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眼中的家庭伦理观——探讨《银雀》中叙事视角的转换艺术

塔亚丽·琼斯（1970-），美国非裔女作家，围绕美国南方城市亚特兰大创作了大量有关黑人群体的作品，成为了继托尼·莫里森之后深受美国非裔文坛关注的文坛新秀。其发表于2002年的处女作Leaving Atlanta（《离开亚特兰大》）被誉为塔亚丽·琼斯写给同代人的情书以回味自己的美好童年，并最终摘得了Hurston/Wright Award（美国黑人文坛上的最高奖项）。她的第二本小说 The Untelling（《无以言说》,2005）获得了Lillian C. Smith Award for New Voices（莉莲·C·史密斯新声奖）。而作为塔亚丽·琼斯于2011年发表的第三部小说，《银雀》，则获得了2013年NAACP Image Award和IMPAC Dublin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ward。它以20世纪80年代亚特兰大的南方城市为背景，讲述了两个黑人家庭，六个人物的不同遭遇和复杂情感，揭示了美国白人社会里，黑人群体在精神上受到的伤害以及对家庭的“爱”的殷切渴望。本文试从黑人女孩的叙事视角的转换来进一步剖析《银雀》中所体现的黑人女性的家庭伦理观,以叙述视角为切入点，分析了塔亚丽·琼斯如何利用叙述视角的转换来调节读者，人物以及叙述者之间的距离，传递了黑人小孩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对于家庭的爱的渴望，并探讨黑人群体的家庭婚姻观以及其对孩子的人生观的影响。

一． 渴望家庭和社会的爱——达娜的叙述视角

热奈特（1990,170-173）在其《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阐述到，故事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有两类，一类是叙述者不参与自己所叙述的故事，另一类则是叙述者在自己所讲的故事中出现，第一类叙述者在小说中扮演的是观察者或见证人的角色，拉近读者与故事讲述者的距离，而第二类叙述者则是充当故事的主人公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和遭遇，使得自己所讲述的故事更加真实可靠。

而在小说中，达娜在讲述自己家庭的过程中以故事的主人公的角色贯穿小说前后，而在讲述父母婚姻的过程中则是扮演的观察者和见证人，这种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转换，使得读者有效并清晰地窥探到她的内心世界，并对诸如达娜这样的黑人小女孩的不幸遭遇予以同情。例如，达娜在小说第一章便为读者讲述了“我”潜意识里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被社会和法律所认可的事实,“什么时候当我发现虽然我是独生子女，但是我的父亲却不是我的父亲，我不过是孤独的？……我只能肯定地说那是当我意识到像他那种’双肩挑’的父亲是不寻常的时候（琼斯，2011，6）。”以达娜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来描述自己的内心想法，而不是用第三人称视角来表达，这种叙述视角使得读者更能接近达娜的内心世界，并产生阅读兴趣去进一步探索黑人女孩达娜的生命历程。在这样一种环境里成长的小孩理所当然是迷失自我的，尤其是当达娜的“不合法身份”得到自己亲生父亲的认可，“不，你理解错了（乔瑞丝不是秘密），你才是不为人所知的（琼斯，2011，9）。”这种打击直接导致了达娜内心世界的崩塌，但是，诸如达娜那样的黑人小孩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很多的小孩作为“私生子女”并不被社会和法律所认可，正如达娜所说的，“或许我没有一个幸福的少女时代，但是其他人呢？……我不过是有着跟别人一样的不幸福罢了（琼斯，2011，5）。”读完达娜的内心独白，我们不免感伤，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家庭理应是一个满足个体情感需求的平台,但是，达娜眼中的家庭却是一个充满私生子和情妇秘密的战场。小说中提及的黑人女性,弗洛达（达娜的祖母），格文（达娜的母亲），以及达娜本身，无一不是不幸的家庭婚姻生活的承受者，而这一切都是有悖晏辉（2006， 107-113）在其 “守望家园——家庭伦理的当代境遇” 一文中所提到的强势的家庭伦理观的，可它却是美国黑人群体中普遍的社会现象。

