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明之际遗民诗学的几点思考——文学论文

    遗民作为一个话语标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得不提及的文学现象。与历代一样，元明更替亦产生了大量的遗民诗人，他们拒绝与新朝合作，自发或无意识地聚集在一起，或是怀着对故国旧君的思念为元殉道，或是纵情诗酒沉溺于末世狂欢，或是安于一隅在萧散简远的诗境间抒怀遣志，徜徉风雅。宋代诗话类著作大行其道，对字法、词法乃至句法的把握略显逊色。元代则涌现了很多把诗歌体制与诗歌法度，或者说将宏观诗体把握与微观诗法剖析相粘合的著作，此外，元代的诗学思想还多散见于别集之中的诗文集的序跋。因此，对元明之际遗民诗人诗学思想的爬梳显得尤为重要。

    长久以来，关于元明之际诗人的相关研究着力于某一具体方面：关注遗民诗人本身的研究多集中在诗人个案研究和作家地域群研究，在探讨遗民诗人本身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论及与其交往的其他遗民诗人，他们多聚集在一地形成作家群，影响一地诗风乃至造成风动天下的效果。关于元代诗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赵孟頫、袁桷、欧阳玄或四大家，对元代诗学整体，包含元末明初的诗学关注远远不够，对遗民诗人群体所反映出的诗学演化趋势也鲜有成果：张红编著的《元代唐诗学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5月首版），杨镰编著的《元代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和《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査洪德先生2010年关于元代文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名称：元代文化精神与多民族文学整体研究）与《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中华书局2005年版）均对其改时代的诗学予以了一定的关注，但仍然不是诗学研究史的范畴。

    综上，对元明之际遗民诗人群体的诗学研究多显得片面化，关注到遗民诗人的，多注重生平考证及其个人诗歌的分析；观照地域作家群研究的，其中又会夹杂着很多非遗民的作家，且缺乏诗学思想方面的考量。真正同时关注“遗民”、“群体”、“诗学”这三个概念的研究还有待推进；关于元代整体诗学、遗民诗人群体所反映出的诗学演化趋势的研究还有待完善。

    上述研究成果可谓全面细微，但对元遗民的研究多偏重某一方面，即使生平考证，也多有地域失衡之误，对于“元遗民”的概念，笔者认为还有几点可供推敲之处：

    考虑到具体遗民诗人对象的复杂性，元遗民首先必须生活在元明之际，凡在明建国之前殉道者均不在考察范围内，如余阕、泰不花、马玉麟、郑玉等；其次，既不仕元又不仕明的诗人可否视为元遗民？这点归庄在序时人朱子素《历代遗民录》时明确表述：“孔子表逸民，首伯夷、叔齐。《遗民录》亦始于两人，而其用意则异。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由此可见，“遗”是一种在世态度，意在表明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逸”是一种超世态度，侧重的是道德上的自我追求。因此，不能将不仕元明两朝的士人视为遗民，只能将其视作逸民，如倪瓒、吴子中、杜敏、吴惟谅、程焕文、僧隐中山、郭梅岩等均属于逸民。再次，元末群雄割据，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起义者为了制造舆论，极力地拉拢文人。这些依靠不同政治力量的文人又可否归入遗民范畴？关于这种现象，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只要文人依靠政治力量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元朝正统，不论其依靠势力最终是成是败，均应视作元遗民，如张士诚据吴时打着维护元廷的旗号拉拢了一批文人，至正二十三年自立为吴王，很多文人认识到其依附的不过是一股反元势力，在失望中散去，选择了隐居避世，如张羽、王彝等。他们所依附的势力虽然最终选择了叛离元统，但其入幕张士诚的初衷却是维护元室，因此须将此类诗人看作元遗民诗人。另外，有的诗人在元末叛离元廷正统，之后在明朝一反故态，以前朝孑遗自居的士子，可否视为元遗民？再者，明兴后受征辟出任学官或修撰史书者是否可视为元遗民？本文认为，凡被迫出任学官或修撰史书，且为了传继保存元朝文化者均应视作遗民，如胡翰、汪克宽、赵汸等，其他情况如修书后致仕者不应归入元遗民。

