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士人治天下，以天下奉士人”——宋初“崇文”现象探析

    宋初“崇文”现象有着深刻地历史内涵。自从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府的威慑力大大削弱，各地藩镇拥兵自重，到了唐代后期，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尤其是五代十国，政权更迭频繁，军人叛乱，大臣以下犯上，君权丧失，这些都给了宋初统治者极大的影响，赵匡胤想出“杯酒释兵权”可以说也是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当时边疆少数民族的力量很强大，威逼中原王朝，出现了“儿皇帝”的无耻之事，在赵匡胤看来，这与道德沦丧，文化衰败，儒家正统受到巨大挑战有关。

一        

    在宋太祖看来，五代纷乱，是天下不习文的缘故，而习文首要的就是读书，他对近臣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结果近臣皆莫对。不过，他的读书并不是为了提高文学修养，吟诗作词，而是以期能够为治理国家获得启发，或者受到文化传统的洗礼与约束，比如新丹凤门成，梁周翰献《丹凤门赋》，帝曰:“人家盖一个门楼措大家又献言语！”遂掷于地。可见他在有意引导一种实用性的文风与读书方向。他除了劝导武臣读书，也劝导文臣读书，尝曰；“宰相须用读书人。”他与赵普的君臣关系非常亲密，也常常劝以读书：“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既甍，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太祖通过读书，也调和了文武关系，也是尝试建立儒家道统的第一步。而太宗同样也喜爱读书，且把改过从善，探求治国之道作为主要目的，太宗曾对近臣说：“屡有人言储二事，朕颇读书，见前代治乱，岂不在心。”

    唐末五代以来，文物典籍丧失殆尽，“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两千余卷。及平诸国，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两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篇幅稍备。”同时，又“别建三馆，…诏赐名为崇文院。…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焕乎一变矣。”太宗不同于太祖是武人出身，他博览经史，崇尚学术，本人也练习文墨，太平兴国二年“命翰林学士李昉等编类书为一千卷，小说五百卷”太平兴国六年又下诏：“诸州士庶，家有藏医书者，许送官。…第其卷数，优赐钱帛，及二百卷以上者与出身，”通过这些措施，也获得了大量的图书，不愿送官的，官府借抄完归还。另外，太宗还组织李昉等人，利用馆阁丰富的藏书编纂图书，太平兴国八年庚辰，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自今日进三卷，朕当亲览。…，寻改总类名曰御览。”在雍熙三年，他认为诸家文集，虽各有所长，但是优劣悬殊，“乃命翰林学士宋白等精加选择，以类编次，为《文苑英华》一千卷。”到了真宗时期，也命人修纂了大型的图书多种，其中就有《册府元龟》。宋初的图书建设对于保护我国文化遗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宋代的图书出版，以及容量都很大，这在以前历朝历代是无法相比的，从这一方面说，宋初的“崇文”不仅仅是一种“延誉”性质的雕琢，而是统治者探求治国之道的一个途径。 

二

    宋代的科举制度与唐代有很大的不同。唐代的科举制度由于门阀士族的操纵，以及干谒这种特殊途径，使得科举不是很完善与公平，唐代很多的文人士子为了干谒宁可等待十年。高适更是在诗里写到：“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杜甫为了进入仕途，在长安困守十年，尝尽酸甜苦辣；岑参、韩愈等许多唐代著名诗人都是参加过干谒的。而宋初之际，统治者对于科举制度做了一些改革，打破了门第观念，广开仕途，扩大了录取名额。宋太祖时每次录取人数基本不超过十人，但是要求很严格，尤其是在乾德元年，取消了“公荐”，九月丙子，“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宋太宗时录取人数很多，其中在公元992年全国录取进士、诸科、特奏名等1317人，达到科举取士的最高额，这在当时也受到了薛居正等人的反对，但是当时太宗旨在崇文抑武，不听大臣的建议，执意孤行。并且宋代进士举人直接授以官职，具体是：“第一、第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选，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当然，宋代的科举也受到唐代荐官制度的一些影响，太祖幸西京时，洛阳人张齐贤献上十策，太祖对太宗说，他到洛阳只得到了一个张齐贤，嘱咐太宗登基以后擢用，于是，“齐贤举进士，上决欲置之高等，而有司第其名适在数十人后，上不悦，乃诏进士尽第二等及九经凡一百三十人，悉与超除，盖为齐贤故也。” 这也说明即使没有权贵的推荐，没有“公荐”的存在，士子们只要得到皇上的垂青，同样可以加官进爵，太宗时的苏易简，深受皇帝宠信，只可惜英年早逝，不然又是一代权贵。

