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视阈下的托妮·莫里森的《慈悲》解读

2008年，托妮·莫里森的新作《慈悲》一出版就成为当年《纽约时报书评》评选的十大最佳图书之一。《纽约时报》高度赞赏“这个故事不仅是对丢失的纯真与破碎的梦的悲痛诉说，而且是托妮·莫里森最令人难忘的作品。”小说中莫里森重新反思历史，将目光投向尚在萌芽期的美利坚民族。通过边缘化的声音，莫里森再现奴隶制和种族主义联袂下给各族裔带来的精神创伤。它着眼于对人性本身而不是“黑人性”奴役与自由，这使小说成为典型的精神分析文本。伊格尔顿认为，文本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可以从作品的作者，作品的内容，作品的形式结构和作品的读者进行阐释。1[155]因此，本文拟从这四个方面解读《慈悲》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运用。

一、莫里森的弗洛伊德情结

家庭影响和亲身经历使莫里森在成为作家后常常用梦境、象征和隐喻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经常听她的父母给她讲鬼故事，她所有的小说中都充满超自然的东西。”2[242]“祖母常问我做什么样的梦，一听到梦里的事，就去找详梦的书…梦到兔子，梦到死人，梦到办喜事都有用处，但还要看颜色，其中大有讲究，而我对这些很感兴趣”，母亲常唱着歌并通过解析梦的象征来玩数字游戏。她说，“我做梦好比真生活一样，既有趣，又是信息来源”2[100]。祖母和母亲释梦的热衷对童年的莫里森必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在帮祖母释梦的过程中，莫里森极有可能阅读过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她小说中对梦的机制和梦境隐喻娴熟的运用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外，莫里森的一个兄弟“被迫接受感化院和精神病院诊断实施的额叶切除人格手术。”3[4]至亲兄弟的精神创伤和认知障碍也让莫里森比一般人对精神分析领域有更多的了解。

成长背景让莫里森对潜意识层面的心理探索有更深刻的理解。因此，研究古典文学的莫里森硕士毕业论文选择了几乎是同时代两位作家，研究主题为《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威廉·福克纳对异化的处理》。伍尔夫和福克纳都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情有独钟。4[20]这两位作家对后来莫里森的小说创作影响深远，莫里森的“碎片式”叙事和意识流产生的开放式阅读体验和张力使得她的小说成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典型文本。

莫里森创作中十分强调灵感。它既是“作家的障碍”，更是“写作时要更接近那种促使我不得不拿起笔来的内心冲动”。她说，“我是从我内心中某个特殊的地方出发开始写作的，虽然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或者怎样自觉地进入那里”2[93-118]。笔者认为灵感就是“那个特殊的地方”，是内心的叙事冲动。灵感具有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色彩，叙事过程就是精神分析的过程。莫里森对灵感的重视体现了她对潜意识状态下创作的认同。灵感潜意识性使莫里森最大可能地摒除了意识形态层面上特定标签，例如种族、性别、政治、社会等因素，呈现出相通的人性。莫里森潜意识创作的坚定信念让她的“小说结尾总是敞得开开的”2[93-118]，留下广阔的解读空间。

二、精神创伤的人物形象

莫里森在《慈悲》中刻画了一位精神分裂人物索柔和其裂变的双重人格“双胎”。索柔是命运多舛的混血儿，难以启齿的出生，海难事故后孤身一人，被救起后遭到强奸，孩子早夭，在新农场被人孤立，忧郁古怪。她“长着一双狐狸眼，一口黑牙，以及一头从未梳整齐过的红色头发”，看到她“太太的恼怒几乎就挂在脸上”，“对莉娜来说，她本人就是厄运”。5[53]索柔独自一人时会大声讲话，在第一个孩子因为早产死亡，莉娜遵循土著仪式将它放入河流中后，她更出现幻觉“认为看到了孩子打哈欠”，甚至常出现婴儿呛水的画面。5[123]

