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白银谷》中的晋商民俗文化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代代相袭的生活现象[1]。曾称雄于世的晋商在其发展过程和经营活动中凝结起独特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念，形成独具山西特色的晋商民俗文化传统。成一的长篇小说《白银谷》讲述的是山西太谷康家天成元票号的故事，却全景式地描摹了当时以祁县、太谷、平遥为主要基地的西帮票号的经商习俗，散发着浓郁的晋商文化气息。

1、崇商习俗

    传统中国社会等级的划分是士农工商，商排在末位。然而，晋商兴起后，由于其自身的努力和成功逐渐改变了民众对于商人的看法和对于从商的认识，因此形成山西社会由来已久的崇商风俗。山西老早就流传着这样的乡谚，“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良田万倾，不抵日进分文。要想富，庄稼带店铺。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2]民间也传播着崇商的乡间俚语，如“生子有才可经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宁站七尺柜台，不去衙门当差”等等。这种民谣足以说明，在山西这块黄土地上，晋商在发展中形成的“学而优则商”的人生价值观，已经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

    成一的小说《白银谷》激情演绎了晋商崇商建业、励志为贾的价值追求。康笏南早年本想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人道路，其父用不屑的口气给他背诵了一道雍正皇帝的御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可笑。”其中“贾何后于士”的自信溢于言表。六爷的老师何老爷则是步入仕途的悲剧人物，他因功名拖累无法施展其经商才华，从而抱恨终身，最终以疯癫之状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商优于仕的人生理念无疑是山西崇商习俗的具体再现。成一注重发掘重“商”这一民间文化思想资源，集中展现了晋商的历史作用。

    拥有身股，在晋省被俗称为“顶了生意”。一个山西商人，在字号“顶了生意”，无论多少，那也如儒生科考中举，跳过龙门，顶了功名一样。

    在成一笔下，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呈动摇之状。我们看到，疆臣张之洞因借用过晋商的三万两银子而对康笏南礼贤下士；重臣岑春煊等为五千两银票就对晋商“甚好巴结”；甚至朝廷，也不惜破了朝制、大礼去“乞求西帮接济”；晋商们敢于秘密议论“驱銮”之策，等等，作者勾勒出一幅幅皇族重臣面对民间经济力量的无奈图像。成一在《白银谷·后记》中坦言西帮“瓦解着那个社会的道统和礼教，却推动着那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其中不乏赞叹、自豪之情。

    晋商崇商敬业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叹，“山西商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3]晋商远离亲人，承受着情感的匮乏，历经人生的辛酸，但执着追求事业的成功。在《白银谷》中，作者虽设置了与金融主题并行的商人妇哀怨悲情的故事线索，但明显有强化小说故事性和戏剧性的用意，我们从中读出更多的是作者对晋商敢于反叛传统的欣赏。

2、关公信仰

    关羽，汉末山西解州人，民间习惯上又称为关帝、关圣、关公等，因其“诚”、“信”、“义”成为妇孺皆颂的英雄，在民间逐渐树立起关公信仰，由民俗文化再转生为中国文化精神的向心力，以至于“庙祀亦遍天下，与孔子等”[4]作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并称，享受同等祀典。

    山西商帮有敬奉关帝的习俗。《白银谷》中描写西帮的会馆常设在关帝庙。康家德新堂正堂及天盛川茶庄、天成元票庄都供奉着关帝财神，每年正月开市时财东康笏南率领全家众男主到牌位前上香叩拜。崇敬关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关公是信义的象征。直到现在商界还有奉关公为财神的习俗，就是由晋商所滥觞的。关公信仰的神性功能潜移默化地成为晋商精神的内聚力。“仁、义、礼、智、信”浸入山西商人的精神世界,内化为其思维和行动的精神原动力,构成了他们经营和管理思想的文化底蕴.”[5] 

    晋商的经商之本在于“诚”与“义”。“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孔子说过，治理一个有千辆兵车之国，必须“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在经商立业方面，晋商便是遵循敬事而信的原则，把诚信看得高于一切，其人生信条首先是讲信用，第二是讲义气，再次才是谋利益。正由于这个原因，晋商才能造就一段历史上的辉煌，正如成一所言：“西帮以‘赔得起’闻名，将智慧与德行化作它最大的商业资本。”[6]