    此外，由现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元明之际的遗民诗人群体多集中在东南地区，而在元代鼎盛时期兴盛的大都文坛此时则归于沉寂，有影响力的诗人也屈指难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一种说法是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南方相比，北方处于分裂状态的时间要长得多，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夏金辽的相继统治，使北方诗人的政权归属意识与大一统观念相对而言没有南方诗人强烈，导致了北方诗人没有固定的人文精神作为支撑。因此，面对新旧政权的更替，北方诗人更容易接受。另一种说法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出发，认为南方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深厚的文化渊源吸引众多的北方诗人来此定居，因此出现了北方遗民较少的现象。上述两种说法分别从思想根源和经济基础方面论证了北方元遗民较少的原因，给我们提出的思考是，即使在遗民聚集的南方地区，不同地区的社会人文环境对遗民诗人的诗学思想有哪些影响？亦或，战乱之际，流落在各地北方遗民诗人对当地的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其次，对于元遗民诗人的研究，多数学者只将目光放在江南和北方，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一书将遗民群体按地域分布划分为：故都临安群、会稽山阴群、台州庆元群、浦阳群、严州群、江西群、福建群、东莞群等。在《元遗民诗人群研究》一书中，用一半的篇幅分别考证江南浙西道、浙东道、江东建康道、江西湖东道、福建闽海道、海北广东道及少数民族的遗民诗人群，除少数民族遗民诗人群一章外，其他的遗民诗人群均分布在南方，上述两书均将考察重心放在南方，而对元朝败亡后追随元顺帝北遁至北元的诗人（如：金元素等）不作考量，这些追随旧主的诗人是当之无愧的“正统”遗民诗人，也是区别于其他朝代的特殊群体，忽视这一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有碍遗民诗人群体构成的完整性，也使遗民诗人群体诗学研究的链条上少了独具特色的重要一环。

    再次，研究诗学时，大多数人习惯分朝代研究，并极力鼓吹此代异于他代的不同特点。纵观整个诗学发展脉络可以发现，终元一代及明初都是对宋代诗弊的“拨乱反正”，元人的“宗唐抑宋”并非元代独有，而是接金启明诗学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中对此有精确概括：“‘由宋返唐’确实是元诗发展的主要倾向，元代的诗学批评亦是如此。然此现象并不始于元。可上溯至金与南宋。金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轻丽，已突破苏黄诗风的牢笼。南宋中后期四灵、江湖迭起，亦厌江西而对宋代长于议论、工于锻炼、恣肆或枯燥的诗风都表示不满，竞效晚唐体的姚合、贾岛情切之音而流于纖仄。”元代唐诗学上承宋金传统，是由宋返唐的通道，与宋金诗学有不可割裂的承继关系。同时，南宋后期四灵、江湖竞效晚唐情切之音，而元末杨维桢之“铁崖体”也是在学习晚唐诗歌夸张、雕饰、纤秾之习的基础上形成的新诗风。在王朝政权沦落之际，诗歌丧失了恢宏正大之气，转而徘徊于窄小浅近的方寸之间，同是对晚唐诗格狭小、诗境浅窄诗风的推崇，二者是否有承继关系，其异同有哪些？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遗民文学研究已经成为文学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重要内容，祛除某些观念性的影响，理性地、客观地审视元遗民诗人群体及其遗民文学，对于认识遗民与遗民文学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所关注的第二部分的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是第一部分研究的基础，只有充分理解遗民的概念并对元遗民进行全面完整的考证，才能在研究遗民诗人群体的过程中对其诗学进行全面关照，才能全面认识元明之际的遗民诗学在接续宋金传统，开启明代诗学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