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九七”香港回归后周星驰电影的品牌及文本构建

一、周星驰电影品牌塑造

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的长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源于功夫片与喜剧片在题材内容方面的开拓创新。

提及喜剧电影，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厘头”一词，源于广东佛山等地的俗语，意即一个人说话做事都令人难以理解、无中心，其言语和行为没有明确的目的，与严密的逻辑思维格格不入。反映在周星驰电影当中，这种无逻辑、去中心的风格集中表现为一种解构权威、消解主流价值观念的艺术表现手法。

从最早大卖的《赌圣》到之后的《逃学威龙》《审死官》《武状元苏乞儿》《唐伯虎点秋香》等等，在这些作品中，戏谑化狂欢化的粗俗俚语以及颠覆主流意识的取向在影片中无处不在，体现着强烈的无中心化色彩。其获得追捧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香港人在日益紧张的工作节奏之下，急需用这种不讲求深度、带有玩笑意味的电影来释放内心的压抑与焦虑；另一方面，香港喜剧电影本身所具有的搞怪、玩笑化特质与周星驰的个人化表演相融合，使得其语言、情节、叙事方式等打上了周星驰的独特标签，让人们提到周星驰，自然会首先想到他的无厘头电影，不禁轻松愉悦、开心一笑。

“九七”香港回归之后，好莱坞电影的巨大冲击加上大陆对港电影政策的转变，使得周星驰逐步意识到，继续从内容上走无厘头路线，已无法满足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要求及观众口味。这一时期的周星驰，依凭之前积攒的演艺经验及创作积累，更多地在电影中介入了自己的个人意识与审美观念，以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拓展个人影响力。传统加科技，成为周星驰强势进入世界市场的主打创作手段。

在《少林足球》中，传统少林功夫与电脑特效有机融合，足球特有的比赛规则在充满想象的夸张动作下，带给了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感官震撼；《功夫》更是借着对功夫巨星李小龙的无限敬仰，将小人物英雄这个主题借由特定历史史实发挥到了极致；《长江七号》更是大打亲情牌，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周星驰的祖籍——浙江宁波，通过外星人“七仔”的趣味融入，演绎了一段令人心酸而又为之动容的父女温情故事。这三部影视作品，可以说是完全脱离了早期无厘头电影粗俗、低级趣味的风格。周星驰以自身阅历为其电影深深烙上了“周氏温情”。

这三部电影，不仅在香港电影年度票房中独占鳌头，而且其世界影响也日渐突出。《少林足球》是日本1984年以来最为卖座的华语片，2000年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甚至为其举办了“周星驰电影周”，其地位日益提升。①其喜剧风格亦受到了来自好莱坞的青睐，并被称为香港的“金·凯瑞”。2004年，《功夫》在北美最大的影展——多伦多电影节被安排为“特别呈现”单元的首映影片。

可以说，具有周星驰独特标签的温情喜剧电影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和接受，周星驰所特有的品牌价值，也进一步通过电影显现出来。

二、周星驰电影文本内涵

（一）后现代余味

在回归之后的几部电影当中，解构与颠覆的特质依然存在：《喜剧之王》中尹天仇离经叛道般地执着于对演员精神的恪守、《少林足球》里对少林功夫与足球的拼联与融合、《功夫》中有“小龙女”之称的包租婆作为退隐小人物的解构与丑化、《长江七号》里对外星人固有形象的颠覆和“七仔”乖巧可爱形象的再塑造等，都无不展现了周星驰后现代风格手法或隐或显的存在。此外，2013年初上映的《西游降魔篇》更是将其后现代风格发挥到极致。

   《西游降魔篇》的整体故事线索分为四个部分：驱魔人陈玄奘收服各路妖魔；驱魔人为取得降魔利益互相倾轧；驱魔人段姑娘同陈玄奘坠入爱河；佛祖引领陈玄奘修得佛义正果。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四条线索在整个影片的叙事过程中，互相交错而又情节连贯，以拼贴式的手法铺展了整个传奇故事。多线索反映的拼贴手法，从内容上丰富了故事，从主题上深化了主旨。

