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中的生命救赎——以兰楚芳《南吕·四块玉·风情》为例

中国文学中有无数绚丽的作品讴歌爱情：《诗经》中的“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汉乐府中的“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宋词中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无不昭示着爱的动人与力量。在元散曲《南吕.四块玉.风情》中作家以独特的视角为读者讲述了一种新的爱情存在方式：

一、“丑配偶——村眷属”爱情模式的建构

我事事村，他般般丑。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则为他丑心儿真博得我村情儿厚。似这般丑眷属，村配偶，只除天上有。——《南吕.四块玉.风情》

作品对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男才女貌”的恋爱模式胆颠覆，主人公一个土里土气，一个相貌丑陋，没有女性引以为傲的美丽容颜，没有男子英俊倜傥的翩翩风度，与我们对于“完美”爱情的预想完全不符！“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显然，自己之村，爱人之丑并未给爱情中的女子造成任何困扰，她坦然地承认自己与爱人并不符合世俗“完美”的标准，却更自信地彰显着爱情最核心的价值——情投意合心心相印！

没有对权势的渴慕、金钱的膜拜、容貌的迷恋，双方所珍视的是除却了一切虚妄外衣的爱情本真的面目。自然这看似又村又丑的一双爱人在世间是及其罕见的，因为他们超越了世俗的价值，具有洞悉爱情真谛的智慧，在爱人的村与丑的表象之外，能感受到彼此的真心与深情。所以，这份厚实的幸福只有天上的神仙眷侣才能与之媲美。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作者建构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却又让人认同的爱情模式呢？

二、生命不能承受之痛

在社会极大的动荡后，蒙古族统治的元朝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使得人民的反抗情绪与文人的愤懑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表现在文人身上就成为一种扭曲的心灵状态：表面上嬉笑怒骂，或嘲风弄月或醉情山林，但内心却积蓄着无限的愤懑和不满，这些情绪折射于文学就构成了元代文学的独特精神。

（一）人生理想实现之难

自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直至1315年仁宗朝开科取士，有元一代共进行过十六次科考，其间有近半个世纪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仕进之路都被封闭，即使在后来开放的十六次科举中汉族知识分子也是凤毛麟角，这就注定了绝大多数人无法实现人生理想。如果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是对文人苦读的最好回馈，那么一旦这种奋斗的道路被阻断，无论从现实人生还是精神诉求而言“知识分子”的身份无疑成为了一种最大的讽刺，因为它造成的不但是生活境遇的困窘更重要的是个人内心的苦闷与迷茫：“我究竟应当怎样生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何在？”这样的追问注定永远没有答案。

当少数名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其与汉族的矛盾很容易在政策上落实为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现象。所以，汉族知识分子即使有机会通过选拔参与政治也多以配角的形式出现，例如《元史.世祖本纪》将官员任职原则规定得非常清楚 “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以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占人口多数的汉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把手，在传统的儒家观念中李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慷慨激昂，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敢于担当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元代文人是如何认知他们所处的社会呢？请看下文：

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雄熊。（张鸣善《双调.水仙子.讥时》）

当五眼鸡、三脚猫、两头蛇这样一些好斗、无能又恶毒的角色成为引领时代的主角，当虚伪欺骗成为时代所尊奉的圭臬，正义、良知就形同虚设，对人的尊重与关怀也就无从谈起。

（二）道德体系建构之虚

亚里士多德说“遵照道德准则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当理想在现实中碰壁，人们势必要求建构起一种道德体系，用以调整遭遇挫折后的心灵失衡，家庭作为“爱、欢乐和笑的殿堂”（日本作家木村久一语）当然成为了安顿心灵的首选。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单位，家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的缩影，故而社会道德体系的建构也大多以家庭为切入点。家庭关系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我国传统的道德认知中多有这方面的阐述，例如“百善孝为先”、“孝子之养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人们已经退无可退，那么，能不能反诸家庭，在家庭生活中寻到一种平衡呢？请看下文：

老莱，戏彩，七十年将迈。堂前取水作婴孩，犹欲双亲爱。东倒西歪，佯啼颠拜，居然成孝哉！上阶，下阶，跌杀休相赖。（薛昂夫《在中吕.朝天子》其二）

彩衣娱亲的老莱子素来被视作孝亲的典范，可是当我们仔细分析这孝亲的实质时就会发现，除却那炫目的道德光环，这所谓的孝就是装模作样的扮作孩童彩衣戏水、佯啼颠拜。孩子的蹒跚学步、嬉笑、淘气自有其纯真活泼惹人怜爱之处，但要是让一个老人来模仿孩子做出这些动作的话，我们就只能说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虚伪。孝亲之美在其真、在其诚；道德的力量也正在于对真、善、美的彰显，失却了真、善、美的根基，道德也就成为空言空谈，是不可能打动人心的。

