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前岭南小说的海洋叙事分析——文学论文

    所谓岭南小说，仅从内容上划分，以突出地域性，即以岭南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从小说发展史来看,直到唐传奇的出现，“始有意为小说”。因此，明清以前的岭南小说应包括内容涉及岭南、具有一定故事情节的神话传说、地理博物志怪小说、唐传奇、笔记小说及话本小说。

    何为海洋叙事？即记叙有关海洋风光、物产及以海洋为背景发生的故事。一方水土，滋养一方文学。由于中国环海的地理环境，海洋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学的殿堂里大放异彩。虽然一直以来未成体系，但历代不乏描写海洋的作品。在小说方面，海洋叙事带上明显的地域色彩，一般以东海、南海为背景，因此，浙江、山东和岭南等沿海地区的小说不免弥漫着海洋的气息。

    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由此催生了关于海洋的神话与传说。秦汉时期，在方士文化的影响下，以“海上神岛”、“海上神仙”、“海上仙药”等为内容的海洋想象和叙事，也就随之繁荣起来。

    魏晋六朝，文学中人的自我意识增强，因而在海洋叙事中融入了一种激昂的基调，隐约可见叙述者的影子。隋唐时期，随着海上活动的频繁，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创，加深了对海洋的了解，因此这一时期的海洋叙事，逐渐增加了现实的内容。宋元时期，造船技术大幅度提高，海上活动日益频繁，海洋因素渗透力愈强。

    明清时期，社会发生诸多变革，商品经济萌芽，海防紧急，随之而来的是，小说中的海洋叙事以倭寇、商贾为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海洋的神秘与神圣。这一时期的海洋叙事大大增强了现实性，“海洋即财富”与抗击倭寇题材成为新的海洋叙事主题。

    总而言之，尽管海洋叙事随着人们对海洋认识的加深而增加了现实因素，但其艺术风格仍然以奇幻为主，极少出现像西方海洋小说那样纪实性作品。岭南地区的海洋叙事同样如此。

    岭南的小说乃至文学，至明清而大盛，海洋叙事同样在明清时期发展至高峰。在探讨明清海洋叙事之前，先梳理前代发展之概况，以晓日积月累之功。

一、 夸张浪漫的传统志怪手法

    明清以前的岭南小说涉及海洋叙事，则多荒诞不羁，喜谈乱怪、鬼神之事，明显地继承了《山海经》、《庄子》等夸张浪漫的传统志怪手法。

    一般认为，《山海经》是海洋文学之祖，但凡后世小说中的海洋叙事，皆跳脱不出它所创造的两大模块：一是四海神之说，二是殊方异域的想象。它启发了人们对海洋的思考，刺激着人们去探索更多关于海洋的秘密。后世海洋文学作品诸如海物志怪、神仙信仰、海上奇闻等皆以此为基础进行延伸与发展。

    在描写手法上，古代小说关于海洋叙事方面也继承了《山海经》的夸张而带上了浓厚的神异色彩，从而甩不掉志怪的尾巴。岭南小说中的海洋叙事既体现了“以大为奇”的传统思维惯性，又在志怪的同时融入了人的自觉，或将物拟人化，赋以人的性格特征。

1.以“大”为奇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寥寥数语，激发了无数人对海洋的向往，和恐惧。庄子在寓言中反映出了浓厚的胸怀博大、壮志凌云的海洋文化精神。受这种大气磅礴的意象之美感染，此后， “大鱼”、“大蟹”等海中大物屡见不鲜。

     “大鱼”，这一形象直接源自庄子寓言，《玄中记》记“东海大鱼”云：“行海者，一日逢鱼头，七日逢鱼尾。”《太平广记》则录有“南海大鱼”一条，记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但大鱼“乘流入二山，进退不得”。“雷，鱼声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者，是吐气也。”而古书所描述的大鱼，多为鲸鱼。

    “鲸鱼”，多作“海鳅鱼”，唐刘恂《岭表录异》记曰：“海鳅鱼，即海上之最伟者也。其小者亦千余尺。吞舟之说，固非谬矣。”又言鲸鱼的鱼背犹如山岛。鲸鱼固然体型庞大，但远不及此，这是在一定事实基础上的夸张，具有民间文学的趣味性。

