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话剧《日出》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内心世界

话剧《日出》是曹禺先生一部极具时代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全剧一共四幕，以上世纪30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为背景，以女性视角揭露资产阶级的黑暗和糜烂，用主人公陈白露的经历向人们展示了在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悲剧人生经历。具有较高的审美认知作用，反映与创造统一，再现与表现统一，主题与客观统一的揭示人性，社会，历史的真谛和内涵。

一、人物塑造上的形神统一

在话剧《日出》中一改《雷雨》的人物结构，不再是将人物集中在几个典型人物身上，采用与当时社会背景相适应的“人像展览式结构”，将场景与每个人物相连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刻画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典型人物形象，从而实现“社会历史的归真”。主人公陈白露在自杀后的独白，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并以群丑图般将每个人物呈现，描绘出银行家潘月亭的工于心计，顾八奶奶的腐朽，张乔治的洋奴形象等等。像小东西一类的“不足者”备受欺凌，而金八爷这样的“有余者”却纸醉金迷的人物形象对比，符合大众对于悲剧审美的要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题材的剧作内容无论是历史的昨天和现实的今天都是共容共通，可以引起共鸣的。

罗丹明确的指出：“在艺术中有性格的作品，才算是美的……因为性格就是外部真实所表现于内在的真实，就是人的面目、姿态和动作，天空的色调和地平线，所表现的灵魂、感情和思想”，“美就是性格和表现”。^[1]主人公陈白露自杀后的独白“留住我的灵魂，不要让她跟我一同死去”，和哈姆雷特式“生存还是毁灭”的人物台词将人物的内心冲突构成了丰富而深刻的戏剧矛盾。她厌恶自己灵魂的世俗，她珍惜自己灵魂的善良，鲜明的个性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主人公形象。真实地反映出一类人，“求而不得，得而复失”的人生理想的破灭过程，是小人物身上普遍共有的命运悲剧也是具有特殊性的个体经历。运用人物内在情绪冲击观众心灵，实现了人物在形与神上达到了统一，将人物真实化，自然化，生活化的展现。

二、两种殊途同归

   在剧中除了陈白露这一主角，小东西的形象就是她的另一个缩影。在小东西身上陈白露看到了她对丢失已久的天真和纯洁，于是她拼命似的想去维护住小东西身上的这份美好，甚至向她一直所鄙夷的潘月亭撒娇求情。陈白露努力保持着身上仅剩下的正义感不让它在价值取向混乱的上流社会消失，但是这人类最根本正义感才是与金钱社会最格格不入的东西。陈白露用语言表明了她对自己生活的感受：“也许对名誉的看法，你跟我有些不同，我没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的生活是别人心甘情愿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受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2]而小东西对生活的感受是单一的也是强烈的痛苦，经历了失去家人被卖到妓院，不愿意接客而遭受毒打。她仿佛永远没有主动权，生活也并未给予她应有的时间、知识和金钱，她也从未拥有过像“竹均”般的青春岁月。她的人生里永远都没有渴望日出，正如她从未见过炽热的太阳。就是这样两个生存环境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人，却在生命的终点走到了一起。小东西绝望的离开，陈白露失望的离开，都无法走出她们悲剧人生的圆圈。这两个女性角色在整部剧具有更深层的意义，揭露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和女性对于自身命运的不稳定和不可控的无奈，批判了自古以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权利体系。

三、人性的转变

   李石清作为银行的小职员中规中矩，拿着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面对社会上的不公他常常是敢怒而不敢言。李石清这个人在戏剧一开始的部分是懦弱的可怜的角色，而在他识破潘月亭的泡沫经济后的要挟以及对于会计黄省三的狠毒行为，都诠释了他身上的双重人格特性。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李石清就徘徊于二者之间，他既不富也不穷，就像他的人格一样，既不正也不邪。一个拼命往上层社会爬的小人，一改往日的懦弱，下定决定变得狠心又没有人情味，终于通过偷看潘月亭的抽屉并要挟他变成了襄理。李石清多次与潘月亭较量，妄想变成“有余者”的梦想最终还是破灭了。就像他说的：“你不讲信用，人家比你更不讲信用，你以为你聪明，人家比你还聪明。”生意场上就像人生处处是陷阱，在摸不清对方的实力前，每个人都是最虚伪的人。就像李石清一直把自己伪装成最弱小的人，最没有野心的人，最平常的人，最懂得人间疾苦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的转变，极具戏剧张力的将一切无法理解变成了合情合理。人性的恶毒充分的展现，面对黄省三失业来求他寻一份工作时，他给黄省三指明了四条道路：一拉洋车，二去要饭，三去偷盗，四跳楼，一条比一条更险恶。他却用极其平常的语言和态度和黄省三说，一直以来的抑郁和不得志严重扭曲了李石清的人格。只有报复更多的人，让更多人比他还生不如死，他才会在心理上得到满足。把自己活得像一块石头，认定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人情，他以为这样就会摆脱束缚着他的一切，信奉弱肉强食才是社会生活的准则。一个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逐渐衰退的人，最终能伴随他的只剩下死亡。

四、乌托邦式美好生活愿望的破灭

   大的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走向也预示着时代的变革。民国初期的天津，外来文化充斥着中国每一寸土地。个体开始崇尚利益，既得者的贪婪，让贫苦大众无论处于何种繁华的背景下，都无法逃离被剥削的命运。小东西、方达生这一类内心质朴的人成为了时代下苟活的奴隶。全剧诗一般的语言，熔铸在结构内容和人物身上，通过陈白露对于为方达生读《日出》这个片段，诗一般的语言纵然是美好的，但是眼前的人只是一个冰冷的金钱“收割机”，又怎会向往虚无缥缈的人生理想。社会机制也未完全遵守男女平等的法则运行，顾八奶奶在经济独立的同时却失去了精神上的独立，被男人所左右，与陈白露的形象正是完全相反的对比。女性渴望自由，渴望解放，就像这个时代的资本家的投资一样具有风险，随时面临倾家荡产的威胁。陈白露不是生来就是一个标签式嫌贫爱富的角色，她曾经是一个天真的姑娘，她曾经也相信爱情是美好的，但是爱情终究破灭，还不及一瓶红酒、一件衣裳给予她的幸福感，“竹均”的时代早已远去。陈白露内心从未停止过对光明的向往，她所渴望过乌托邦式的生活也变成了满目疮痍，对于生命不再留恋的决心。

话剧《日出》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内心的“乌托邦”，和平的表向下都是对现存社会的反抗者。张乔治虽然生活在中国，外表和内心却早已西化。银行小职员兢兢业业的工作，也逃不过家破人亡的宿命。小东西身上的纯洁，最终成为害死她的东西。剧中没有一个绝对至上的权利，最后却导致每个个体的堕落和毁灭。哲理性的引出金钱对人生的潜移默化的改造。这是不分阶级的人群，无论资产阶级还是社会中小人物都要面临的问题。在科技与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社会危机也不可能永远被繁华所掩藏。太阳要升起来了，太阳将会用现实揉碎人们乌托邦式的人生理想。

五、结语

《日出》不仅仅是一部揭示了社会现实的剧作，更是一部具有哲理性的人生命题。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社会大背景下的必然经历，任何人也逃离不了所谓的命中注定。每个人物都是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表现人们的内心精神世界早已荒芜的景象，读者进行艺术欣赏的同时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能够近一步培养我们的艺术素养，实现艺术的教育功能,在心灵上进行跨时代的沟通。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3]发现艺术的美，欣赏美并且传承这种美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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