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歌曲》中的独立音乐： 小众文化的推广与妥协

一、独立音乐的发展：小众或主流 

独立音乐（indie）的概念源于西方。20世纪中期，五大唱片公司①迅速发展，几乎垄断了整个唱片市场。与此相对，一些地下乐队和社团通过长期与相对缓慢的发展开始拥有自己固定的受众，逐渐成为类似品牌的效果，流行于固定的人群中，于是人们开始称他们为独立音乐厂牌，把他们和主流的五大唱片区分开来。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独立音乐已从地下音乐的代名词发展成为包容摇滚、流行、迷幻、实验等多种音乐风格的一种音乐形式，独立音乐已经有了更广泛的意义，但是它的核心精神仍旧是“与音乐有关，与娱乐无关”。③

独立音乐爱好者的交流场所起初只有独立杂志和演出现场，互联网出现后独立音乐爱好者有了更为便利、更有针对性的交流场所。通过这些交流，独立音乐爱好者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群体，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大多对主流音乐不屑一顾，反对音乐被商业化，并且对自己所属的群体有一种归属感。与此同时独立音乐也成为了一种小众文化，一种与主流文化相对的文化。

二、《好歌曲》的成功：音乐性与娱乐性

（一）收视率与承认度的双收

如果只是从收视率来看，《好歌曲》的成功性毋庸置疑。④另一方面，《好歌曲》也受到了媒体的关注，不仅是报道《好歌曲》本身，在好歌曲中出现的很多音乐人也在参加节目之后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从第一季到第三季，《中国好歌曲》邀请了越来越多的独立音乐人参加节目录制。本只能在独立音乐圈内小范围传播的独立音乐如今出现在拥有广泛受众的电视选秀平台上，这种“反常”事件受到独立音乐爱好者的广泛关注，成为独立音乐圈的热门话题，同时节目也逐渐在独立音乐圈内得到承认。

（二）受众基础与娱乐性

从90年代中国独立音乐出现到2014年《中国好歌曲》开播，中国的音乐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独立音乐虽然还是在小范围内传播，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独立音乐的传播已经有了巨大改变，独立音乐听众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增加。当《好歌曲》播出时，节目本身就已经有了更广泛的受众基础。

另一方面，《好歌曲》与《中国好声音》使用了相同的赛制，同时把各选手的追梦故事植入节目，娱乐性与故事性拓宽了节目平台，也使节目吸引了更多独立音乐爱好者之外的受众。

三、《好歌曲》前后：独立音乐从地下到地上

独立音乐人群体是区别于主流音乐人的一个音乐人群体，大多数独立音乐人都有着其它职业身份，他们并不能依靠做音乐来赚取足够的生活费用。大多数独立厂牌同样也处于这样一种尴尬境地。许多独立厂牌，靠的便是拉开战线，力求精准地锁定特定族群，尽量延长产品的生命，以累积足够的蝇头小利来维持公司的生存与发展。⑤

麦克斯姆和肖曾经通过对1968年的总统竞选的研究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他们认为某一问题若被大众媒介关注，那么该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便得以提升。⑥而如今这一理论放到音乐传播时同样适用。网络时代来临之前，大众更多听到的音乐还是经过电台或电视这种传统媒体选择的音乐，通过这种方式，传统媒体决定了什么是主流音乐，甚至决定了受众的音乐审美。如今随着网络的普及，音乐的传播方式已经被彻底颠覆。

但网络平台与传统媒体平台却仍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当前互联网传播范围虽已极为宽广，但电视却仍是当前的主流媒体。而小众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永远都有一个流动的空间。如果说网络的传播是独立音乐走向大众的基础，那么电视选秀节目就是独立音乐被主流文化收编的标志。曾有媒体对《好歌曲》第一季的学员后续发展有过一个大致总结。多数音乐人表示《好歌曲》给他们带来了更多商演的机会，随着音乐人知名度的提升，音乐人本身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还有一些音乐人在节目播出后被唱片公司相中，摘掉了“独立”的标签。⑦实际上，《中国好歌曲》使在节目中出现过的独立音乐完成了一个从地下到地上的转变。

四、独立音乐在《好歌曲》的推广：对主流文化的妥协

大卫·理斯曼在分析大众传媒时曾经提及，主流文化中会允许一定反叛的内容存在，“反叛的空隙存在于文化允许的幻想领域”、“把反叛势力体制化，不仅是因为这些反叛势力偏离了社会正常秩序，而且是为了使每个成员都不起‘邪念’”。⑧也就是说，不管是传播主流文化或是传播亚文化的内容，这种传播都维持了社会的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小众文化能够出现在主流媒体上的原因。

