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公问对》熙宁辑录说质疑（三）-人物审美

    宋神宗诏书对枢密院校正“李靖兵法”的做法有明确要求，即对《通典》所载“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之处，进行“校正，分类解释”。其目的确实不是要“编辑一部原原本本的《李靖兵法》”，而是为当时的阵法复古提供依据。

    北宋与辽、西夏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对阵法、阵图极为重视。宋太宗、真宗都亲制阵法，仁宗庆历中编修《武经总要》亦以阵法为重点。但北宋仍然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于是神宗进行了一场以阵法复古为核心的军事改革，希望借此扭转战争局面。据《宋史》卷一九五《兵志九·训练之制》记载：

    熙宁二年十一月，赵卨乞请求诸葛亮《八阵法》，以授边将，使之应变。诏郭逵同卨讲求，相度地形，定为阵图闻奏。五年四月，诏蔡挺先进教阅阵图。……六年，诏诸路经略司结队并依李靖法……七年，又命吕惠卿、曾孝宽比校三五结队法。……七年七月，诏诸路安抚使各具可用阵队法及访求知阵队法者以闻。九月，崇仪使郭固以同详定古今阵法赐对，于是内出攻守图二十五部付河北。八年二月，帝批：“见校试七军营阵，以分数不齐，前后抵牾，难为施用。可令见校试官，摭其可取者，草定八军法以闻。’初，诏枢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今枢密院检详官与王振、曾收、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又命枢密院副都承旨张诚一、入内押班李宪与振、逢原行视宽广，用马步军二千八百人，教李靖营阵法。…今论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阴经》中阵图为法，失之远矣。朕尝览近日臣僚所献阵图，皆妄相炫惑，无一可取……今可约李靖法为九军营阵之制。

    由于前人多据《四朝国史》或《续资治通鉴长编》，单引熙宁八年诏书，不太注意其前因后果，往往孤立地看待校正“李靖兵法”一事。从北宋阵法改革的历史背景考察，熙宁以前比较重视当时有传本的唐人裴绪《裴子新令》、李筌《太白阴经》。神宗认为李靖阵法最为可取，或许是接受了郭固的建议。当时虽有多种李靖兵书，但记载其阵法的《卫公兵法》已经失传，于是有命枢密院校正之举。《卫公兵法》散见于《通典》卷148—159《兵门》各小类中，又难免有些错简误字，故诏书说“离析讹舛”。其内容清汪宗沂辑本分为“将务兵谋”、“部伍营陈”、“攻守战具”三篇，按字数统计，首篇仅占五分之一，为理论性阐述，不太涉及“官号物名”；后两篇则是包括军令、兵器在内的广义阵法，几乎每条都涉及“官号物名”。神宗诏书所谓对“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作“分类解释”，显然是指对这两部分按军队编制、官名、号令、兵器、后勤物资等分门别类地进行解释，而按同类书籍的通行做法，还应该画图以使一目了然。据记载，熙寜八年五月太学进士杨伋“撰述李靖兵法，并上图议”。[⑨]这与枢密院校书可能为同一件事，杨伋实际出力最多，其所上之书正包括阵图和议论。如此“校正”之目的，与清人辑佚书不同，是要直接用来操练军队的。所以神宗一面命枢密院校正，一面又命人“教李靖营阵法”。

    在对枢密院校正“李靖兵法”之举作出如上解释后，《问对》决非熙宁辑录，可以说已无庸置疑。唐太宗与李靖的问答，基本都属于理论性阐述。其中关于阵法的论述，与《卫公兵法》有显著的异同。试比较以下两段：

    诸教战陈：每五十人为队，从营缠枪幡至教场，左右厢各依队次解幡立队，队别相去各十步。其队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驻队塞空，去前队二十步。列布讫，诸营十将，一时即向大将处受处分。每隔一队，定一战队，即出向前，各进五十步。听角声，第一声绝，诸队即一时散立。第二声绝，诸队一时捺枪卷幡，张弓拔刀。第三声绝，诸队一时举枪。第四声绝，诸队一时笼枪跪膝坐，目看大总管处大黄旗，耳听鼓声。黄旗向前，亚鼓角动，齐唱“呜呼呜呼”，齐向前至中界，一时齐斗，唱杀齐入。敌退败讫，可趂行三十步。审知贼徒丧败，马军从背逐北，闻金钲动，即须息叫却行，膊上架枪，侧行回身，向本处散立。第一声绝，一时捺枪，便解幡旗。第二声绝，一时举枪。第三声绝，一时簇队，一看大总管处。两旗交，即五队合一队，即是二百五十人为一队。其队法及卷幡、举枪、簇队、斗战，一依前法。一看大总管处，五旗交，即十队合为一队，即是五百人为一队法及举幡举枪簇队斗战法，并依前。听第一声角绝，即散二百五十人为一队。第二声角绝，即散五十人为一队。如此凡三度，即教毕，诸十将一时取大将赏罚进止。第三角声绝，即从头卷引还军。（《通典》卷149引《卫公兵法》）