（三）生命境遇尴尬之悲

元代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唐、宋时期相较确实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社会地位都急转直下，清代赵翼《陔余丛考》载“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文人们沦入社会底层，与之相伴的必然是困顿愁苦。对于个人而言，这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伤害，一个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没有出路温饱都无法解决的知识分子，他的言谈举止行为细节确实很难具有优雅和从容的美感，而社会对该群体广泛存在的蔑视心理很大程度上会引发他们破罐子破摔以烂为烂的叛逆反抗，无论是钟嗣成《正宫.醉太平.落魄》中“绕前街后街，进大院深宅”“裹一顶半新不旧乌纱帽，穿一领半长不短黄麻罩，系一条半联不断皂环绦，做一个穷风月训导”的读书人与乞丐混合的形象，还是关汉卿《南吕.一支花.不伏老》中“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曾落人后”的风流浪子 ，都在那看似洒脱不羁放浪形骸的调笑中让读者感到了一种如秋雾般弥散开来的悲凉。社会地位的低下、理想实现的无望、内心的挣扎不甘与无奈，在这亦庄亦谐似笑实哭的表达中以一种变形的影像展现在读者面前，“伏低伏落，装呆装落，是非犹自未着摸。”（陈草庵《中吕.山坡羊》）确实成为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普遍的时代情绪。

三、真情厚意对沉沦人生的救赎

元代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沉沦感、幻灭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以为超乎一切矛盾之外又无法跳脱痛苦的现实遭遇，使他们表现出游戏人生，玩世不恭进而对政治、传统、历史采取嘲弄，视之为荒谬的否定态度，另一方面，活着的苦痛，创作的冲动又使得他们选择了散曲这一最为自然本色的通俗文学形式宣泄内心对生命的执着与热爱。要对沉沦人生进行救赎，作家就必须建构新的精神支柱——爱情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一）爱情皮相之缺失与人性之丑恶对照

让我们再回到兰楚芳笔下的爱情，如果仅仅停留于对于爱情本身的描述，那作者大可以重走郎才女貌花好月圆的传统模式，许读者一个美好的梦。但他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带给我们一个虚妄的幸福，而是要带领着读者直视生命之中最具价值最应珍惜的财富。在兰楚芳的笔下，爱情的主人公没有令世俗艳羡的名誉、地位或财富，甚至与普通人相比他们都显得寒酸很多，一个土里土气，一个相貌欠佳，但是他们所拥有的却是无法利用金钱、权利和容貌得到的真情和幸福。在这看似残缺不堪的爱情表相之下却是一份久违了的真圆满真完美，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怎样一个现实呢？

“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愚无分辨。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无名氏《中吕.朝天子.志感》）”

上层统治者的政治素质低下，社会氛围的畸形折磨着有识之士，一切显得那么荒唐可笑。社会没有为文人提供理想的物质基础，斩断了科举仕进之途，使他们出于尴尬之地。如何刺破这心灵的迷雾？只有爱的力量才能担负起这样的重任。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份不计较外在条件的真感情就彰显了人间的善与美，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爱的力量是和平，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在身受时化作甜蜜。”于是在现实中承受了太多苦难的生命在一份真挚的情感中获得了慰藉。

（二）爱情之可贵与生命之真谛形成呼应

生命的意义并非是在不合理的现实中妥协，更不是在苦难中一蹶不振。生命需要苦难的打磨，需要信念的滋养才能熠熠生辉。兰楚芳的《南吕.四块玉.风情》将一段人间的真爱放到当时社会非常态的镜像下作变形的展现，对社会的不合理因素提出了质疑，让我们看到在那弥漫着畸形而荒唐的迷雾的社会中仍然透出了一线真善美的光亮，也为追求光明和幸福的人们注入了继续跋涉的勇气，使人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不至于完全绝望放弃信念。

若将作品放到整个元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来考量，该作以一个“写丑而显美”的角度表现作家对生命真谛独特的理解，也与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贯具有的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的传统相互呼应，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元散曲这一当时文坛新生的充满着活泼泼的生命张力的文学样式进行重新评价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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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昌集.中国古代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