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视综艺的长盛之道——以《非诚勿扰》为例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曾面对诸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诸如女嘉宾整顿、“限娱令”、乐嘉退出、其它新兴综艺节目的冲击等。但是《非诚勿扰》坚持对社会焦虑的敏锐捕捉，不断变换节目策略，打败一个又一个蜂拥而上的劲敌，成为真正“笑到最后的人”。借由《非诚勿扰》节节攀升的收视率，其节目的种种元素——从主持人到嘉宾、从音乐到舞台美术等等都被作为成功元素大加赞扬。

一、独特视角：焦虑宣泄

    弗洛伊德早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对焦虑的问题进行探讨，他将焦虑与无意识的本能冲动联系在一起，认为：“焦虑与性生活的某些历程或力比多应用的某些方式有很密切的关系。”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焦虑来源于本能无意识与意识的对抗，本能无意识的快乐原则与意识的理性原则形成背离，人的本能冲动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形成了焦虑。

（一）浓缩的焦虑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当代快节奏的心理变迁的生活，剩男剩女、买房结婚、同性恋、婆媳关系等是成为当今适婚男女所面临的普遍焦虑。相亲节目的出现，缓解了社会焦虑。但山东卫视的《爱情来敲门》、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却没有率先获得轰动效应，原因在于节目温和的叙事和对婚恋仍然隐晦羞涩的表达。《我们约会吧》中的女嘉宾大多温婉知性，没有个性化的识别符号，节目呈现的依然是服务性质的情感真人秀节目。而《非诚勿扰》节目以极力塑造的个性女嘉宾赢得眼球。马诺、马伊咪 闫凤娇、谢佳等个性嘉宾引起的“炫富”、“拜金”、“托儿”、“同性恋”、“作秀”的话题不断刷新观众脑容量，尽管节目的配对率不高，但知名度却节节攀升。弗洛伊德曾解释，焦虑的无对象性是这种情绪广泛而普遍存在的理论基础，个体不能明确说出让其紧张和忧虑的具体对象，因此，为了使焦虑合理化，个体往往借助“润饰”作用，把焦虑情绪附着与具体的事物之上。在《非诚勿扰》中，以马诺为代表的女嘉宾，有着鲜明、独特的标识符号，集合成一个充满焦虑的“仿社会”。社会焦虑通过女嘉宾的“观点展示”形成劲爆、凶猛的话题，为的目的是让女嘉宾成为“众矢之的”，借助电视这一大众媒介，成为社会焦虑宣泄的具体对象。

    截至止目前，对于《非诚勿扰》研究的文献数量众多。诸多，大部分批判性文章纷纷指责《非诚勿扰》以低俗话题博取眼球。然而，笔者以为，《非诚勿扰》的成功机制恰恰是完美捕获了社会焦虑，并巧妙将话题与具体对象结合，形成良好的焦虑宣泄机制。

    近年来，众多节目曲解《非诚勿扰》的制胜机制，试图以炒作、粗俗话题引发关注。纵观2014年的电视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2》多次制造“姐姐grace退出爸爸2”、“多多指责贝儿偷钱”等话题，在微博上数十次引发网友口水战。时装真人秀《女神的新衣》也多次引起“莫小棋滚出娱乐圈”、“明星衣橱怒骂叶璇”等话题夺取眼球。这些精心安排的话题仅仅引发一时的关注，却不能产生社会焦虑的宣泄功能，网友在热议之后，无不将矛头直指节目，批判电视制作的低俗策略。

    （二）仪式的退场

    费斯克曾站在受众的立场上提出“‘参与——摆脱”’的策略，尽管这是一种解读策略，但《非诚勿扰》对其在宣泄机制中的运用也十分合理。节目的编码规则要求女嘉宾必须有一个“退出”的过程，女嘉宾的退出便意味着观众宣泄的结束。

    《非诚勿扰》的女嘉宾有着鲜明的特征，“拜金”的焦虑随着马诺的离场在节目中落幕。有趣的是，《非诚勿扰》为这一离场安排了仪式性的情节。在马诺被牵手的前一期节目中，舞台上出现了一位“英雄情结”男嘉宾，他将“拜金主义”、“无诚意”等词语直接攻击马诺，在语言的冲锋间，观众（甚至其他女嘉宾）多次为男嘉宾的言辞鼓掌，最后马诺哽咽道歉，黯然离场。“驱除的仪式在空间上的意义是从原来的空间将某些邪恶驱赶出去，从而恢复原有空间的洁净。”当今的驱逐仪式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位执法师执行，集体附和参与。男嘉宾骆磊在此就扮演了执法师的角色，以锋利的言词代替仪式中精彩的喷油洒水的场面，观众的鼓掌将这种驱逐仪式演变成自然、神圣的集体愿望。驱逐仪式的结束是社会情感宣泄的高潮，女嘉宾的离场代表了仪式的成功，社会关于“拜金”的焦虑被缓解。随后，《非诚勿扰》按照节目规则为马诺安排了一个更加体面的退场——牵手。但这一牵手男嘉宾却与马诺曾描绘的对象有着天壤之别。女嘉宾的两次落寞离场，既是对“邪物”的驱逐，更让观众从正面人物的成功和反面角色的惩罚中收到双重快感。纵观《非诚勿扰》上受争议的女嘉宾：“青苹果”许秀琴、“挑剔女”吴瑜、“炫富女”杨懿人等均在话题炒作热潮退去之后安排牵手离场。而颇有替天行道之意的男嘉宾也不在少数。