    宋真宗时，科举制度更加完善，咸平二年，“命礼部尚书温仲舒知贡举，…刑部员外郎董桂宇、太常寺博士王涉同考试及封印卷首，仍当日入院。礼部贡院封印卷首自此始。”特别是“糊名法”的实施，让一大批投机钻营者原形毕露，提高了科举取士的公平性，还有“誊抄法”的实施，景德二年，“礼部贡院言：昨详进士所纳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旧卷装饰重行，或为傭书人易换文本，是致考校无准。请自今并令举人亲自投纳，仍于试纸前亲书家状，如将来程试与公卷全异，及所试文字与家状书体不同，并驳放之。或假用他人文字，…永不得赴举。这些措施的实施保证了广大的平民阶层也能参与到政治中来，为宋代的社会稳定与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当然，宋代的科举弊端也很明显。最为严重的就是由于科举取士人数的增加，官僚机构臃肿庞大，这在太宗后期已经显现出来，当时王禹称上奏言：“内有五者，一曰併省官吏，惜经费也。…二曰艰难选举，抑武臣而激武臣也。…”在至道三年，王禹称又上书言五事，其中“其二曰：减冗兵，併冗吏，…亲贤臣，远小人，…”由此可见，冗官带给了北宋王朝很大的经济负担，即使在太宗时期，也发生了李波、王小顺起义，北宋的社会稳定的背后，经济繁荣的背后，也同样隐藏着人民的疾苦与血泪！

三

    宋代的文化思想政策典型的体现在对待儒释道各教的态度上。首先被统治者提上议程的是儒学的复兴与礼乐的重制，这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也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五代十国之际的丧乱，可以说是儒学的摧残与丧失所引起的，当时也没有那一个文人有能力担负起复兴儒学的重任，由五代入宋的文人徐铉深刻的体会到了乱世儒道的败坏，在《徐公文集》卷二中有这样一首诗：“日觉儒风薄，谁将霸道羞。乱臣无所惧，何用读《春秋》。”短短二十字，字字见血，句句刻骨。

    宋太祖尤其敬重那些有深厚儒学教养，稳重敦厚的儒者，如范质，薛居正等，太宗时通过科举大量招收儒生，遵太祖遗训，“终生不杀士”，并且优待士子，多以赏赐。而真宗时候，更是在封禅之时，派人祭祀孔子庙，“以（孔子）四十六世孙、同学究出身圣佑为奉礼郎，…又追封叔梁为鲁国公，”诏加谥号曰“玄圣文宣王”。这些措施都很大程度上激起了儒学的复兴。

    与儒学的复兴伴随的是，道家思想的波澜。汉初的时候，民不聊生，汉文帝、汉景帝采取“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迅速恢复了国力，在宋初，宋太祖与宋太宗也采取了相似的一些措施，太祖时的道士陈抟老祖，张守真等，对于宋初文化思想也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宋太宗，他曾亲自读《老子》，深刻认识到：“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物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参知政事吕端等对曰：“国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太宗曾经下诏当时著名道士种放归阙，并且对于当时的道教采取一种默许、纵容的态度。宋真宗时种放更是数次来朝，真宗礼敬有加，如景德二年，“以起居舍人、直昭文馆种放为右谏议大夫，放谢病，乞游嵩山，诏许之。…召对赐宴，赋诗践行，恩礼甚厚。”甚至到了后来，连种放的兄弟也加官进爵，却有点宠信过重了。与此同时，“有贺兰楼真者，不知何许人，为道士，自言百余岁。…上遣中使照召赴阙，及至，作二韵诗赐之，号宗玄大师。”真宗景德四年，“增封唐大历中孝子潘良玉及其子季通墓，”

    宋代是一个繁荣昌盛与多灾多难的王朝，但是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个王朝，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宋太祖与宋太宗被宋人以及后来者所称颂，以“祖宗”相称，不是没有道理的。宋初的文化建设对于今天的文明建设同样有启示意义，不管政治体制如何，不管社会发展程度怎样，流淌在民族血液里的精华不容流失，宋代是封建文化发展的顶峰，但也是站在前代的探索基础上的，经过近代一百多年的探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能够走得更好，这是孜孜不懈的先贤们告诉我们的真理。

【参考文献】

【1】宋·李焘 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 1992

【2】宋·龚鼎臣《东原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宋·赵汝愚 著《宋朝诸臣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