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应对策略

建国之后，万象更新，我国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高等教育经历了建国以后的恢复发展和文革之后的恢复发展，高等院校发展的数量优势有所体现；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到全面改革阶段，院校发展的规模优势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到提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兼有数量优势和规模优势，体现了高等教育规模的复合型发展。

（一）高等教育恢复重建阶段 

建国初期，据历史资料统计，1949年我国有普通高校205所，后来经过一系列的院校调整与发展，普通高校从1957年的229所增至1960年的1289 所[1]，院校数量的增加表明高等教育进入建国初期的恢复重建之中。1966 年至 1976 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明显减少，高等教育发展受到重创。1977年恢复高考，随着高等教育全国统一考试的恢复，高等教育又开始迅速发展。1978年，全国有普通高等学校 598 所。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了文革之后的恢复重建，之后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根据研究数据得出，1983～1985 年，普通高等院校的数量增长较快，1985年之后院校数量则变化不大[2]。这主要受制于当时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分配等种种条件所限。院校数量增加的发展策略所带来的劣势就在于中小规模院校的出现，这一时期的高等院校很多规模偏小，这使得高等教育的规模经济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高等教育全面改革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高等院校数量的增加这一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针对我国普通高等院校数量较多、规模偏小、综合性较差的现状，政府提出了合并院校、集约发展、增强规模效益的思路。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发展要坚持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根据“共建、调整、合并、合作”的策略，教育部先后将 700 多所高校合并组建为 300 余所多学科或综合性高校。[3]所以，20世纪90年代，我国普通高等院校的数量发展变化不大，有时甚至出现不增反减的趋势，但是在当时社会条件和资源分配状况的情境之下，将一些规模较小又便于合并的院校进行资源整合发展是发挥教育资源的整体优势、实现教育规模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一政策也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大跨越，既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也满足了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这也表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逐步由数量增加的粗放型策略走向规模扩大的集约型策略。

（三）高等教育提速扩张阶段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结构，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规模，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高校扩招政策的出台掀起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新一轮热潮。在高校扩招政策的背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可谓“功不可没”，给当时的社会经济带去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为了扩大内需，解决就业危机，国务院做出了高校扩招的决定，从2000年至2010年，高等院校数量从1041所增加到2358所。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在发展策略上，既体现了数量的增加，也兼有规模的扩大，单一的发展趋向减弱，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可以说高等院校规模和数量的增长也在持续地发展着。

二、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存在的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扩大带来的问题也逐一显现。谈到问题必先深究其根源。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有两个深层的理由，一是人力资本理论主张的经济原因——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高校规模扩大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二是社会原因——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高等教育需求）。这既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理论依据，也是现实情况。一般而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因素存在稳定的相关，但是社会、政治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目前，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现状，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呈现出过度趋势，另一种则认为目前的教育规模发展不足。研究发现，如此极端的意见其实是基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角度而言。发展过度主要是基于现有的劳动力市场、财政力量、教育成本负担方面而言的，发展不足则是基于生均资源、高等教育质量滑坡、教育资源浪费等问题而言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带来的现实问题。

（一）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过度”带来的问题

1.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与就业压力

在当前的社会现实条件下，就业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话题。1999 年高校逐年扩招导致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买方市场，毕业生供大于求的严峻局面使得不少人一毕业就失业。在这种现实压力下，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求职者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挤占了一些不需要高等教育人群的工作岗位，但是高等教育劳动力的存量与增量每年依然在持续的增长，新增的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就愈发严峻，这对劳动力市场状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对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而言，岗位更加紧缺了，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普遍感受到了就业压力。高等教育群体将低端工作岗位挤占的现象也引发了公众对过度教育的审视。有研究表明，2003年较1998年，有更多的毕业生认为自己是过度教育的对象。但是过度教育还受到一系列相关因素的影响，与教育质量问题也息息相关，因此，并不能武断下结论[4]。