    “大蟹”，《山海经》有“海上有大蟹”的记载，《太平广记》所引的“南海大蟹”云：“俄见两山从海中出，高数百丈，胡喜曰：‘此两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与山神斗，神多不胜，甚惧之。”二螯如山，隐于水下的大蟹该有多大，难怪连山神都畏惧。

    常见的还有“大虾”。《北户录》云：“滕循为广州刺史，有客语循曰：‘虾须有一丈者，堪为拄杖。’循不之信，客去东海，取须四尺以示循，方伏其异。”东海之虾如此，南海之虾亦有数尺之长，且由虾衍生一段妙趣的故事来，《太平御览》记曰：“南海虾头为长杯,头长数尺,金银镂之。晋广州刺史常以杯献简文,简文用以盛药。未及饮,无故酒跃于外。时庐江太守曲安远,颇解术数，即命筮之，安远曰:‘却三旬,后庭将有喜庆者。’果有生子,人面犬身。”

    再有“海上蟾蜍”，“每至望夜，口吐白气，上属于月，与月争光”；大蛇，“蛇饮其海，而水减者十余日”（出《广异记》）等等。

    以“大”为奇不仅表现在形状上，还突出海物的凶猛，即威力之大，往往一旦发起攻击，人类几乎毫无招架之力，甚至凶猛如南海大蟹者，连神都难敌。

    对海物极尽夸张铺排之事，反映了古代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与辽阔的大海相比，人类的渺小不言而喻。因条件所限，他们对大海不甚了解，无法解释海上出现的某种现象，于是产生了无尽的联想。而这些荒诞的想象，实际上与大海的特性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人们将自己对海洋的印象，赋于海洋生物。因此，通过对海物的描写可以看出，在古人眼里，海洋博大又神秘，它变幻莫测，极其危险。

2.描写人格化

    与“以大为奇”的志怪充满了凶险与残暴的色彩相比，将海物人格化的描写则显得格外温情起来。

    懒妇鱼，昔有懒妇，织于机中，常睡。其姑以杼打之，恚死，今背上犹有杼文疮痕。大者得膏三、四斛，若用照书及纺织，则暗；若以会众寡歌舞，则明。                ——《异物志》

    懒妇之懒，不仅在生而为人时常常睡觉，惰于纺织；连死后为鱼也只喜歌舞，厌恶读书与纺织。这是岭南人对懒妇鱼的认识，生动风趣，又极具特点。

    再如，《青琐高议》别集卷第四“异鱼记”，讲述了一个龙女报恩的故事。在叙述的过程中，作者将那条“异鱼”刻画得活灵活现：

    这条鱼被渔人捉捕后在夜里后悔叹息，“因争闲事离天界，却被渔人网取归”；转卖给主人公蒋庆后，又在夜里发出感慨：“不合漏泄闲言语，今又移来别一家。”被人听见后便不再开口。第二日又言：“渴杀我也！”当蒋庆“汲井水以沃之”时，又言“此非吾所食”。此鱼在夜里说：“放我者生，留我者死。”这句类似恐吓的话显然是故意而为，它肯定知道蒋庆在偷听。如此一来，一条娇气、懊恼又有点小聪明的鱼的形象跃然纸上。而在下文中，它与蒋庆的对话更加充满人间生活气息。

    蒋庆“执刀临鱼”，鱼了解自己的危险处境，于是在听完之后马上坦白（“即言”）。据鱼交代，它本“龙之幼妻，因与龙竞闲事”，“忿然离所居至近岸”而被捕。与丈夫为小事争辩不休，赌气离家出走，这明明就是世间平常夫妻吵架常用的招数，是人间生活的再现。

    《青琐高议》是宋朝杂记，早在宋代以前，龙女报恩的故事已较为多见，熟知的有《柳毅传》，龙女一般以“被欺负”的受害者形象出现，最后通过馈赠珠宝或以身相许的报恩；而《异鱼记》中的龙女则不同。它具有最寻常不过的人性，使小性子、自怨自艾又爱耍小聪明，从被捕到被放生，全是它的性格使然。这则小说卸去了对龙女美貌的渲染，描写外在形象也是为了突出它的“奇异”，而重在表现它的言行。