在影片的内容和手法方面，《西游降魔篇》对早前的《大话西游》进行了大幅度戏仿。《西游降魔篇》一反传统，把很多角色设计为现实生活中具有各式各样缺点的小人物。后现代色彩不彰自显。影片中传统英雄的高大形象完全被推倒，成为和观众一样在生活中具有各式缺点的小人物，挣脱了传统说教的羁绊禁锢——本是温文尔雅、虔诚向佛的陈玄奘，不再是被人拥戴的师傅，也是可以被戏谑、可以和驱魔人姑娘产生爱情的性情中人；正直勇敢、降妖除魔的孙悟空，也可以是会伤及无辜、不择手段杀害驱魔人的妖魔怪兽。迅速矮化的英雄形象与其传统固有的高大形象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回归到影片主旨，此片依旧延续着中国古典故事的大团圆结局，即对于崇高伦理的皈依、对传统爱情精神的膜拜。在这种大开大合式的颠覆与回归当中，可以说，中国式传统与20世纪后现代精神得到了完美融合：在满足中国观众审美需求的情况下，延续着周氏电影的幽默风格。

（二）重构与现实人文关照

    “九七”香港回归之后，来自国际电影和大陆电影的强势冲击，使得香港电影出现整体下滑态势，不得不采取新的策略来重振雄风。对于周星驰，也开始了重构探索的道路，回归“现代”或者创制“后后现代”，脱离香港本土化意识，重建现实人物形象，成为了他的所选。

《喜剧之王》成为周星驰集演员、导演、编剧于一身的首部带有周星驰个人风格的影片，热爱演戏却一直未受青睐的主人公尹天仇，在一系列的小角色表演中所展现的不折不挠、追求崇高理想的意志精神感动了无数观众。这种严肃而又趋于理想化理念的正统形象，在之前的影片当中可谓前所未有，那句台词“其实，我是一个演员”中所蕴含的演员责任和价值所求，都无不表现出周星驰对于个人奋斗、理想追求的关照。

在《少林足球》中，周星驰放开手脚，真正从旧有的无厘头形式中挣脱出来，戏剧性的情节与积极向上的人物角色，使影片整体凸显出明亮向上的基调，教化意味已经跃然荧屏。

除此之外，其它影片诸如《功夫》宣扬惩恶扬善、扶危济困；《长江七号》中“如果人没有理想，那么和咸鱼有什么两样”对社会道德理想的召唤，都显而易见。

周星驰力图塑造的人物形象，被寄予了担当社会良知、肩负道德重任的崇高使命，而这些人物虽然延续了其一贯的小人物出身，但有所区别的是，之前的小人物都带有狡黠、甚至猥琐的形象，社会号召力不强，甚至还会被误读为小人得志等倾向。回归之后的几部影片当中，小人物被赋予了更多的现实特质，集中表现为社会底层百姓出身，生活窘迫困顿但却拥有美好品德与远大理想，较于之前人物官府老爷、社会流氓等形象，正派气息浓郁。

这反映了周星驰对个人电影认知的日益成熟，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于社会道德的最终回归与极力呼唤。周星驰不再通过无厘头搞笑曲线救国，而是直面主题、敢于担当，通过人物语言与故事情节等充分体现他的电影情怀。

结语

周星驰在一系列的人生际遇中逐渐加深了个人对于电影的认识。在“九七”香港回归之后的这几部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了他自身观念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某种契合。

借助于电脑特技和个人品牌的运作，周星驰以其中国式后现代风格与现实关照，使自己最终成为创造了华语影坛票房传奇的天才导演和演员。盛名之下必有议论，在面对毁誉参半的社会舆论时，周星驰本人展示的是自信和坚守，展示的是对于慈善、公益等的热衷与支持。

作为社会公众人物，他也在逐步地塑造着自己与电影之外的本真形象：无论是从演员到导演的身份转变，还是担任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等，他都在影视作品之外创作属于自己的人生电影。

注释

①师永刚, 刘琼雄. 周星驰映画[M]. 作家出版社, 200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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