2.政府财政压力与经费投入不足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主要的经费来源是政府的财政拨款。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6%，其中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43%，这两个比例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5]。我国教育系统内部的资源分配也对高等教育产生着重要影响：发展义务教育、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点，这就意味着在教育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财政会更多的向基础教育倾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分配自然就少。财政拨款与教育经费的欠缺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尤其是高校扩招以来的经费投入远远落后于招生的扩张速度，这也成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桎梏。从高校学生人数来看，我国的确已经确立了高等教育大国的地位，但是经费的不足势必带来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与低水平的教育产出的极大反衬。换句话说，在相对低水平的教育投入上，高等教育的规模如果仍然想极大地扩张，就势必与低质量相伴随，那么高等教育大国的称谓就值得推敲了。

3.教育成本负担的加重与学费上涨

不可否认，教育支出在家庭支出中占据极大比重，民众的高等教育需求越来越旺盛，高等教育的学费也越来越贵。研究表明，近十年来学生的学费在高等教育的投入中增加了 18 倍，而政府部分的投入只增长了3. 5倍[6]。这个数据也表明了政府投入在高等教育经费体系中的缺位，个人和家庭将担负起极大的教育支出。问题就在于：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经费的不断增长，某些专业的高昂学费已经超出了部分家庭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高校规模扩大而产生的债务危机也愈演愈烈，这些最终还会转移到学生的家庭负担上。这些有形与无形的压力都导致了学费的上涨，造成了家庭教育负担的沉重。如果情况继续恶化，而家庭收入较低致使对高等教育望洋兴叹，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就会受到抑制，高等教育规模也就无法得到扩张。2000年出台的高校学生免担保贷款政策，为普通家庭减少的只是教育的即期支出，但也只是延期支付，缓兵之计最终敌不过支付压力。

（二）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不足”带来的问题

1.效益低下与资源利用率不足 

谈到高等教育的规模，就离不开高等教育效益问题。若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低于或者明显高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是一种外显的效益低下；若高等教育内部规模发展与教育各要素之间的配合失误则是一种内隐的效益低下。内隐的效益低下更为可怕。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规模与效益的关系体现在高等教育毕业生与社会需求的一致性上。但我国在人才培养结构与比例调配上，某些专业人才过剩和某些专业人才短缺的现象并存，高层次人才培养存在着结构失衡和局部失衡的现象[7]。高等教育中还存在着因为经费不足或者科研条件受限而致使某些专业的实验操作被黑板演示、计算机模拟代替的现实，而一些本应该可以利用的物质教育资源却被闲置而束之高阁的现象，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内部资源利用低效率的体现。

2.资源稀释模型下的生均资源问题

资源稀释模型本是探讨家庭资源分配与孩子智力发展、学习成就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它倾向于认为，在家庭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的孩子越多，每个孩子能够享受到的经济资源也会相应地减少[8]。应用到这里，我们是想说明高等教育规模的连续扩张给每一个学生带来的教育资源是更加丰富了还是更加贫瘠了？这些都牵涉到一个名词——生均资源。首先来看生均教师资源状况，教育的规模扩大与在校生人数的猛增，相对的是教师队伍的低速发展，不少承担着主要扩招任务的以本专科生教育为主的院校的教师相对短缺，现有的教师工作量过大，课堂教学规模也越来越大，甚至存在部分学科和专业教师严重不足的情况；其次再来看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高校规模的扩大使得学生的住宿面积扩大、住宿条件改善，但是均摊到每个个体上的教学行政用房面积反而是下降了；最后再来看生均仪器设备值，这取决于学校原有教学仪器资源及其利用状况，人数的激增也导致了教学实验条件的恶化[9]。 

3高等教育质量滑坡

高校扩招对于许多普通学生的意义在于获得高等教育将不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这也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来临。然而在高等教育轰轰烈烈的扩招发展中，一直被社会所诟病的“严进宽出”似乎也正在渐渐消失，高校的门槛准入居然慢慢变成了“宽进宽出”，这对高等教育的人才质量培养是个灭顶之灾。不少高校在专业设置与课程内容上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在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上陈旧机械，不能适应实践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在协作机制与实践平台上疏于搭建，在人才质量上自然难以把关。更有一些民办高校，盲目升办本科，一味扩大教学规模，但是在办学思想、师资建设、教育实际、社会需求等方面却不顾教育教学实际，最终导致了办学质量的低下以及学校社会声誉的损失。