    《白银谷》中，天成元票号曾遭遇五娘遇害、津号挤兑的金融风潮，还有八国联军入侵、京师陷落、票号金银遭劫、账簿丢失等战祸劫难，但都以非凡的气度高擎起“诚信”的大旗。为不失信于民又平息挤兑风潮，戴老帮临危不乱，巧妙运筹；而为救京津复业之市，东家康笏南不惜打开祖传的秘密银窖，源源往京师投放现银，宁可亏血本也要守信誉，演出“惊天动地赔得起”的壮丽一幕。

    晋商不仅以诚取信于民，而且秉关羽之“义”互相团结、同舟共济。晋商互相指定可以与之金钱往来的同行为“相与”。同是“相与”，必须尽量互助，即使无利可图，也要善始善终，不中途绝交。

    晋商这种团结精神同样在《白银谷》中得以再现。庚子战乱后，京师票号复业面临挤兑风险，志诚信掌柜孔庆丰与天成元掌柜孙北溟共同促成祁太平三帮集议，相约西帮票号一家也不能倒，“真有无力支持者，各家得共同接济。”曹培德初开票号，担心大号欺生，康笏南一席话道出了西帮规矩:“不倾轧，不拆台，危难时还要互相救急。”这里，没有了商界常有的同业中伤，互相拆台现象。而是相互扶危济困，以求共荣，体现了西帮商人令人叹服的义利观。

3、经营习俗

    晋商在商业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并明显习俗化和程式化，从而构成其独特的理财文化。

    首先，“东伙合作制”，简言之即出资者财东和经营者掌柜的合作。晋商在开业时选择最具信义、胆识和谋略的人才聘为大掌柜。掌柜全权负责一切经营活动、人事管理、资金运转，日常经营中“财东”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和指使号内人员为其办事，不得保荐学徒或干涉号内用人事宜。掌柜只在年终和经营期满时向东家或总号交待期内商号盈亏情况。

    《白银谷》中所展示的天成元票号，一切经营活动概由总号大掌柜孙北溟负责，甚至分号老帮的任免也由大掌柜定夺。如南巡汉口途中财东康笏南问孙北溟：邱泰基被发落到哪儿了？从中可见，康老东台的意愿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聘用，但最终决定权并非是康笏南而是大掌柜。大掌柜甚至可以不买康家家族成员的帐。康笏南已宣布康家三爷张罗商事外务的决定，确立了三爷康氏家族商业承继人的身份。但三爷为西安庄口调度银两时仍遭到孙北溟拒绝。三爷气急之下半恳求半奚落地说：“孙大掌柜，西安庄口借给西太后的这笔御债，算到我的名下，与天成元无关，成不成？”而孙大掌柜并不把三爷的发作放在眼里，仍然不从，他强调的是“我是领东，过问一声，也在份内！” 无奈的三爷也只能发发牢骚罢了。

    其次，“人身顶股制”。凡商号中的掌柜、伙计，没有资本顶银股，可以用自己的劳动力顶身股，并与银股一起参与分红。“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营业愈盛，余利愈厚，身股亦因之以增。以此人人各谋其利，不督责而勤，不检制而检。”[7]在商号内，伙友是否顶股，顶多少股视个人的能力和功绩而定，一旦离职，身股就自动消失。而且如果被一家商号扫地出门，那么这个人就难以在本地商号中再谋到职位，甚至会影响到子孙后代。

    天成元票号从大掌柜到各分号老帮店员都享有“身股”。但普通伙友要在号内熬够十年又无大的过失才有希望享到身股，并靠业绩得到较高身股。因此，邱泰基领庄十年才熬到驻外老帮的位置，在天成元积二十年的功劳也只享有五厘身股。可是，万一出号，它通过大半生的努力获得的身股就将化为乌有，还会影响到他今后进入其他商号甚至子孙的前程。因此，康笏南身着平时很少穿的那套捐来的官服，和重要的家族成员一起恭迎邱泰基，便致使诚惶诚恐的邱泰基绝望到差点儿自杀身亡。可见，身股制把店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股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下层伙计和学徒为了多顶股份须努力为商号工作。而票庄经营好，赢利高，身股才越有价值。  

   民间建筑往往体现着丰富的民俗内容。如今，晋商民居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晋商文化的一种象征。笔者以为，晋商大院建筑除“反映其上下一心的凝聚力和防御外来袭击的抵抗力的两种文化功能” [8] 外，也显示着晋商的文化保守。“老院深深”的康笏南私宅连六爷等少东家都很少能进入，其封闭性可见一斑。

    成一以晋商经营中的超前意识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作为小说的矛盾建构，解剖了以康家为代表的封建末世商业现象。作品中传递出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独到的文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