作为一个见证父母不合法婚姻并熟知自己不合法身份的女孩，达娜背负了太多的思想包袱——父亲的否定，法律的不认可，自我的迷失。于是，从达娜的经验视角出发，我们得知，当达娜只有14岁半的时候，她便跟妈妈说她想拥有仅属于自己的爱情。这对于一个不到15岁的孩子来说似乎有点早熟，但或许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她才能实现自己的归属感。因为她潜意识里知道，自己的父亲其实是不属于她的家庭的。于是当她与马库斯恋爱，投入所谓的爱河之中时，她觉得那就是属于自己的专属的感情，但是，最终这样的感情也在父母的频频阻挠中宣告破裂。事实上，达娜渴望被爱，尤其是父亲的爱。正如她所说的，“谁不想被爱，那些被抛弃的人那些不知道无家可归的人才知道那种疼痛……(琼斯，2011，110)”达娜以故事主人公的身份讲述并感知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塔亚丽·琼斯赋予了达娜讲故事的话语权，记录了诸如达娜一样的黑人小孩的不幸遭遇。

Lanser (1992，5-7) 在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 一书中曾提出这样的假设：女性声音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在《银雀》一书中，琼斯选择从黑人女孩达娜的视角出发来讲述诸如达娜一样的黑人小孩的家庭和经历，而不虚构另一个男性角色来讲述这些遭遇，巧妙地还原了不失童真的女性声音，倾吐了对那些设下“重婚”骗局的男性们的愤懑，借用Lanser (1992, 12-13) 的话来说，它故意采取“女性”的立场，通过暴露自己卑微无助的具体细节来夸大女性的特征，以此获得具有颠覆性的效果。塔亚丽·琼斯选择让达娜毫无保留地表达出内心的想法，更能激发读者对诸如达娜那样的黑人小孩予以深刻同情，同时也更能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这里的“不幸福”在后来乔瑞丝与自己的妈妈的对话中得到了佐证，“或许达娜只是想要一个属于她自己的父亲。那么多的小孩，尤其是黑人小孩，由衷地渴望拥有一个父亲，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么幸运（琼斯，2011，291）。”但是，达娜是不幸运的，她苦于追求属于自己的家庭。达娜作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和对父母家庭婚姻的见证人，讲述了自己被父亲否认身份并产生家庭疏离感的经历，使得读者站在了达娜的立场身同感受，同情她不幸的命运和遭遇，并从社会道德情感上鄙夷威瑟斯普•詹姆斯“重婚”的骗局，这种做法拉近了读者与达娜的距离，与此同时也疏远了读者与詹姆斯的距离。

二． 爱与信任---乔瑞丝的叙述视角

《银雀》的第十二章至第二十五章由乔瑞丝(达娜同父异母的妹妹)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来讲述。与达娜所讲述的故事很类似，乔伊斯作为故事的一个观察者和见证人向读者交代了其父母相知相识的过程。但是，不同于达娜，乔瑞丝一直扮演着一个对自己的父亲的“重婚”骗局不知情的女孩，她生活在父母给予的安静的舒适的世界里，并觉得自己很幸运，尤其是说到自己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健康为教堂捐献并放弃抽烟的举动时，她的言语间流露着对父亲詹姆斯的爱，“如果我们是真正的非洲人，爸爸应该会像昆塔•金特那样帮我一飞冲天……爸爸爱我，我的出生改变了他，所有人都这么说（琼斯，2011，193）。”无疑，乔瑞丝是幸运的，她的生活看起来不像达娜那么痛苦不堪，她需要做的就是享受自己的家庭给自己带来的爱，然而，即使是这样幸运的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乔瑞丝也渴望得到朋友的关爱和信任，以故事主人公的口吻，乔伊斯深切表达了自己对友爱的渴望，“大多数情况下，银色女孩是礼貌的，尤其是当他们的父母了解我的家庭的时候或者我的妈妈为他们做头发的时候，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接受我，和我分享他们的秘密（琼斯，2011，197）。”这样的内心剖析,淡化小说前半部分达娜的经历使读者已经建立起来的同情，缩短读者与乔瑞丝之间的距离。

