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观比较

归化与异化是文学翻译研究中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国内外译有许多学者对此作了深入的论述。在外国翻译学界，美国翻译学家韦努蒂被公认为异化论的首倡者，以至于如今国内学者也言必称韦努蒂。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的雏形最早见于他1992年编的一部论文集<<反思翻译>>（Rethinking Translation）的序言，而早在韦努蒂之前，中国学者就讨论过归化和异化的问题。鲁迅就是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从时间上看，鲁迅提出‘归化’与‘洋气’二分的时间（1935年）比韦努蒂早了整整六十年”（王东风2008：7）。比较分析鲁迅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有利于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异化翻译的本质，更清楚的了解东西方文化中两位伟大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在不同时代对同一翻译策略所作出的阐释。

1.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观简介

在我国，虽然早在佛经翻译之初就已有文质辩，但真正出现归化与异化之争乃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比如鲁迅于1935年7月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中指出：“动笔之前，就得先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他极力主张异化，认为“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如果还是翻译，那么“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他又说：“凡是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不主张“削鼻挖眼”的归化，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罗新璋1984: 301)。不难看出，这里的“洋气”、 “异国情调”、“宁可译得不顺口”等实际上就是异化的另一种表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一直用“欧化”这个术语，指在外语译成汉语时，尽量保持原文的语言与文化特色，即“保存洋气”，与我们现在用的“异化”并无本质的不同，但它特指从外语(尤其是印欧语系的语言)翻译到汉语而不包括把汉语翻译成外语的情况。“因为范围比较狭窄，所以逐渐被‘异化’所代替”（刘艳丽2002：22）。

在韦努蒂的理论话语中,“异化翻译”是绝对的核心词。其归化（Domesticating）和异化（Foreignizing）的概念来源于德国哲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和法国翻译家、历史学家兼翻译理论家伯尔曼。韦努蒂对主导西方翻译史的归化翻译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指出，这种突出流畅性的翻译策略，是为了体现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及文化帝国主义的价值观，用其来归化外国文本。一方面，它满足了文化霸权主义的需要；另一方面，使译者和译作处于一种“隐身”状态。异化翻译旨在限制归化翻译所带来的“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暴力”。

2.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观的不同点

2.1不同的历史背景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积蓄着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也十分尖锐。文化冲突和政治冲突交织在一起，各种力量的较量在文化斗争中突出表现出来。这正是鲁迅先生提出异化翻译策略的历史背景。

韦努蒂是在跨文化日益频繁、文化交流不平等的背景之下提出异化翻译的。在《译者的隐身》中，韦努蒂用批判的观点，全面考察了西方从17世纪以来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揭示了“通顺的翻译”策略主导着西方300多年的翻译实践，它形成了英语文学中翻译外国经典的主要方法。“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批评家们在评论翻译作品时，通常使用的字眼是‘流利（fluent）’、‘行文流水（flows）’等，而带有外国洋腔洋调的语言、行话、俚语就是翻译腔，这是很明显带有贬低性的评价”（刘军平2009:440）。韦努蒂认为，以往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的，就英美文化而言，这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的表现。

2.2不同的目的

鲁迅与韦努蒂倡导“异化”的翻译策略都有着极强的目的性，体现在语言目的和政治目的两方面，而且语言目的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但两人的目的各异。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白话文还很不成熟，鲁迅的“异化”翻译法从语言的角度看，在于丰富大众的语言，促使汉语现代化。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罗新璋1984:276），需要用不同于文言价值观的异质语言因素来更新换代。而在韦努蒂看来，“英语太霸权了，因此在用英文译外国文本时，需要用异化的翻译来抵抗它对他者话语的压制”（王东风2008：9），因此韦努蒂并没有对目标语言英语改良的目的。从深层目的上看，鲁迅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都有很强的政治和文化诉求，但由于两人处于不同的政治语境，其政治目的也不同。