在索柔创伤性癔症中，引起症状的是船难事件，船长父亲下落不明，恰巧正麻醉接受手术的她死里逃生。弗洛伊德认为癔症的“发作情形因病人同时扮演幻想中两种人物角色，换句话说，他便具有多重认同作用，从而使这种幻想变得难解”。6[125-126]因此，“癔症发作只不过是潜在的幻想，经外射与衍变而以一种哑剧的形式所表现的人自身运动系统的某种动作而已。这些幻想是潜意识的，它们与梦的分析性质相同。”6[116-117]莫里森将意识层面癔症的症状只不过是经“变形作用”而表现的潜意识幻想，创造性地将后者外化在人物塑造中。她通过直观命名能指“索柔”和“双胎”，所指意识和潜意识。索柔总是心不在焉，整天精神恍惚，性格举止怪异。“双胎”灵敏、睿智、坚定。她是索柔的保护者，抚慰着悲伤、孤独、压抑和受人侮辱排挤的索柔。“双胎”能读懂莉娜戒备，当莉娜查看篮子时，索柔以为她只是在检查里面储存的东西，“但双胎说不是，她是在看你是不是偷吃了食物”。5[122] “双胎”最先意识到铁匠的到来带来的改变，她读懂了莉娜的担忧，太太的忽视，先生的热忱，弗洛伦斯的悸动。

癔症还表现为记忆的缺失，索柔甚至连船长父亲留下的痕迹都变得模糊。直到第二个女儿的诞生，“双胎”消失了，她的回忆才不再是“除去冰冷的风，一切都凝固了”，记忆变得连续“一艘大船在大风里航行时，冬季大海上闪烁着那种灰白色的光”。5[134]船难带来的“记忆固着”随着新生命的诞生开始涌动。

通过弗洛伊德癔症的理论及病征表现，莫里森塑造出一个复杂深刻的混血儿形象。新生命的诞生治愈了索柔的癔症，莫里森隐喻地以母爱弥合伤痛，让索柔成长为坚强而自信的人。最终索柔自我命名“完整”，这象征着她选择自我重构身份，开始承担责任，变得温柔而充满希翼。

而小说中主人公弗洛伦斯对一种目光的持久记忆和甘愿为奴的心理符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常用“暗恐心理”，即“压抑的复现”的另一种表述——“有些突如其来的惊恐经验无以名状、突兀陌生，但无名并非无由，当下的惊恐可追溯到心理历程史上的某个源头；因此不熟悉的其实是熟悉的，非家幻觉总有家的影子在徘徊。在暗中作用。熟悉的与不熟悉的并列、非家与家关联的这种二律背反，就构成心理分析意义上的暗恐”。7[106]

弗洛伦斯敏感决定了她幼小的心灵无法理解母亲放弃自己的行为，无法逃避这个决定带来的内心的纷乱。母亲抛弃自己的行为潜抑成“暗恐心理”，每当意识到自己可能被抛弃时就看见“闵哈妹牵着她的小男孩站在那。” 弗洛伦斯在写给铁匠的自白中简要地描述了母亲让雅各布带走自己的场景：“她的小男孩还在吃奶。带走女孩吧，我女儿，就是我，我”。5[7]弗洛伦斯用“闵哈妹”和“她”指代“我的母亲”，用“她的小男孩”、“她的宝贝儿子”指代弟弟，她试图用距离化的称呼割裂自己与母亲和弟弟的关系。这说明弗洛伦斯无法原谅母亲，不愿提及母亲，甚至觉得不管梦见什么，都比梦见母亲和她的小男孩要好。

这种“暗恐心理”茫然不知地重复上演。当看到怀孕的索柔，弗洛伦斯“有点担心”，“哺育着贪念婴儿的母亲让我害怕”。5[8]当她在铁匠家看到手拿玉米皮娃娃的小男孩马莱克，弗洛伦斯再次感到忧心“仿佛他是你的未来，而我却不是。”“暗恐心理”作祟下，弗洛伦斯看到他“眼中的憎恨如此大声”，“于是我便知道闵哈妹要来了”，“她牵着小男孩的手斜倚在门边”。5[137] “暗恐心理”导致弗洛伦斯无法正确看待同样被人抛弃的孤儿马莱克，在情绪激动下她甚至扭伤了小男孩的胳膊。如果说母亲的抛弃使弗洛伦斯失去庇护和认同感，那找寻铁匠的艰辛旅程也是她第一次主动寻找爱情、寻找自我和寻找归属的尝试。但可悲的是，“暗恐心理”驱使下甘愿为奴的她，内心枯萎，行为失去控制，失去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尽管她内心呼喊着“永远永远不和你分开。在这里，我不会是那个该被撵走的人”5[136]，跪在地上向铁匠爬去，却只得来铁匠冰冷的拒绝。