当达娜出现在乔瑞丝生命中的时候，乔瑞丝乐于与她分享自己生命里的所有事情，以至于最后当她发现达娜是自己父亲在外情妇的女儿的时候，乔瑞丝不禁大受打击，这种打击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面临的家庭的破裂，对父爱的迷失，另一方面则是对达娜友爱的信任的缺失。当质疑父亲的欺骗行为的时候，乔瑞丝依然带着对达娜的同情和谅解，她认为，“这（达娜的出现）不像是女儿们应该期盼从父亲那里得到某种特有的关系，但是他（詹姆斯）跟达娜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感情的）不忠（琼斯，2011，331）。”她质疑父亲的行为，但出于对母亲的尊重和保护，她还是选择尊重父母的选择，即使她的选择最终伤害到了达娜，但就像她所说的，“生命就像是一场智力问答比赛，充满了陷阱问题，同时也是一场赌博（琼斯，2011，334）。”在爱与信任面前，乔瑞丝只能做出唯一的选择，那就是站在爱她的母亲身边给予她支持，不论这行为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和父亲的欺骗一样造就了达娜的一生的伤害，最终，在选择自己的完整家庭面前，她只能选择原谅那个背叛自己母亲和家庭的男人，可是她却失去了对朋友的信任。

三．  第三人称叙述视角

热奈特（1990，172-174）在其《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一书中提及人称视角的转换，他认为，小说的作者应该是抱有至少两种不同的叙述态度来开展小说。作者可以选择让小说中的某一参与者或者故事之外的叙述者来讲故事，而这种叙述视角的转换从某种意义上使得读者对小说所讲述的内容产生不同程度的感受，也为小说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塔亚丽·琼斯的多重叙述视角使得读者的参与性得到了提高，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在面对同样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有不一样的视野范围，而他们所叙述的相应地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银雀》一书中除了达娜和乔瑞丝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外，还包含另外一种重要的视角就是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例如，在针对格文选择揭穿詹姆斯重婚现实的行为上，罗利叔叔（熟知故事情节的人物）却有不一样的看法，“除非你看到照片中的格文（达娜的母亲），否则你不会了解这个女人。个人而言，所有的漂亮都只是一个小把戏，一次消遣。我这么跟你说是因为我不想你以为你爸爸是那种会去找娼妓的人，因为格文不是那种人，她是一位女士（琼斯，2011，323）。”借助罗利叔叔的话，塔亚丽·琼斯巧妙地为读者设置了一个思考的空间，格文在罗利看来不单单是一位情妇，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帮助她的原因。但是格文真的是这样一位吸引人的女士吗？读者不由得联想之前达娜对其妈妈的描述。这样的叙述视角扩大了小说的广度，缩短了人物与读者的距离。又如，《银雀》里出现的宾尼太太（威瑟斯普·詹姆斯的母亲），虽然小说描述她的篇幅很短，但是通过他人对她的回忆性评价，读者便能够形成一个温和善良的黑人老太太形象，通过罗利跟达娜述说自己生世的叙述视角，读者很容易发现，罗利心中的宾尼太太是他的养母，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却超越了自己的生母。而通过乔瑞丝的妈妈的回忆性视角，“第一次当我怀孕被妈妈赶出家门的时候，是宾尼太太挽救了我（琼斯，2011，334）。”读者不难发现，宾尼太太对所有人来说就像是生命里的一盏明灯。“宾尼太太在世时对我很好，我们将以她为榜样……（琼斯，2011，180）”这是宾尼太太去世时，乔瑞丝的妈妈所说的。通过不同人物对宾尼太太的回忆和描述，琼斯巧妙地设置了这样一个人物，为小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使读者自然而然地感觉到：在“重婚”骗局铺垫下的黑人家庭里，还保留着些许人性的善良和光明。

四．  结  语

本文通过叙事视角的转变来剖析塔亚丽·琼斯笔下的《银雀》所展现的人物形象，通过视角的转变，有效调节了读者，人物以及叙述者之间的距离。除此之外，小说还通过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来阐释文本中其他人物的形象特征，为小说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同时也打破了故事的时序性和完整性，使读者积极地参与到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并更加接近小说中各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借助达娜和乔瑞丝的第一人称体验视角和经验视角，琼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窥探达娜和乔瑞丝内心世界的平台，近距离感受类似达娜那样的黑人小孩对家庭的爱，社会的爱的热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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