    从编码者的角度来看，掀起话题——将话题具体化——制造离场，这一系列的过程也再一次重述、肯定了道德的、精神的与文化的价值观。托多洛夫这样表述叙事：“最基本意义的叙述，就是由平衡开始，经过不平衡，最后又达到平衡。”《非诚勿扰》节目不断打破传统主流价值观，再修复进而强调主流价值观，这既是节目取得戏剧性吸引力的需要也是节目在与控制权斗争中的发展生存之道。

二、策略多变：紧随大流

 （一）拓宽的话题面

    大众是极具辨识力和生产力的群体，往往能根据文本与日常体验的相关性对电视内容进行生产者式解读。《非诚勿扰》提供了让观众“填补缝隙”的机会，这是节目在“限娱令”后改变的话题策略。

    自广电总局的棒喝整顿后，《非诚勿扰》收敛了鲜明的争议性话题而横向拓展话题广度。场上每一位有话语权的人都被作为话题的来源，每期节目的话题包罗万象：第一位男嘉宾的身高引发热议，第二位男嘉宾引起对孝道的探讨，第三位男嘉宾关注异地恋话题，第四位男嘉宾引发情感忠诚的讨论……。婆媳关系、八卦绯闻、姑嫂关系、工作与感情的冲突等通俗易懂的话题在有限的情境设定下，留下很大的空隙，使得“生产者”式的观众得以填入他/她的体验，从而建立文本与体验之间的关联。大众文化的快感就在于感受和探索相关点，《非诚勿扰》花样百出的常规话题中，总有一个能契合观众多样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从而产生对号入座的心理归属感：“通过媒介，我们分享他人的欢乐和悲伤，进而产生心理愉悦——通常是宣泄或宽慰。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它帮助我们从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困难。”5]出位的话题所引发的热议是一时的，而节目的长远发展就必须以品质留住观众。

（二）巧用的互文性

    互文性的理论认为，任何文本的解读都要与其他的文本联系起来。“文际关系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的文化就是由一张复杂的文际网所组成的，其中的文本最终是相互指向”，巴尔特认为，代码是文本之间的桥梁，可以使文际间不断产生交互作用。而代码的转换、改变也可以被利用从而制造某些关联。

    2012年，《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一跃成为最热综艺节目。一时间，音乐综艺侵占荧屏。中国电视娱乐形成湖南卫视、江苏卫视与浙江卫视三足鼎立的局面。《非诚勿扰》应时迅速作出反应，2012年9月，《非诚勿扰》宣布更换背景音乐，并开启音乐网络征集，众多因《中国好声音》而备受传唱的歌曲在网络投票中的关注度猛增。《非诚勿扰》的积极策略使节目加入了歌唱大流。同一时间，《非诚勿扰》也首次思考调整、增加节目元素。此后，2012年下半年，在《中国好声音》的冲击下，节目又历经两次改版，不仅在音乐、灯光上有所变化，还相继在节目规则中加入“爆灯”与“爱转角”两个环节。力挽狂澜的《非诚勿扰》尽管没能坐回综艺的头把交椅，但依然位列第三，并在《中国好声音》落幕后再次夺回头冠。

    2014年同样的威胁再次来袭。自2014年下半年起，明星综艺突然在电视上开启血雨腥风的大战。，《奔跑吧兄弟》、《星厨驾到》、《女神的新衣》等节目纷纷上档，被称为“史上最强综艺”。在这种背景下，《非诚勿扰》立即开展策略，于7月份推出“非诚合伙人”概念，响应明星热潮。刘恺威、佟大为、黄磊、张亮等明星陆续坐镇点评席。网友一片叫好，戏称：“铁打的黄老师，流水的男点评”，可谓赚足了注意力。在电视流中，名人首先是一个商品符号，有一定的收视影响力。同时名人也是电视的流通形象，观众能通过一个名人在众多电视节目类型和受众之间找到某些统一性。众男神的驾到，是对《快乐大本营》男神季的“复现”，又引导观众从多样化的电视文本流动中进行互文性的解读。《非诚勿扰》多次利用互文性策略，灵活调用节目丰富的元素，不断求新，使节目紧随综艺大流。

三、结语

    开播五年来，《非诚勿扰》不断求变，在汹涌的竞争市场中脱颖而出，夺得一席之地。《非诚勿扰》的成功打破了学术界对‘相亲节目好景不长’“相亲节目好景不长”的寓言预言。除了《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等老牌综艺，《非诚勿扰》是近年来位居综艺榜单前茅时长最久的一个节目。在其他相亲类节目纷纷停播之时，唯有《非诚勿扰》大力改造以适应市场发展。节目对社会焦虑的迅速反应，对市场需求的积极揣摩是节目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个节目的明天并不完全掌握在市场手中，积极抓住主动权，适时进行战略调整，《非诚勿扰》让我们看到了综艺混战年代的生存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