激烈冲突后，弗洛伦斯却发现“我的路清晰了”，她从“毫无防备、急于求欢，尤其甘愿将别人的卑鄙归咎于自己”的“永远拥有我”变成“永远别碰我”。 5[152]最终弗洛伦斯冒着被逐出农场的危险，在黑夜中在烛光下的小黑屋凿字书写剖白自我、记忆和痛苦的经历，这个过程也是当处于潜意识的“暗恐心理”进入意识，因此反抗的力量减弱，症状自然消除，压抑自然消失的过程。莫里森让弗洛伦斯直面内心最隐秘的伤口，用书写发泄负面情绪从而缓解心灵伤痛。

莫里森在《慈悲》中塑造了两位精神出现创伤的女性形象，通过在自我身上找到弱点和情感压抑的根源，继而积极自救，实现了即便是在最罪恶的奴隶制度下的社会边缘，也能重新拾回爱与自由，积极坚韧的生活。

三、自由联想法对小说结构的影响

厄普代克在给《慈悲》的书评时曾说：“托妮·莫里森写作习惯，也许是她受威廉·福克纳最致命的影响——在读者弄清楚故事头绪之前，突然无征兆地开始叙述故事。”8[112]这使她的小说结构呈现出典型的意识流特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构成了意识流小说的心理学基础。“1920年出现了十余种以意识流作为构思的小说，而意识流正是由他[弗洛伊德]首创的自由联想治疗法演化而来”。9[1123]所谓自由联想，就是人物的想象不受任何限制，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无拘无束地在真实与虚幻，梦与现实，回忆与憧憬交替出现。

《慈悲》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自由联想总是有一个具体的起因或是触发点，然后一个事物接着一个事物相继联想展开，最终再回到起点来。《慈悲》的奇数章为主人公弗洛伦斯的第一人称叙述，如果将她的叙述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故事从那双鞋开始”5[2]到“闵哈妹，你现在可以开心了，因为我的脚底板和柏树一样坚硬了。”5[177]故事由渴望一双鞋开始，以不再需要鞋为终结，自由联想呈现圆形结构。上下相连的事物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如类比、对比、相似、因果等，而充当触发器的可以是一个人，一件事物，某个场景等。莫里森以鞋为触发物，以弗洛伦斯的自由联想为叙述中轴，使她的意识在“丢鞋—寻鞋—不再需要鞋”往复不断地辐射，与其他人物意识相互补充重复叙事。

莫里森在运用自由联想时，注重它的随意性和跳跃性，使人物的各种意识在头脑中跳跃、闪现，展现人物复杂多维度的内心世界。在第一章里，弗洛伦斯从铁匠，想到寻找他的艰辛旅程，从“比奶牛还大的巨鸟”5[5]，想到莉娜，又回到铁匠。她从家的意象，想到与母亲在马里兰的家，想到雅各布农场曾经温馨的家，再辐射回马里兰，又回到现在森严冷酷的农场，想到自己被母亲抛弃，想到幼时旅途中被人抢走鞋，想到怀孕的索柔，再回到母亲抛弃自己的场景。这一连串的自由联想还原了意识流动的不稳定性和非逻辑性，再现了弗洛伦斯爱情失败后，刚开始自我书写时压抑的精神状态。

弗洛伊德丰富了作为意识流的梦，认为它也是自由联想的一种。莫里森在《慈悲》中娴熟地运用了梦境，让人物最大程度摆脱意识的防御和审查机制，通过自由联想接近潜意识，从而超时空、超理性地揭示内心。小说中详细描述的弗洛伦斯的梦有两次，第一次她梦见樱桃树向她走来，弯腰想跟她说话。5[101]第二次梦见“我跪在草地里…有一股香气，消失后，我注意到自己在一片湖边”，之后是一片湛蓝，当想去照倒影时，却看到简，在恍惚间似乎又看到闵哈妹牵着马莱克的手站在床边。5[137]弗洛伦斯心中最糟糕的梦是闵哈妹和小男孩站在近旁。即便是在防御机制最松懈的梦中，她也无法摆脱曾被抛弃的暗恐心理。因此，她无法倾听母亲的述说，害怕被母亲再次抛弃。