三、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应对策略

面对高等教育发展到底是过度还是不足的问题，争论的双方都有自己的着眼点和论点理由。但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主要是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未来提供和储备人才。这样的发展规律决定了高等教育要适当超前于经济发展，但又不能超前太多，即适度发展原则[10]。高校的发展规模必须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高等教育规模发展面临着数量增多、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结构优化的交叉选择期。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不仅是数量上的适度增加和规模上的扩建，而且是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大量的发展经验以及累积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数量发展是高等教育的基调，而质量发展始终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来临，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重心也相应转移到质量提高、结构优化上来。具体的发展策略如下：

（一）真正在战略上优先发展教育，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发达国家的发展先例显示，经济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多与教育的投入、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创造是惊人的。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众多的高素质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从何而来？自然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发展。由于教育产出具有滞后性的原因，许多时候教育所带来的经济进步都是需要长效机制的保障才能顺利显现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口号人人都知道，落实却不易。只有真正从战略上重视并优先发展教育，才会取得良好成果。目前财政经费投入不足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之一。在增加高等教育的投入方面，除了政府要加大财政拨款的力度之外，还要重视拓宽渠道，依靠社会力量，发挥企业和家庭的作用，多方面地筹集高等教育经费，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高等教育投入对国家财政支出的依赖[11]。此外，政府还应该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建立并完善助学贷款制度，让更多的优秀贫困生能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二）优化整合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继续提升高校办学质量

从高校在校人数来看，我国已经是一个高等教育大国。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如何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把好教育质量关是重中之重。尤其是伴随着适龄入学人口数走低，高等教育更不宜大规模铺新摊子，那么优化整合现有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才是根本。从目前的就业市场上来看，如果树立这样一个积极信号：毕业生提高自身知识水平与专业技能，就有利于工作找寻成功并且能够提高起薪水平，这无疑将向学生和高校发出积极信号，刺激双方共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12]。同时，教育质量的提高也避免了过度教育的问题。高校一方面要挖掘现有的潜力，提高校内现有教育资源的使用率，而非一味贪大求新。另一方面，建立高等教育资源的跨区域战略联盟，通过联合培养机制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双向整合[13]。通过这些举措，推进高等教育的低碳环保校园建设，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努力打造特色学科和品牌专业。

（三）明确各层次高等教育的培养定位，实现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前文中我们提到过高等教育的过度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高等教育人才的就业岗位不断走低挤占了更多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岗位，也使得社会发出了过度教育的质疑。究其根本，纵然有就业压力下的无奈，其实这也是人才培养定位不明造成的。因此，明确各个层次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实现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发展就显得极其必要。目前，高等教育系统中就业形势最严重的群体是来自高职、高专以及民办高校的毕业生[13]。高职、高专的毕业生在专科岗位领域如果没有比较优势，就非常容易受到本科毕业生的岗位挤占。高等教育要继续健康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个突出的问题。高职高专学院在人才培养定位上必须与普通本科院校区分开，不能一味模仿本科院校的专业设置，盲目进行专业升本操作，而应该拿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技术优势，更多的与劳动力市场互动接触，在培养类型上体现出层次差别，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系统多元化的发展。

（四）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实现高等教育规模科学发展

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与现实的经济、社会、政治、人口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必须综合考量教育资源及其配置在质量、效益、公平等各种诱因之下的均衡发展。高等教育的滞后性效果显现也促使我们要制定出适度的短期发展目标和长期发展规划，实现高等教育的规模科学发展。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现实条件下及时调整发展策略，做到宏观调控与市场走向的协调一致。历史发展经验证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周期性波动仍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正面或者负面影响也是不可消除的。在高等教育目前的发展态势下，要以可持续的充分发展为准绳，尽量减弱过大的波动振幅[14]。规模的发展要与高等教育结构布局的调整配合进行。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服从于社会发展的全局，服务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实现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