媒介关注—全社会参与—政府行为的模式。”应遵循以下策略：1、合作而非对抗；2、遵守信息发布的3T原则：快速、全面、主动；3、引入第三方信源，尽快消除公众的信任危机；4、重视议题管理，加强舆论引导；5、强化对危机事件的研判和预警。[14]

“政府形象建设视域下”。吴佳妮提出对危机传播的有效控制和提高公共危机应急反映能力是政府形象建设的重要内容，1、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政府危机决策的信息机构管理制度；2、实现政府议程和新闻议程的融合，促进政府和媒体构建良性互动关系；3、增加技术投入和资金投入，提高信息传播控制系统的预警、应急、联动能力；4、加强危机信息传播控制人员的培养与培训。[15]

高校研究成果有：王凤仙把高校危机传播的历史概括为三个阶段：封锁消息的传统模式、传统模式主导下偶有开放和理性控制下的开放模式。提出需要改进的方面包括：1、信息公开化实施不彻底；2、缺乏全员沟通意识；3、转嫁危机而非化解危机。[16]罗倩通过中国高校和美国高校应对危机的对比，提炼出美国高校危机传播的经验供参考：1、及时向校内外传播信息；2、准确发布信息；3、统一发布信息；4、保持坦白负责的态度；5、较强的沟通意识和公关意识。[17]杨乐认为校园危机传播应一是先入为主，控制信息；二是初步表态，防止谣言；三是统一口径，组织通稿；并建立高校新闻发言人制度。[18]

三、危机传播实证研究  

    我国危机传播的开始研究就是伴随着公共危机事件的爆发开始的，研究的热点起伏和危机事件及新媒体自身发展不无关系，从实例出发在历年危机传播研究中都占有很大比重。涉及到的实例有：乌鲁木齐7.5事件、强生含毒事件、大连输油管道爆炸起火、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日本地震、乳业“诽谤门”、乌坎事件、上海地铁事件、天津蠡县火灾、瓮安事件、香港人质事件等等，研究对象有重复的是汶川地震、7.23动车事件、郭美美事件等，这与事件本身的影响度和与公众的相关度很有关系。

    综观例证研究，有的提升到理论层面，钱晶晶研究的“乌坎”事件，得出以“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指导的危机传播策略：1、把握受众文化心理，掌握话语和行动的“双主导”；2、根据情境，“支援型”可占危机传播策略的主流；3、“留后路”思维是具有新时期特色的政府危机传播思路；4、危机传播策略与危机管理的策略应当保持同步。[19]

     有的以传播方式为切入点，吴建建立了危机事件中传统传播和大众传播结合的模型图，强调国土、气象、水文、政府之间横向传播和各部门内部上下的纵向信息传递网相互结合。[20]

有的通过研究危机事件处理的经验总结得失，余霞提出基于受众心理视角的传播策略：1、疏通信息流：第一时间回应，新旧媒体整合出击；2、减弱影响流与噪音流：发布权威信息，培养意见领袖，修复品牌形象。[21]

四、危机传播新途径研究

手机短信。随着手机用户量激增，手机短信在危机传播中起的两面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因其私有性和快传性导致一方面成为留言滋生和传播的温床，另一方面又是官方辟谣引导的有效阵地。王淑兰提出危机传播中针对手机短信的策略：1、政府发布权威信息，加强政策监管；2、公民强化危机意识，提高媒介素养3、运价商提供技术支持，承担公益责任。[22]

微博。中国社科院在2009年12月出版的《社会蓝皮书》中，将微博定义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肯德基秒杀门”事件，“动车事件”都起发于微博而激烈上演。钱珺将微博危机传播特点概括为：1、负面信息的发布更为即时和便捷，迅速引发危机；2、负面信息的聚合力更强，危机扩散更快；3、衍生新的负面信息，危机不断升级。[23]

网络的文化折扣现象。文化折扣借用于经济学概念，草根文化、道德极化和审丑心理成为网络媒体文化的关键词。造成与受众在传统媒体中形成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审美观产生较大改变，直接导致危机事件传播的恶化发展。董媛媛认为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网络危机传播的“文化折扣”现象。1、适应新媒体环境变化，构建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体系；2、增强主体认同感，尊重网络群体的文化；3、完善网络立法体系，加强网络媒体自律。[24]

    网络舆情传播模型。潘芳等概括了网络舆情的特点：传播主体隐蔽性；传播方式开放性；传播速度快捷性。并第一次依据传染病传播模型建立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模型并试图量化，针对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消极思潮的不同特点，指出官方信息的传播途径和频率。[25]

