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东方文化将实现复兴

1、季羡林眼中的东方文化观

    所谓东方文化，季羡林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不管大小，都或多或少的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共形成了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二、印度文化；三、从古代希伯来起经过古代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闪族文化；四、肇始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划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三者属于东方文化，第四个属于西方文化。[1]东方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和谐观”，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印度文化主张“梵我一如”，“梵”、“我”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平等性，是和谐并存的；伊斯兰文化主张“中正”、“中和”，寻求万物和谐，反对极端。东方文化和谐观指导下，强调整体性、综合性，主张普遍联系，反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观点。东方文化体系在季羡林看来具有文化和地理的双重性。地理意义上，东方文化主要是指绵延发展于亚洲和北非地区的文化；文化意义上，东方文化具有经验描述、整体性、综合性的文化共通性。由此看来，新世纪东方文化复兴对东方国家来说不仅具有国家战略意义，还具有民族文化振兴的现实价值。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季羡林崇尚辩证法，对文化现象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从世界文化发展的现状出发，认为文化都有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文化间交替运行发展，共同推进世界文化平衡发展。在古代，东方文化发展流光溢彩，其中以中印文化发展最为显著。近几个世纪，西方文化辉煌发展，大力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在享受西方文明带来的便利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西方文化副作用明显，全球性危机层出不穷，西方文化正在走向衰落。东方文化将接过西方文化的接力棒，引领未来世界文化发展，其关键是中印文化交流在当代的新发展。

    造成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东西方思维方式不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主张合二为一；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主张一分为二。季羡林认为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性危机是由西方分析思维弊端造成的，而东方综合思维是解决之道。

2、季羡林论东方文化复兴观内涵

    西方文化的繁荣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西方工业文明时期，生产力高度发展，世界各国不同程度的享受了世界经济发展成果。西方文化不仅成为西方工业文明发达的助推器，也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得以传播，西方文化成为影响近几个世纪世界文化发展走向的主导力量。

    季羡林认为西方文化注重分析，分析思维容易忽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西方文化贯穿于西方工业文明发展全程，西方工业文明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导致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失衡。尤其表现在西方工业文明发展后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其强大的影响力牵动着整个社会文化的走向。精神文明建设失衡，文化作为人类的生存方式不再扮演提供终极人类关怀的价值向导角色，而是退化成为经济文明的附属品，迎合当下普遍的浮躁心理，产生了诸如速生电影、广告、泡沫电视剧等文化工业，快餐文化风靡一时。同时西方工业文明时期，片面追求物质文明，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倾向于控制自然，大肆破坏森林、采矿等，忽视环境的可承受能力，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全球性危机层出不穷，产生了诸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冰川融化、疫病横行等全球性灾难。

    文化的缺失，带来的必然是社会价值断层。经济文明下，市场竞争机制的引进，经济利益的驱动，文化失职，唯利是图观念深入人心，利己主义、本位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物欲横流，人际关系的衡量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在经济利益领域，人情不再，人性扭曲。西方政治文明崇尚民主、平等，主张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寻求合法的权利、维护合法的利益。而逐利、维权等活动都是人自在的活动，是人生存本能需求的向前追求，试想一个为生存本能控制的人如何得到真正的自由？在这种文化思维的影响下，人之为人的创造性、能动性和自由性逐渐沦落。郑敏在介绍雪莱的《诗辨》时也讲到：在他的感受里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文化和人民的心态可谓病入膏肓。人们醉心于利用新兴的科技占领财富，一味放纵钻营的才能，而忽视心灵的培养。人们以机械的生产压制真正的创造性，而只有创造性才是真正的知识的源。在《诗辨》中雪莱指控工业革命将人们引上贪婪、自私、愚昧的道路。[1]

