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的隐寓和暗示——《聊斋志异》人物命名艺术探析

《聊斋志异》作为清代一部寓意深刻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在艺术上达到了文言小说的高峰，其在人物命名方面也颇具匠心。他的命名不仅显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生活积累，而且大多充满暗示，不拘于人物外部特征，而是着眼于人物本质和情节结构以及主题的表达，呈现出在人物命名方面从外到内、由点到面的拓展。

一、隐寓、暗示人物品性和命运。

1、隐寓人物性格和品质，塑造人物形象。

《崔猛》中的崔猛，“性刚毅，幼在塾中，诸童稍有所犯，辄奋拳殴击，师屡戒不俊，名、字皆先生所赐也”， 少年时喜雪不平，“抑强扶弱，不避怨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体为残。每盛怒，无敢劝者。” 邻妇虐待其姑，崔大怒，尽割其鼻耳唇舌之，邻妇立毙。如此勇猛刚正且不及后果的个性，使崔母忧心忡忡，即使以绝食相逼，也未能令其戒止。《夜叉国》中徐彪，“十四五岁，能举百钧，粗莽好斗。” 边关动乱时，立下战功，十八岁为副将。其弟徐豹则“挽强弓，驰怒马，登武进士。” “猛”、“ 彪” 和“豹”之名，暗示主人公阳刚的气质和勇猛的性格。

《翩翩》中“罗子浮”，暗寓其为人轻浮无行。罗子浮，曾居娼家半年，因花尽钱财被驱逐，沿街乞讨。后于深山之中，得翩翩收留，但淫心未改。一日花城娘子来访，罗心动不已，“顿觉袍裤无温，自顾所服悉成秋叶，几骇绝。危坐移时，渐变如故。” 原来翩翩施法，罗子浮每生邪念，身着衣物尽化为秋叶，使之以此为戒。既便如此，罗子浮佻行依旧。《酒狂》中缪永定，嗜酒成性，酒醉后叫骂无度，戚党多畏避之。醉死后，到阴间本应受罚，幸遇其舅贾氏倾力营救，缪永定却又醉态复作，丑态百出。贾氏深恨之不悟，但仍助其还阳。但缪生还后，冥报渐忘，故态又作，最终仆地而亡。但名伦对缪永定的评论为：“缪而定，定而永，名称其实，至死不变矣。” 其名“缪永定”隐寓其嗜酒如命的毛病至死难改。

2、暗示人物命运，为情节的展开作铺垫。

《云萝公主》中云萝公主生两子，长子生时，喜曰“此儿福相，大器也！” 遂起名为“大器”；又生一子，云萝公主言其“豺狼”，“立命弃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弃。” 后来，大器17岁及第，夫妻皆孝友；而“可弃渐长，不喜读，辄偷与无赖赌，恒盗物偿戏债。父怒挞之，而卒不改。” 分家时又持刀杀兄误中嫂，其父因此病重而亡。云萝公主果真仙人，当初的预言一一应验。陆游《书斋壁》中“平生遭际苦萦缠，菱刺磨做芡实圆”，陆游注：“俗谓困折多者谓菱角磨作鸡头”。 蒲松龄笔下也有一个命运多舛的“菱角”。《菱角》中胡大成和菱角在观音寺一见倾心，媒人再三撮合才定下婚姻。恰逢胡大成伯父离世，胡前去奔丧，又遇流寇，动乱中流亡他乡，与家中音信断绝。菱角之父见胡不归，又受周生聘，菱角心系胡大成，坚决不从，后又历经苦楚，得观音大士相助，才与胡大成相见。菱角曲曲折折的爱情之路，在其姓名中早已注定。

《凤仙》中有三位狐姐妹，作者分别以八仙、水仙、凤仙三种花为其命名，三姐妹的气质和处境，与这三种花的品性和地位及其相似。八仙，花色能红能蓝，花朵丰满美艳，其富贵之态得人喜爱；水仙，叶姿青翠秀美，花朵清香典雅，有“玉玲珑、凌波仙子”之称，花品高贵；凤仙，又名指甲花，适应性极强，易成活，在民间随处可见，也被称为“菊奴、花婢”。再看三姐妹，大姐水仙八面玲珑，深得人心，所嫁胡郎握家中大权，一家十余口，俱托胡郎经纪；二姐则端庄清雅，嫁富川巨商之子丁郎，地位尊贵；三姐凤仙嫁所夫婿刘郎“父母早亡，遂以游荡自废。家中不中资，而性好修饰”， 乃是一贫介书生。家人聚会时，丈人先拿水果给丁郎，凤仙曰：“婿岂以贫富为爱憎耶？” 难掩心中不满，觉在家中低人一等。人亦如花，尊卑贵贱如此分明，即使是最亲近的家人也没有例外。