鲁迅从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鲁迅的翻译选择，多为以反映人们疾苦和社会黑暗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潮来启迪人们，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开启民智。虽然鲁迅的思想意识在人生各时期有很大的变化，但“开启民智、救国救民、移情益智”始终是他翻译的目的与宗旨，其翻译的政治目标就是要“自强”。韦努蒂主张在英美国家采用异化翻译，就是要向英美输入文化他性或差异，冲击或挑战英美的主流价值体系，最终颠覆英美的霸权意识，在世界政治和外交格局中建立一种真正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借鉴我国学者王东风（2008：9）的观点，即“自抑”。二者都认识到翻译具有带来本土语言、文化的更新以及社会变革的功用，但韦努蒂探讨了翻译在文化殖民化进程中的作用，把翻译的社会功能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2.3散论与系统化

翻译在鲁迅的文学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文学活动是以翻译开始又以翻译终结的。他一生译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他译介的作品涉及到俄国、英国、西班牙、日本等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体裁包括文艺、美术、小说、诗歌、童话、杂文等多个类别。鲁迅对翻译理论并没有专著论述，他所提出的异化观称不上系统，多散见于他的译序、通信及论战中。

而韦努蒂以“译者的隐身”、“症候式阅读”为铺垫，提出“异化归化”这一对二元对立的两种“极化”策略。通过批评透明、通顺的“归化”翻译，韦努蒂大力推行“异化”翻译；接着，他精心设计了走向译文异质性即异化的两大具体策略：反常式忠实和对抗式翻译，并列举大量的翻译实践加以证明，这是其异化翻译的内部系统。在外部系统中，韦努蒂首先提出了翻译所受到的耻辱(scandals of translation)的概念，并通过考察产生诸种耻辱的根源，提出对抗译入语文化的语言剩余与少数族语言的翻译。韦努蒂又推出了“存异伦理”和“化同伦理”分别做为“好”的翻译与“坏”的翻译的标准。最后他提出因地制宜伦理。而因地制宜伦理是能够按照翻译的根本目的判别好坏的翻译伦理。由此可见，韦努蒂系统、全面、深刻地探讨了异化翻译。

3.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观的相似点

3.1异化的内容和传达方式

孙致礼教授在《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一文中指出：“异化译法的核心，就是尽量传译原文的异质因素”（2002：43）。传达原文的异质因素，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二是尽量传达原作的异语语言形式，三是尽量传达作者的异常写作手法。这种异质性的体现也是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策略的核心。

3.2翻译的政治

随着二十世纪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论断越来越被人认同，“翻译的政治”这一术语广见于学者的讨论中。“我们也可以从文中频繁出现的其它语汇中把握‘翻译的政治’的本质，即权力关系、暴力、政治议程、挪用、形塑和建构等”（胡翠娥2009：5）。国内有学者（如朱建平2002：80）认为，鲁迅所主张的异化主要是集中在语言形式，而很少涉及文化因素；也有学者（如刘泽权2009：77）在比较国内外异化论在渊源和内涵上的区别时指出，韦氏异化论属文化政治理论，国内异化/归化之争是翻译方法的讨论。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鲁迅与韦努蒂一样，都深刻认识到语言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

4.小结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知，由于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翻译目的的不同，鲁迅与韦努蒂异化翻译观不可避免的存在不同，但两人的观点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深刻意识到语言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发挥翻译更新本土语言、文化以至社会变革的功用。而且有学者（王东风2008：10）指出：二者翻译观的相似并非纯属偶然，因为韦努蒂研究过鲁迅的翻译思想，他的参考书目中不仅有杨氏夫妇翻译的鲁迅选集第三卷，还有其他学者研究鲁迅的文献。这也间接表明，鲁迅的异化翻译观不仅为我国输入了原质的外国文化、执行着时代所赋予翻译的急切救亡使命、领导了作为新文化建设之一翼的翻译的方向，而且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视野，在半个多世纪后仍能为西方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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