《慈悲》的小说结构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莫里森大量运用自由联想突破文本时空体的限制，增加了文本的容量和层次。自由联想打破了传统的叙述结构，不仅人物通过客观物睹物思人、触景生情、由此及彼，还让心理时间和客观时间相互作用渗透，过去、现在和未来并置、叠加、渗透，形成一种时空错乱、顺序颠倒的结构。

四、文本的间隙，读者的参与

莫里森认为“文学作品不只是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要读者参与其中…这样，读者和作者就在一起共同创造这本书，感受这种经历。”2[119-128]作者和读者借助作品这一媒介能够心灵相通，情感互动，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是心理根源。弗洛伊德认为艺术作品，恰如梦一般，是潜意识愿望在想象中的满足。作者的压抑本能，以及渴望释放压抑本能是文学创作的心理根源。而读者具有同样心理结构，同样受到潜意识的驱策支配和超我社会伦理道德的制约，作为承载本我欲望的文学作品便成为读者寻求欲望满足和压抑释放的场所。读者也并不是简单意义上作者意图的被动接受者，他们能自主性地通过作品指向作者的潜意识，对作者和作品加以分析和阐释。在某种程度上文本的空白和不确定性刺激着读者创造性的参与。这些意义的空白诱导读者重复运用个体知识和经验、价值伦理体系和世界观去主动参与叙事，潜意识本能欲望也在作者和读者互动中得到满足。

莫里森在《慈悲》巧妙地运用空白艺术调动读者的参与性，实现读者与作者的共同宣泄，从而达到满足潜意识的本能欲望。笔者认为小说最重要的空白是铁匠声音的缺失。小说的奇数章是弗洛伦斯的第一人称叙事，偶数章每章讲述一个主要人物的故事，但关键人物铁匠却至始至终没有出现，读者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故事都是通过其他人物叙述的。然而，铁匠在小说中却有里程碑式的作用。他治愈了索柔和翠贝卡，保住了支离破碎的农场，他让弗洛伦斯认识到爱与自由，真正成长起来。在莉娜眼中，他不仅技艺精湛，还与老爷亲如兄弟，分食一只苹果。他有自由人的身份，手段高明，自负老练，却充满诱惑和危险。在翠贝卡眼中铁匠是雅各布“盖房的完美搭档”，是懂得医术救人性命的“无价之宝”。5[97]即便在索柔眼中他似乎尽善尽美。在旁人眼中技艺精湛、救死扶伤、自由而骄傲的铁匠，却对弗洛伦斯不告而别，抡起拳头，大男子主义。铁匠解读世界却不理解用生命爱着他的弗洛伦斯。

莫里森文本的空白刺激着读者创造性参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发掘作者为何让铁匠沉默，不发一语。读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铁匠做出反应：喜欢他的，认为他是难以企及的“理想的化身”或是传递神意的使者；厌恶他的，认为他轻视女性，粗暴薄情。开放性的结局又让人浮想联翩，铁匠有一天会读到弗洛伦斯的书写吗？他读到这些以后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和弗洛伦斯的结局会怎样？正是在文本的间隙中，读者满足自我幻想，获得了快感。

五、结语

《慈悲》将笔触对准了萌芽期的美洲蓄奴制，从外延和内涵上解构了“黑人性”与奴隶制对等的历史误读。通过刻画了多族裔群体的不同阶层的人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枷锁，重新思索精神创伤的群体如何自救，走出困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解读莫里森的《慈悲》不仅能厘清人物本身难以理喻的行为，窥探人物怪异行为背后的内心世界，更强调了作者对人性和黑人民族自身弱点的反思。精神分析理论对作者的影响潜移默化地体现在她的作品创作中。透过精神分析的棱镜，原本形象暗淡的索柔，空白声音的“铁匠”，看似松散实则环环紧扣的小说结构都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视阈下折射出全新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