    这两篇人格化的海物志怪当是岭南海洋叙事小说中的奇葩，虽然叙事简单，但充满人性的描写足以标其异。

二、 温媪故事的演变与岭南龙母信仰

    龙母信仰是岭南地方特色的水神崇拜，早在先秦时龙母已产生于西江岸旁的悦城，汉晋南朝民间崇拜持续。这一现象也体现在岭南小说的海洋叙事中。

    最早记载的是晋代顾微的《广州记》:“有龙掘浦口，昔蒲母养龙。龙取鱼以给母，母断鱼，误斫龙尾，人谓之龙掘。桓帝迎母至于浦口,龙辄引舫还。”

    这则小说情节简单，但已初具故事梗概，直到南北朝时期，沈怀远对此进行艺术加工，存于《南越志》，此即后来几经演变的“温媪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温媪是龙母的原型，龙母断龙尾，使其“辉色炳耀”，这是传统的断尾母题。在中国古代关于龙的传说中，有一种是断尾龙。这类传说中普遍存在着一个断尾化龙的情节，这一情节作为一种固定的联结表现出母题的性质，断尾母题蕴含了成年礼的意义。但最重要的是，小说在最后指出，“今南人以船为龙拙尾，即此也。”这表明岭南龙母信仰由来已久。龙母豢养龙子，实际上与古越人避蛟龙而“文身断发”一样，是早期人们对水中神灵从畏惧到征服的体现。龙子在龙母的训导下，善良孝顺，施云降雨，保境安民，庇佑民众。龙母驯服蛟龙，对豢养蛟龙之母的崇拜，是早期古越人崇龙习俗的延续。

    晚唐刘恂《岭表录异》及宋《太平广记》分别辑有“温媪故事”，与上两则稍有不同。将四个故事相比较，发现有以下变化：

    一是温媪对龙子从“养”到“放”。在《广州记》中，“昔蒲母养龙”，并无放龙的情节；《南越志》写明温媪拾异卵，破壳后“任其去留”，《岭表录异》中的温媪却“送于江次”，且点明“故无意望报也”。《太平广记》记载的是温媪“尝得异鱼，放于康州悦城江中”。从有目的的豢养到无意偶遇，神话色彩增强；增添了温媪“放归”的情节，为后面龙子的回报作铺垫，有意无意间宣扬了善有善报的宗教思想。

    二是增加温媪死后的故事描写。南北朝沈怀远与唐代刘恂均描述了龙子对龙母的恩报：

媪殒瘗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萦浪转沙以成坟。

                                                ——《广州记》

忽一夕，天地冥晦，风雨随作；及明，已移其冢，并四面草木，悉移之西岸矣。

                                               ——《岭表录异》

    沈怀远在结尾处指出岭南因之而有“龙拙尾”船，带有鲜明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特点；但刘恂在结尾处不再交待“龙拙尾”船与此则传说的关系，而是继续以生动细致的笔触写龙子对温媪的深深依恋，这几乎摆脱了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特征，朝传奇小说转化了。

    而《太平广记》“温妪”条续写了龙母死后发生的人间故事。在这则故事中，温媪死后的故事占了大半篇幅。“为立祠宇”，说明当时龙母信仰的盛行。

三是现实性增强。从上述的分析中可看出，温媪死后的故事篇幅拉长，写作的重点从龙子的报恩行为转为对人间信仰的描写，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

三、 异域漂流模式的沿袭与新变

    异域漂流是海洋叙事的一种模式，它基本遵循“出海——海难——进入异境——受益而归”的写作思路。其中的“异境”包括仙界和风俗大异于中土的国度，而“受益”则主要指获得财宝，或求仙得道。明清时期海洋叙事中商贾的变泰发迹主要通过海上贸易或海上遇仙得宝而实现，大大不同于宋元话本中的“胡人识宝”题材。

1. 海难与漂流

    海难，成为海洋叙事不可回避的内容。在历代的海洋叙事中，海难成为故事发展的关键环节，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是宗教因果相报思想的工具，如《观音应验记》三种，它是神仙借助海洋实施惩罚的武器，宣扬了各种宗教思想；二是作为进入另外国度甚至仙境的契机，如岭南小说《元柳二公》、《高言》和《王榭》、《岭表录异》中的“六国”等，借此展现对海外世界的认识，完成殊方异域想象。

    然而，有趣的是，海难的发生，大多帮助主人公进入不同于原本世界的空间，实现了一次奇幻的漂流之旅。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泛海，往天竺国者已六七度。其最后，舶漂入大海，不知几千里，至一海岛。