   西方分析思维主导下的世界文化发展畸形，近年来诸多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混沌学、模糊学、解构主义等学科的兴起都是对西方分析思维弊端的反思。以混沌学为例，1963年混沌学创始人洛伦兹提出了著名的“蝴蝶效应”，说明蝴蝶的一举一动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效应。混沌学认为今日科学之混沌并不是混乱无序,而是指在确定的系统中出现的貌似不规则的有序运动,它代表一种混沌序,一种更为高级的有序形态。[2]强调原始条件对现象的重要性，强调事物之间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反对蔑视现象，忽视事物之间直接抑或间接的关系，一味追求理性分析的思维模式；寻求诸如天气等事物内在的混沌序，趋向东方整合思维，避免了抽丝剥茧般逻辑分析后对事物把握的支离破碎。对于新兴学科的发展，季羡林也给予了中肯的分析。西方最近几年兴起的一些新兴学科，比如模糊学、混沌学等等，也表现了同一个前兆。我认为，哲学新兴学科，尽管内容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却表现了某一些共同的思维特点，这些特点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典型的分析的思维模式，而是表现出近似东方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比如主张普遍联系，有了一些整体的概念。[1]

    当前世界普遍存在的全球性问题和新兴学科异军突起的文化现象都表明了西方分析思维主导地位的动摇和世界文化改革的必要性，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具综合性和协调性的文化模式和文化思维方式。西方注重分析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模式在当今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弊端日益显著，当今世界文化格局面临重新洗牌。东方文化崇尚“和谐观”，注重综合性，与西方文化形成互补，是一剂解决西方文化副作用的良药。

3、东方主综合的思维模式和文化模式将复兴

    相对于西方分析思维模式，东方注重综合思维。肇始于印度的佛教、中国的道家和儒家思想等都具有典型的整体性。以中国道家学说为例，道家思想主张天地人具有统一性，强调世界的整体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道通为一”，“天地一指也”。道为天地万物资始之本源，道统筹天地人，天地与人并生，同居宇宙之间，合力协调平衡宇宙；道内化于天地人之本质，天地人运行有常是道的外化，天地人统一于道。道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率先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认为不仅自然万物之间，而且人与自然万物之间都存在着存在着共同的本质，遵循着共同的法则，表现为一个共生共荣、同源同体的有机整体。[3]这与西方分析思维有着质的不同，西方分析思维容易割裂事物之间的联系，只见树木。在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时期，片面追求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控制自然”倾向明显，造成社会价值断层和全球性危机层出不穷。道家所推崇天地人统一于道的综合性观点是东方文化注重综合思维的典型代表，东方文化强调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主张协调好事物之间的联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可偏废其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顺应自然，力求和谐，其对于解决当前世界文化价值领域和环境领域的危机具有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

    在解释结构主义和解构思维的区别时，季羡林同样以道家思想来说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解构思维反对定型的僵化的系统和抽象，因此吸收了东方哲学的‘道’、‘无常道’、‘无名天地之始’、‘常无观其妙’（羡林案：原文如此）、‘玄者无形’等强调‘无’的思维。” 这样解构思维就同东方文化挂上了钩。[1]西方近年来兴起的解构思维是在反对分析思维主导下呆板僵化的结构主义基础上，吸收东方综合思维中的合理性形成的，体现了东方综合思维的应时代性。

    但关于东方的综合思维近世纪以来存在很多争议，很多西方学者包括一些东方学者认为东方综合思维重实用性轻理论建设，不会产生科学。这其实是对东方文化的误解。季羡林认为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不仅有技术而且有理论。“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希腊人仅懂得理论，唯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古之有志之士已经洞察到东方文化的全面性，东方文化一方面强调经验观察，经验出技术，如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始于经验，并对世界文明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一方面，注重思辨思维，思辨出理论，如中国的老子、庄子开创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先河，道家学说在思辨思维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儒释道思想、印度的佛教思想等塑造了东方哲学，是东方文化理论的显著代表。东方文化具有实用性和理论性双重性，21世纪东方文化将实现复兴是由东方文化的时代应然性和其文化魅力共同决定的，不是谁就能够否认的。当前世界文化发展困境和全球性危机的解决需要东方文化引领方向，东方文化也肩负有将优秀文化发扬广大，推进世界文化繁荣发展的光荣使命。故而东方文化在21世纪将实现复兴。

    同时季羡林强调文化发展规律是与时俱进、交互进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不是完全取代的关系；而且东方文化注重综合思维，强调普遍联系，反对割裂联系。因而东方文化复兴不是建立在全盘否定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而是在西方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适时适地的引入东方文化的合理性，正确引领未来世界文化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