二、暗示情节，构成布局。

《田子成》中田子成在洞庭湖沉舟而亡，其妻痛不欲生，服毒自尽，其子良耜由庶祖母养大，后至湖南做官，一日游于洞庭湖，有箫声入耳，良耜寻声至岸上茅屋，见三人畅饮，于是与之同饮，其中一人名“芦十”自言是田子成旧相识，并且亲手将其埋葬。良耜按芦十的指点，果然找到父亲的坟墓，见坟头有十棵芦草，“恍然悟卢十兄之称，皆其寓言：所 遇，乃其父之鬼也。” 良耜挖开坟墓，收父骨，弃官回乡。耜，是古代一种翻土的农具。“良耜”之名，预示着寻找父亲尸骨，并负之怀乡的责任要由儿子来承担，而“子成”之名，则暗示日后必定由儿子来成就父亲落叶归根的愿望。父子的命名相互呼应，和情节的发展息息相关。

《金生色》中金生色娶妻木氏，金突然重病而亡。木氏曾发重誓绝不改嫁，但金死后还未出殡，就涂脂抹粉，欲择人再嫁，不久和村中无赖董贵私通，丑事在村中沸沸扬扬。一晚，棺木暴裂，金生色的鬼魂愤怒而出，严惩了木氏和董贵，两人惨死。在中国人的五行观念中，金克木。何守奇评曰：“金木婚娶，疑是寓言”， 但明伦亦评：“金木相克，如何有好姻缘？” 金生色名中的“色”字，暗示了下文情节的发展皆因色欲而起，因淫心而得业报。

三、隐寓主题，突出中心。

     《三生》中湖南某为令尹时昏聩无能，名士兴于唐被黜落，愤懑而死，到阴司阎罗处状告令尹，此状一出，竟有“同病死者以千万计”， 共同推举兴于唐为首，诉于堂上 。阎罗论令尹失职之罪，施以鞭笞之刑，然而群情激愤，皆怨罪责太轻，阎罗不得已，令人脱令尹袍服，以白刃剜其心，才息众怒。然而令尹和兴于唐的仇怨已结，三世争斗不休，后来阎罗出面调停，彼此冤屈乃释。但明伦云：“试士盛于唐代，此兴于唐之所以命名也。则自唐历宋、元、明以来，被黜落而愤懑以卒者，何以胜数” 。 “兴于唐” 暗寓科举制度兴盛于唐代，自唐代起因科举制度种种不公而被黜落的试子又何其多也。作者自幼读书，热衷功名，然而时运不济，多年困于场屋，自认为非才能不及人，而是考官有眼无珠，正如文中阎罗所说：“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见鄙耳。”   

《于去恶》中名士陶圣俞赶赴乡试，寓居城郊，偶然与一书生结识，并结为兄弟，书生自言名为于去恶，非人为鬼，将要参加冥中授官之试。于去恶言冥中士子考试之前先要对考官进行考评，并解释说“此上帝慎重之意，无论鸟吏鳖官，皆考之。”  然而因文昌帝君奉命外出，考试官之事遂罢，试官中皆是有眼无珠和嗜钱如命之人。于去恶虽自负才学，但还是落第。后来听闻桓侯张翼德巡阴曹讲将至，于借机前往申辩，终于授官。陶圣俞在人间也多次科场落第，直到“丁酉，文场事发，帘官多遭诛遣，贡举之途一肃” ， 才乡试得胜。两兄弟皆因试官的徇私舞弊和平庸无能而落第，虽然阴阳相隔，遭遇却如此相似 。作者借“于去恶”这个名字，一方面揭露了科举考试中“恶”的一面 ，另一方面传达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科举制度本身是可以达到选拔人才的目的的，但是因为考官学识有限，并且为了钱无视公平正义，才致使大批才子仕进无门。蒲松龄词《大江东去》云：“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 ” 就把昏聩的主考官比作“天孙”，自己则为抱璞怀玉的杰士。作者在文中也提出如果先对主考官进行严格的考试选拔，就可以“去”掉科举考试中的“恶”。

蒲松龄充分利用命名不断向读者隐晦地传达信息，名字中隐寓人物性格和品质，命名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名字中暗示人物命运和情节，命名又推动、构成了文章的结构：名字中隐寓着小说的主题思想，命名强调、突出了中心的表达。在《聊斋志异》中，命名不仅仅是主人公客观存在的标示，而以它丰富的隐寓和暗示，成为作者塑造人物、布局结构和表达主题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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