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展传播的议程设置模式分析

当然，会展活动传播的议程设置模式及其权限分析，是一般意义上的议程设置理论的抽象和还原，特别值得注意的则是这种程序化的新闻报道模式和权限身上折射出来的文化意义。

从媒介自身的文化功能和生成机制上看，会展传播的议程设置是不同于电视传播的“窥视癖”设置的，它是一种“暴露癖”式的议程设置。

1、基于电视传播的“窥视癖”式议程设置

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窥视癖”就是“窥淫癖”的变形。窥淫之所以成为一种癖好，是因为人们对快感的需要以及通过偷窥的方式能看到他人的隐秘而给人带来巨大的心理满足的快乐机制使然。不同的是窥淫是不道德的，它违背社会规范，有很大的冒险性。但窥视就不一样了，它根本就用不着冒险。窥视首先建立在隐私或者秘密的普遍性基础之上，无数的隐私或者秘密压迫着人们，逼迫人们开发自己的感官功能。当然在正常情况下，这种窥视和窥淫僻一样也是很困难的，很难实现的，但当代电视媒介恰恰给予了人们极大的“窥视”的便利。[4]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媒介就是以“收视率”为借口的职业窥视者。借助于电视，人们的窥视癖得到了满足，从而产生巨大的心理快感，又不需要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发达的电视媒介就这样刺激了人们的窥视癖，也改写了电视新闻话题设置的文化机制。

电视的“窥视癖”式议程设置存在于社会新闻报道中，大众的日常生活、平民的喜怒哀乐，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轶闻趣事如同一面镜子，以生动活泼的话语和浅显的言辞，帮助人们获取他人的隐私，迎合人们的感官需要，成为人们文化消费的生理通道。但这种关于生活琐事的电视新闻铺天盖地地降临时，人们的阅读心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猎奇被窥视取代，酱油味精成了家常饭菜。窥视的欲望一旦被刺激起来，便很难停止，人们不但在隐私和秘密面前犯了焦虑症，而且对所有不在场的东西都焦虑不已。于是，电视娱乐节目、电视法制节目和电视真人秀成了电视设置“窥视癖”的典范。

2、基于会展传播的“暴露癖”式议程设置

有窥视就有暴露，二元对立的平衡法则使得会展传播在议程设置上呈现出典型的“暴露癖”特征。如果说电视传播议程设置中的“窥视癖”充满着压抑，符合悲剧精神的话，会展传播议程设置中的“暴露癖”则充满了开放，浑身上下洋溢着喜剧色彩。富丽堂皇的会展场馆是需要暴露的，人山人海的庆典活动是可以暴露的，真金白银的会展成果是必须暴露的，暴露的喜庆色彩是展示、揭示等修辞手法远远不能比拟的。如果说电视传播议程设置中的“窥视癖”在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快感时，也造成了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的话（常见的侮辱如电视娱乐节目中无厘头搞笑和调侃，尽管被侮辱的人在电视媒介的神话化光环的照耀下对此似乎乐此不疲），会展传播议程设置中的“暴露癖”却以一团和气的平等喜庆感染着观众，尽管这种暴露带着更多的金钱烙印，但也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符号民主。这样，会展传播的“暴露癖”既为电视传播的“窥视癖”提供了大量的鲜活素材，也满足了大众的另一种心理需要

1大型会议、展览活动的宣传报道遵循 “全景式暴露”议程设置模式。从媒体选择到版式安排，从时机计算到场地布置，会展活动的相关内容有条不紊地暴露出来。在“全景式”暴露模式中，会展活动的高潮甚至是大众的心理高潮都可以提前预设。暴露者躲在幕后。和“窥视癖”的新闻设置模式一样，总有人躲在幕后的。不同的是，展会的被暴露者经常自我呈现，人们对幕后的暴露者不再寄予更大的希望和精力，被暴露的对象、内容即数以万计的观众、花样繁多的活动，已经足以支撑起大众当下预期的新闻话题。展会就这样先从四周开始，然后向中心集聚，然后再向四处蔓延。“全景式暴露”的会展新闻制造者，开始也许只是单个的个体，但最终以复数和集体的名义，不停地在现场、在幕后迁徙，终于编制出一张张城市的消费文化地图。

2专业性、专门性会展活动中的“局部式暴露”议程设置模式。由于会展活动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变量，是一种非常态的文化景观。其存在的目的不是展品的意义自身，而是生产这些展品意义的方式，所以，专业性或者专门性会展活动报道揭示的往往是喜剧的序幕，充满了喜庆前的嬉戏色彩。例如，关于婚博会的新闻报道会将重点落在婚姻的现象上，而不是对婚姻的评价上，关于“义博会”的新闻报道重点可能就是五金小商品的价值增值上，而不是它们的商品形式上。“局部暴露”的会展新闻设置模式因此没有“全景式”模式的委曲求全，该类会展新闻暗合着消费文化的脚步，使婚姻成为一种景观，使五金小商品离开地摊、离开农贸市场的门口，加入消费的狂欢准备中去。

总之，“暴露式”的会展活动议程设置改写了“窥视癖”中猎奇的阴暗心理需求，追求趣闻轶事、追求社会话题、追求经济财富和审美需求成为堂堂正正的文化需要，也成为会展文化的构成机制，其不同于“窥视癖”戏剧化效果既符合展会经济目的，也满足人们的当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