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与《韩凭夫妇》殉情悲剧之比较

一、殉情悲剧的成因不同

1．造成殉情悲剧的社会背景不同

《孔雀东南飞》中造成焦刘殉情悲剧命运的来自于焦母、刘兄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制的迫害。在中国封建社会，都是封建家长包办婚姻，婚姻当事人特别是妇女，对自己的婚姻毫无决定权。所以恩格斯说“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这些都表现出刘兰芝的才学、忠贞和勤劳，但是她却得不到焦母的认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这就是焦母驱遣刘兰芝的理由，全然不顾儿媳的在家的贡献以及焦仲卿的悲伤，强逼焦仲卿休妻另娶。刘兰芝被休归家后，刘兄又逼迫她答应太守的说亲，在封建社会，女子要恪守“三从四德”：在家从父，父死从兄，她在封建家庭中只能顺从，在这种背景下，焦仲卿和刘兰芝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只能选择双双殉情。焦母和刘兄是封建家长制的典型代表，是焦刘真挚感情的直接障碍，他们的独断与专横，破坏了焦刘的幸福婚姻，是造成主人公殉情悲剧的直接责任人。

而《韩凭夫妇》中男女主人公爱情的障碍是来自社会邪恶势力，作为一国之君的宋康王是社会邪恶势力的代表。宋康王残暴、荒淫、无耻，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把自己舍人韩凭的妻子何氏据为己有，又把怀有怨恨之心的韩凭抓起来“沦为城旦”，这一来自一国之君的阻力对他们的爱情而言无疑是永远都无法逾越的障碍，所以韩凭夫妇只能以相约赴死来捍卫他们爱情的尊严。他们对爱情的最后一点希望通过何氏的遗书体现出来：“愿以尸骨，赐凭合葬”，但是恼羞成怒的宋康王竟然下令“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让死后的韩凭夫妇相望却不能相聚，进一步加重了故事的悲剧色彩。韩凭夫妇爱情的障碍来自于宋康王所代表的强大的社会邪恶势力，而韩凭夫妇的反抗在其面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

   2．悲剧主人公性格不同

  《孔雀东南飞》和《韩凭夫妇》 两部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最后都为爱殉情，逼迫他们走上殉情之路的有来自于社会的外在因素，同时也有来自于自身性格的内在原因，《孔雀东南飞》中刘、焦殉情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自身受到了当时的封建伦理纲常的影响，他们只能在不违反封建教条的前提之下做出一点表面的徒劳的反抗，最终还是逆来顺受。焦母驱遣刘兰芝的理由是不顺父母，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被迫答应改嫁的原因是恪守“三从四德” 的封建礼教，焦母逼迫焦仲卿休妻的依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孝道：“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他们的爱情在封建礼教的威压之下，他们只能反复辩说自己没有违反这些封建教条，结果还是逆来顺受。由于自身认识的局限性，他们表现出了自身难以克服、也不可能克服的软弱性。他们性格上的软弱性在焦仲卿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在焦母无端遣归妻子时，他只能长跪哀求母亲，当母亲“槌床便大怒”时就只能默不作声的退出来了，他不可能指责母亲对自己婚姻生活直接干预的不是，只能忍气吞声，反映出封建社会的忠孝观念对他的影响之深。最后二人的殉情很大程度上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而为之的。

《韩凭夫妇》则不同，男女主人公在反抗邪恶势力的迫害上明显的要比焦刘坚决、果断。

韩凭在收到妻子的密信后“俄而凭乃自杀”，这封密信满朝文武除了苏贺之外都“莫解其意”，但是韩凭毫不费力就读懂了妻子相约赴死的隐语，表现出他与妻子心心相印的真挚感情，更体现出他对爱情的忠诚和极度信任。而何氏在丈夫死后“阴腐其衣”，趁着与宋康王登上高台之机纵身跳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表现出她对赴死的坚决与从容，她留于衣带之中的遗书上写着“王利其生，妾利其死”，表明了她不屈于宋康王淫威的刚烈态度，“愿以尸骨，赐凭合葬”，表现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相比之下焦刘的性格和反抗的意识相对来说都要弱一些。

二、殉情悲剧的文化意义一致

《孔雀东南飞》和《韩凭夫妇》在文学创作上属于典型的为爱殉情的悲剧模式，虽然造成他们殉情的原因有些许差别，但是他们为爱殉情所体现出的文化意义却是一致的。

1．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美好爱情的摧残

《孔雀东南飞》中焦刘为爱殉情的悲剧，从表面上看是由于焦母和刘兄为代表的封建家长步步相逼的结果，谈起根源，深层原因却是封建礼教的摧残。在汉代是“以孝治天下”的时代，凡事孝当先，所以焦刘在他们的婚姻遭到封建家长干扰和破坏的时候不能反抗只能顺从。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他们自身无论怎样的反抗，都无法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焦母和刘兄其实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他们的本意，并不是想把自己的亲人置于死地，但是，他们却不知不觉地成为了封建礼教的帮凶，从这一点来看，更加体现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本质。

《韩凭夫妇》中爱情悲剧的制造者是社会邪恶势力的代表，宋国的国君宋康王，究其根源其实也是封建文化制度，虽然故事是发生在封建社会的雏形时期——战国时代，但是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已日渐束缚人心，宋康王作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权力的象征者，成为封建社会最为强大的社会力量的代表，而韩凭只是宋康王身边一个小小的舍人，除了一死来维护自己爱情的尊严之外恐怕再也别无他法了。

    2．体现了人民大众对美好爱情的认同

两篇文章的殉情故事都体现出了男女主人公心心相印、至死不渝的真挚爱情。刘兰芝被遣回家，在车中与焦仲卿立下了“蒲草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的誓言，后来被兄长逼迫改嫁，为不负前誓，在新婚当晚“举身赴清池”，而焦仲卿亦不违誓言，在与母亲诀别后选择了“自挂东南枝”。当韩凭看到妻子写给自己的“其雨滔滔，河大水深，日出当心”的密信之后，深知其意并且率先殉情，而何氏随后从高台纵身跳下完成了她与丈夫的共同赴死的约定，可见夫妻二人感情至深。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当他们面临生命和爱情的抉择时，都不惜以牺牲生命作为代价来成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难以实现的爱情。他们为爱殉情的真挚情感更是得到了人民大众的认同和尊重，两篇文章的最后竟然出现了几乎相同的画面：“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的大梓木和“ 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松柏梧桐；象征他们精魂化身的交颈悲鸣、晨夕不去的鸳鸯。这种超现实的结局，使他们的爱情得到了升华，表现出人民大众对伟大爱情的歌颂和赞扬。

    在我国古代的叙事文学作品中，这种殉情题材的作品虽不多但是影响却很大，如先秦时期的娥皇、女英为夫殉情，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民间传说等，他们尽管最终都走向了自我毁灭，但是他们却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人类最崇高的爱情，实现了爱情的价值，得到了人民大众的广泛认同和尊重。

本文来源：《文学教育》：http://www.zzqklm.com/w/wy/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