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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电影叙事特征——以电影《鲜花》为例

作者:徐硕来源:《视听》日期:2018-08-23人气:2936

新疆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于2009年拍摄的电影《鲜花》是一部以少数民族女性为主体来反映哈萨克族阿依特斯艺术文化的电影,同时,电影中穿插内容丰富的哈萨克民族歌曲。电影主人公鲜花以她的人生经历为第一视角,为观众展现了她为了唱歌做出的种种抉择,而在这些牺牲和放弃的背后,是一个女阿肯对哈萨克民族传统文化的坚持与热爱。

一、角色定位体现民族意识

西尔扎提·牙合甫拍摄的这部《鲜花》是鲜有的以女性的起伏人生作为电影叙事主要线索的电影,它打破了以往少数民族电影中以男性视角体现民族情怀的观看思维,将电影中的女性力量放置于可以改变故事线路的关键位置,为少数民族电影创造了一种别样的观看体验。而此部电影的编剧黄丹和张铂雷在人物设定上观照于表现当下少数民族文化中哈萨克族阿依特斯艺术的魅力,进而从每个人物的角色定位映射当今民族传统艺术形态的发展状况。

主人公鲜花自出生起便无法发声说话,“哑女”的设定为后来开口发声的转折点做了建制性的铺垫。直到疼爱鲜花的被她称之为“爸爸”的爷爷去世,鲜花才在皑皑白雪中发出动听的声音,面对将爷爷送走的马车队,鲜花为老人送去一首动人的挽歌。按照哈萨克民族的“还子”习俗,鲜花被过继为爷爷奶奶的女儿,她的出生意味着将要背负起替父母照顾老人的义务。因此,鲜花身上所挟带的哈萨克女性传统身份的象征为故事后来她为了成为一名“阿肯”的发展脉络建立了矛盾冲突点。如此设定,充分表现创作者力求表达多元文化时代里民族艺术传承过程中的艰辛与困难。

卡德尔汗,鲜花遇到的第一个令她动心的会唱歌的男青年,他的出现使电影在表达哈萨克族优秀艺术形态上也丰富多彩起来。但后来卡德尔汗去往大城市发展,而鲜花却拒绝了卡德尔汗邀她一起闯荡的建议,只因她需要照顾年迈的“妈妈”。从此鲜花独自在家乡坚守她所热爱的阿依特斯,以及她想要守护的心灵家园。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总会有像卡德尔汗一样的少数民族年轻人选择接受新文明带来的不同体验,而鲜花选择了留守,留在生长的土地,在妥协与挣扎中融于传统。

医生苏力坦是出现在鲜花生命中的又一个重要的男人,这个角色代表了新文明时代备受大众认可的社会职能的象征。苏力坦的出现让卡德尔汗成为过去的篇章,他开启了鲜花新的生命。尽管成为一名女“阿肯”的鲜花最终还是回归到了家庭,但故事的设定并非到此结束,鲜花依然可以在和苏力坦结婚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成为了传承阿依特斯艺术文化的老师。哪怕失去弹冬不拉的手指,苏力坦依然可以成为鲜花追寻民族艺术道路上的精神支柱。苏力坦充满戏剧色彩的死亡使鲜花再一次失声,声音的传递伴随着爱的表达,阿依特斯的精神内核便是少数民族文化中包裹的人们对生活的爱。

二、民族寓言表达

近年来,以音乐表达为主题的电影不胜枚举,《歌舞青春》系列、《冰雪奇缘》以及《爱乐之城》等等,来自西方世界的歌舞语言表达着西方文化中的意识观念,与大多数欧美电影歌舞电影不同的是,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中的歌舞表现较为委婉含蓄,而其中则体现了的第三世界文化理念中的寓言特质。电影《鲜花》开头“呼麦”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征指向性的演唱技法将观众带进少数民族特色的音乐唱法与技巧中。

画面上,电影第一个镜头中的冬不拉,其外赋寓言性直指电影主题。此片包含的典型少数民族电影寓言式的表达方法将观众拉进一个由哈萨克歌舞组成的民族文化中,多样的具有象征意味的画面在导演的镜头中展现其对民族意识理念的真切传达。电影主人公们唱的歌词里充满对生活的理解和经验,歌词中表达着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化气息,体现他们对生活积极向上的态度。鲜花与卡德尔汗对歌比赛时,两人的即兴歌词里充斥来自生活环境原生态的自然元素:雪原、天空、土地、骏马……源于哈萨克民族生存原景中的民间智慧构成了一曲曲动人的歌,歌词里具有民族特质的词藻无一不透露着哈萨克民族人民的生活愿景。