                                 ——《太平广记》之“南海大蟹”

《传奇》中的“元柳二公”、《高言》和《王榭》中的主人公，均因为在航行中遇上海难而进入一个作者虚构起来的世界，完成对其主题的书写。

2. 仙境与人间

    在主人公漂流至岛上，多来到风景优美、有各种奇花异草和珍奇异兽的“世外桃源”，岛上还有数不尽的罕见宝物。《太平广记》“南海大蟹”条则记曰：“岛上大山悉是车渠、玛瑙、玻璃等诸宝，不可胜数，舟人莫不弃己贱货取之。”

    这种 “海洋即财富”的观念与佛教的流传有关。《佛说恒水经》记载：“海中有七宝。何谓七宝？一者白银，二者黄金，三者珊瑚，四者白珠，五者车磲，六者明月珠，七者摩尼珠：是为海中七宝。”                                                                                                                                                             

    此后，在人们的印象里，海洋总与金银珠宝等挂钩，在进行海洋叙事的同时，总极力地铺排渲染了海外世界的富饶。

    这种“海外仅有，人间全无”的异域描写却在岭南小说的海洋叙事中被打破。以《青琐高议》中的《高言》为例。高言在怒杀有人之后窜走各国，从广州乘舶渡海，经过了几个国家，回来描述了种种不同的风光。

    欧阳健认为：“与漠北的严寒不同，南方各国的酷热天气，倒确能激发人们的想象，于是在作者笔下，也就有了较多的浪漫色彩。如林明国因地气热甚，致使人皆裸、惟用布蔽体，以及盛暑以石慧涂屋坚密，引水其上，四檐飞注如瀑布，激气成凉风的生活方式，由于是以往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所以都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然而，仔细辨读，这些描写带有浓郁的岭南风情，显然是以岭南为蓝本进行想象加工的。“由于是以往从来不曾体验过的”，因此可以说，以往对殊方异域的描写，一般都是凭空想象的；而《高言》则打破了这一传统，从仙境落到一定的人间，这是异域漂流模式的新变。

四、海洋叙事中的商业因素

    自古以来，岭南便有经商的传统，而且岭南人多与外国人进行交易，大都出海做买卖。因此，这直接促进了岭南海洋叙事中不可避免地承载了商业因素。

倪浓水指出：“南海文化不同于北海和东海文化，具有比较浓郁的商业文化特质。”诚然，在明代以前，虽然没有一篇以出海商人为主角的海洋叙事小说，但从只言片语间仍可看到岭南商业文化的渗透。

    这种商业文化最为突出的是岭南地区的对外贸易，岭南地区的对外贸易从汉代开创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便延续不断，与波斯、大食、天竺等国多有往来，因此，小说中不可避免出现“波斯”、“大食”等词语。另外，各种海产的贩卖也在小说中出现，虽着墨不多，但仍可反映当时岭南地区的商业文化。

    尽管如此，以今人的角度看，古代小说的海洋叙事始终摆脱不了神怪的色彩，尽管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对海洋已有了较深的了解，对外国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海洋叙事仍然构建的是一个神、怪、人混杂的空间。对此，倪浓水认为：“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呈现出鲜明的‘望’、‘观’特征……这种‘遥望’视角的产生来源于作家们根深蒂固的内陆文化思维定势。”

    在古代，出海并不是普遍活动，况且士与商的社会定位相当分明，换而言之，出海者与写海者是分离的。值得一提的是，古人重实录，即使今天看起来荒诞不经的内容，对他们而言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种“实录精神”也体现在海洋叙事上，如《夷坚志·海中红旗》末云：“庄子鲲鹏之说，非寓言也。时外舅张渊道为帅云。（张子思说得之于使臣，舅不知也）”《青琐高议·异鱼记》亦记曰：“此事人多传闻者，余见庆子，得其实而书之。”

    显然，这种现象又可用“体验着与叙述者分离”的理论来解释。由于叙述者没有航海经历，对海洋无所知，因此将旁听而来或从古书中看来的海洋故事当成真实事件来写。然而，海洋叙事荒诞、奇幻的艺术风格虽深受古人“遥望”视角的影响，但仍存在诸多因素需要进行深度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