五、危机传播历史研究

     对于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回顾以吴廷俊教授的最为全面，2003年以前，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之前为严格管制时期，危机传播表现为“零传播”或者“不传播”；之后为非自觉的间或传播。2003年后，虽然危机传播为政府和学界重视，但还存在较多问题，比如：政府对媒体过度控制；许多官员思想深处有错误的媒体观；新闻主管部门片面的报道观念；政府不是按照法律管理危机报道。[26]

关于企业危机网络新闻，媒体对企业危机的关注程度自2003 年急遽上升以来，大体呈现抬升的趋势，2005 年、2008 年的数据和博客 2008 年、2010 年的数据分别是这一时期企业危机信息在两种网媒传播量波动趋势的峰值。[27] 

    高校危机传播从理性控制下的开放模式也始于2003年，人际传播方式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原来的危机报道围绕着事件本身和涉事主体，而现在的网络舆论经演化后，焦点由事件和主体扩散开，指向社会矛盾。而不变之一，危机处理的立场和角度始终以党和政府的需求为导向；不变之二，危机处理始终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和学校声誉形象为目的。[28]

危机事件传播逐步得到重视，2003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及2005年颁发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已比1989年和1994年相关规定更具有科学性。综观近年研究取得一定成果，理论的触角越来越广泛，例证涉及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媒体和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中趋于成熟，但是不难发现，危机传播作为一个较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没有宏观的框架结构，现有的理论研究还停留在“点”上，或者学者经常从别的领域基础理论中借道过来论证，例证重复现象较明显，研究的对策结果还较为浅显。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from 2009 to 2012

Abstract:  Years of 2003 and 2009 are two research boundaries for crisis communication of China. In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academic research ranging from 2009 to 2012, the studies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were summarized basing on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including theories, specific area , empirical research, new media, history of crisis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Crisis Communication, Network, Emergencies

注释：

[1]陈涵.“符码博弈”：微博时代政府危机传播的新困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8.

[2]蔡静.公共危机中的心理需求与流言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2011.4.

[3]薛可，陈晞，王韧.基于社会网络的品牌危机传播“意见领袖”研究.新闻界，2009.08.

[4]李春华，龙厚仲．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模式及其运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5]何舟，陈先红．双重话语空间：公共危机中的中国官方与非官方话语互动模式研究．国际新闻界，2010.08．

[6]王志永．阶段理论视角下的网络危机传播．传媒观察，2012 . 04．

[7]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8]王洋．评估危机信息传播有效性的模糊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2010.8．

[9] 晓黎，董子铭，雷力．从汶川与海地地震灾难危机传播管理的比较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体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10]沙勇忠，史忠贤．公共危机伪信息传播影响因素仿真研究．图书馆学理论研究，2012.3．

[11]苏蕾．建构危机传播的批判取向、主体意识与话语理性．编辑之友，2012.6．

[12]张勇锋．试论政府在危机传播中的责任担当．新闻爱好者，2011.6．

[13]温琼娟．框架分析视野下的政府危机传播策略．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9．

[14]谢耘耕，裘一娜．“议程设置”模式下的危机传播与应对．新闻与写作，2010．11．

[15]吴佳妮．政府形象建设视域下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控制研究．中国出版，2012.4．

[16]王凤仙．我国高校危机传播的历史与现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7.

[17]罗倩．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中美对比看高校应对危机传播．新闻大学，2010.2．

[18]杨乐．论高校危机传播的新闻处置．新闻知识，2011.10．

[19]钱晶晶，史安斌．从乌坎事件看政府危机传播在中国的本土化尝试．新闻大学，2012.4．

[20]吴建，张力．论危机事件中传统传播与大众传播方式的结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11．

[21]余霞，张术娟．危机传播中的受众心理与品牌传播策略——以2010年乳业“诽谤门”事件为例．新闻知识，2012.02．

[22]王淑兰，吴婷．浅析手机短信在危机传播中的应用．传媒观察，2012.7．

[23]钱珺．微博环境下的危机传播应对．新闻知识，2010.12．

[24]董媛媛．从“郭美美事件”看网络危机传播的“文化折扣”现象．新闻界，2012.5．

[25]潘芳，卞艺杰，潘郁．危机事件网络舆情传播模型及消极思潮应急对策．图书情报工作，2010.8．

[26]吴廷俊，夏长勇．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现代传播，2010.6

[27]苏平，徐明阳．企业危机网络媒体传播演变状况分析．商业研究，2012.06．

[28]同[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