现代文明逐渐侵入哈萨克这片广袤的土地,卡德尔汗前往大城市寻求新的发展,他将阿依特斯带到不同文化话语场,这意味着在现代文化场域中,少数民族文化渴望被大众现代文化所接纳的心理诉求,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民族意识观念在不同的文化秩序中寻找平衡的态度。但是,鲜花所代表的传统民族文化群体在文化博弈的矛盾冲突中依然坚守文化理想,换言之,他们在文化融合的多元形态延伸场域中固守传统民俗与文化原生态,力求将家乡的“毡房”撑起来。

不同于文化矛盾中被市场利益化的卡德尔汗代表的倾向融合的群体,苏力坦象征的传统形象在影片结尾的死亡隐喻着民族情结的消亡,而鲜花在心爱的人死去后依然可以带着象征新生命、新景象的女儿坚强地成为一名优秀的女“阿肯”。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通过对电影人物的命运流变,阐释他对少数民族艺术发展前景的理想描述——即便是传统逐渐消逝的当下,民族文化也应该有符合其自身发展的转向,比起盲目地跟随,传承才是目前更为重要的选择。

三、民族符号化的仪式象征

    与大部分少数民族电影相同,《鲜花》在展现哈萨克民族生活时同样在自然风景的描述上花费心思。春夏秋冬四季景光如画作般精美绝伦,作为转场的空镜头给观众留下浓烈的审美印象。不可缺少的外部环境描述使得影片裹挟的文化力量显得更为有力。浓墨重彩风光旖旎里,变幻出无声的留恋。看似悄然无意为民族特色花费笔墨,实则是导演将观众放置于更为倾向于本土场域的欣赏角度中,从而在接受心理上为哈萨克艺术形态的传播奠定文化导向。

    除自然风景的表现外,电影中作为哈萨克民族符号的阿依特斯艺术在创作结构中起到了仪式性的作用。无论是影片中被传颂的歌词本,或是作为层次划分的代表性曲调,承载象征意义的民族符号表达出其特有的叙事话语。

“挽歌”,将歌唱的意念传给鲜花的“父亲”离世,未曾开口讲话的鲜花唱起了悲凉的离歌。剧本结构转折虽流于俗套,但其中深意暗含话语层面中,鲜花的形象不再落入虚拟,而是一个重要的身份转换,她的声音觉醒意味着隐藏的“阿肯”身份开始获得自我的表述。

“谎言歌”,卡德尔汗和鲜花在阿依特斯的交流中萌生爱意,青年男女向对方许下诺言,为对方的幸福而努力生活。鲜花与卡德尔汗的爱情也非单纯是两个人的情感互通,更多的代表着两个对传统文化抱有满腔激情的年轻艺术家形象之间的文化融合。

“阿肯歌”,以鲜花和卡德尔汗之间爱情为前景的表达中,卡德尔汗并没有因为取得成功而被鲜花接纳。鲜花在被现代文化话语控制的卡德尔汗以及将传统民族话语期待放在鲜花肩上的“母亲”之间选择了后者。作为将民族文化秩序重构的女性形象,鲜花实践了她作为重塑民族话语权力的意识要求,将自己的命运和阿依特斯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哭嫁歌”,被自我放逐的鲜花通过这场被动的婚姻将自己的命运表述为理想的情景,但在新时期社会主流文化的自我虚设中,鲜花逐渐明白了爱情与理想能否得到统一,以鲜花为代表的回归于生活的女性角色构成了现实与传统的交错,她们在看似“倒退”的进程中重建了一次新秩序的革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压抑行为,不仅是最为有力的建构手段之一,而且正是放逐行为自身将被逐者构造为此文化重要的内在元素。仪式感浓重的影片结构浮现出被新的文化覆盖的民族传统特征,被描述为文化参照的民族历史成为了一种解构民族符号语言的表达。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将历史中陷入困境的民族传统文化放置在女性视角的描述中,为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叙事视点。



本文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qk/95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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