（一）话语权的丧失

《好歌曲》有一套自己的选秀模式，而在节目中，优劣的标准由四个导师制定的。也就是说，这个平台实际上也存在一种权力的关系。意义和意义实践是在话语范围内被建构的。也就是像福柯所论证的，在话语以外，事物没有任何意义。⑨独立音乐要获得意义，前提就是需在存在于《好歌曲》的话语范围之内。

节目从一开始就把导师置于一个高于学员的位置。而导师均是主流文化塑造起来的音乐人。通过这样一个设置，节目实际上已经暗中营造了一个主流文化高于小众文化的语境，音乐人从参加节目开始就等于接受与承认了这一暗设语境。音乐人要想在这样一个平台要获得承认，首先就要获得导师的认可。在这里，音乐人本身的价值被隐藏甚至被否定，呈现出一种向主流文化靠拢的状态。

后期节目中，主导节目的是来自各家媒体的评委。评委仍然是来自各主流媒体，并没有来自代表独立音乐的机构。掌握主导话语权的仍然是主流文化，小众文化的话语权仍是一种被剥夺的状态。学员为了得到承认又必须进一步地向主流文化靠拢。

（二）娱乐性的迎合

电视正好与独立音乐“与娱乐无关”的实质精神相反。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电视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雪球，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⑩这也是一个主流市场全民娱乐化的时代，《好歌曲》的娱乐模式照搬了另外一些电视节目，同时又营造了自己的娱乐氛围。

从节目的时长比例来讲，音乐的内容所占时间并不长,而其它内容，包括导师点评，选择导师，到后半段的评委投票等，这些内容才成为了支撑起节目情节的主干。导师点评中四个导师的“互侃”成为一大看点，而节目更为创新的一个环节便是学员反选导师。这个环节当中导师你争我抢，颠覆自己的身份给观众营造了一个娱乐氛围。

纵观《好歌曲》的所有节目，几乎每期节目都有一个“噱头”。如第二季第三期“刘欢挺简迷离‘调侃’杨坤”，第二季第六期“林二汶跪地为苟乃鹏伴奏”。独立音乐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才真正变成了“与音乐无关，与娱乐有关”。受众对娱乐的关注取代了对音乐的关注，小众文化的话语权的进一步丧失。小众文化不得不向娱乐性低头，放弃自己的本质精神，走向娱乐至死的时代。

（三）价值观的曲解

很多独立音乐中都在探讨生命意义、爱情、死亡，但更多的独立音乐歌词中表现的是一种对生活的无奈，或是对当下世界的愤怒。而这些价值观却从未在《好歌曲》这个平台上被表达。独立音乐价值观被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所收买，被大众的价值观所取代。

有学者分析过《中国好声音》的故事文本，文本中“家庭——情感”主题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更强调家庭伦理价值，强调励志向上等光明面。节目形式相似的《好歌曲》也是如此。⑪

第一季的学员独立音乐人莫西子诗，在唱完歌曲《要死就死在你手里》获得导师转身之后，与导师的对话就滑向了爱情与理想这一普世的主题。而不断出现的“善良”“美丽”这些词语也无不渗透着主流的价值观与审美。画面转向另外一个现场，莫西子诗的家人与女友一起站在屏幕前与莫西子诗一同期待着评委的转身（这也是评委权威性的隐喻），莫西子诗下台后与亲人的拥抱，亲情的张力又在这里展现。可以说，整个这段节目中，莫西子诗的歌曲就是被亲情、爱情、理想这些有着精细外壳的普世价值所包裹起来的。而歌曲本身表达的内容，以及莫西子诗所代表的这个群体的价值观则是在节目中展现出来的则是一种被包裹装饰后的假象。

（四）商业的窃取

 独立音乐这种小众文化向外传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对这种风格进行商品化“拆解”的过程。通过“拆解”，一种独特的风格就被迫脱离了产生它的那种语境和群体，并被用来强调那些使它成为“一个商业主题”的元素——尤其强调这些元素的新奇性。⑫从《好歌曲》中的独立音乐人最后演变成为一个商业符号，他们所带来的新奇性被商业窃取，成为被“消费”的对象。

第二季好歌曲学员在节目结束后集体代言了一款手机，这种代言仿佛在向消费者贩卖着他们在《好歌曲》舞台上所营造出来的新风格：我热爱音乐，我从未放弃梦想。音乐人通过这种妥协把从前的小众文化兑换成为了当下的流行时尚。而通过这种流行时尚，他们换得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⑬但与此同时，独立音乐的本质精神也被颠覆。

本文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qk/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