    臣修其术，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师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以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敌何如。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也。（《问对》卷中）

    很显然，《卫公兵法》所述是完整的阵法制度，有详尽的细节规定，提到很多“官号物名”。《问对》删除了许多具体内容，仅言“大率”，其中“官号物名”已经很少，更没作任何“分类解释”。这与枢密院校正之举迥异其趣，怎么可能是熙宁辑录而成的呢？或许有人会说，二者阵法“大率”相同，只是繁简有别，这不正好可以印证“取《通典》所载附益之”的说法吗？实际上，二者内容相关者仅寥寥数处，其它绝大部分都迥不相谋。如果有意无意地以《通典》为主要依据来编造李靖兵法，何以舍弃大部分内容？《问对》另外大部分内容又从何而来，何以至今无人能够指出一处其它来源？这都是伪书论者无法解答的问题。而只要对《卫公兵法》与《问对》几处相关内容略加分析，就可以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出正确的结论。仍以六花阵法为例，《卫公兵法》是用来训练军队的阵法制度，故只有具体规定，各级军官遵照执行即可，不必向他们多做解释，甚至连“六花阵”之名也没有出现。这个阵名是在应用于军队训练以后，因其阵形很像六朵盛开的鲜花，喜爱它的官兵为其取了这么个形像的阵名。《问对》中唐太宗问：“卿所制六花阵法，岀何术乎？”李靖答语对阵法本身仅“大率”言之，主要是详述历代阵法沿革和制阵原理。这显然是唐太宗读过《卫公兵法》和看到六花阵法的训练成效后，与李靖进行的理论探讨。二者的区别，可以借用《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卫公兵法》是使官兵“由之”，《问对》是使太宗“知之”。其它相关内容，《问对》既有用“臣尝著论”的口气引用《卫公兵法》的，又有唐太宗对《卫公兵法》所言提出怀疑，李靖进一步作出论述的，都足以证明它们确实是先后两部同出李靖的兵法著作。

    宋代以来的辨伪学者根据阮逸伪托的传闻，与枢密院校正“李靖兵法”的记载嫁接在一起，拼凑出更为荒唐的熙宁辑录说。其致误原因，除误解神宗诏书之意外，更关键的是数百年间竟然无人取《通典》所载《卫公兵法》来作认真比较。否则，即使不能得出上述结论，也可以一眼看出《问对》并非据其编造。直到清光绪年间，受当时辑佚书风气之影响，汪宗沂编成《卫公兵法辑本》三卷，并在自序中说：

    马端临《通考》疑此即熙宁所定之本，不知阮逸伪撰与枢密详正本出二事。观熙宁校试七军营陈，但据《通典》所引《卫公营陈法》而重校之，知校正别本初未就，阮逸欲自伸其谈兵之议论，假卫公以邀名，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也。[⑩]

    汪氏之说，如《卫公兵法》宋初仍存、“校正别本初未就”等，都未必可信；但他显然发现了《问对》很少袭取《卫公兵法》的内容这一现象，于是断然否定了马端临之说，可惜他没有注意二者之间有限而又极其重要的联系，反而提出了“阮逸欲自伸其谈兵之议论”这一牵强解释，这仍然可以说是一大显著进步。后人要继续坚持熙宁辑录说，就必须对汪氏的发现作出合理解释。有些学者没有对这一问题加以深思，只是用现代语言简单重复宋人的陈旧论调，已不足置辩。

    于汝波先生认为，熙宁校正“未果之说，是理解有误”，显然是针对汪氏之说而言。他通过对“提举修撰”四个字的分析，来论证宋神宗是要编出一部提要钩玄的“李靖兵法”精华本，而《问对》正是一部“内容如此符合神宗旨意”的兵论。这一思路颇富新意，但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0“检正中书刑房王震、提举修撰经义所检讨曾旼”，错引误标作“检正中书刑房王震提举修撰，经义所检计曾旼”，又将“提举”与清代才盛行的“提要”一词相混淆，竟然全然不知“提举修撰经义所检讨”是个官名，其中“提举修撰”的意思是主持、负责编撰，《长编》卷254熙宁七年七月已有“原吴县尉提举修撰经义所检讨曾旼并兼充编修删定官”的记载。从这一不应发生的错误出发，其余论述也只能成为无根之谈，如说《问对》“重视解释前代‘官号物名’、‘称谓不同’之意”，“非原文照抄《卫公兵法》以及其他史书内容，而是择其精要，进行阐发”，“既有‘提举’，也有‘修撰’”，纯属想当然之辞，没有也不可能举出一条具体的例证。

    古书辨伪，由来已久。宋代以来，更是蔚然成风，成就显著。由于辨伪方法和工作不尽严密，对图书编撰流传等复杂情形考虑不周，也制造了不少冤案。像周秦子书为学派著作，有些图书只是经过后人窜乱、改编、误题，大都不宜简单地称作伪书，这已为多数学者所公认。《问对》中称李世民为“太宗”、李世勣为“李勣”，又不称瀚海都护而称“安北都护”，正如于汝波先生考证，都是唐高宗时所改称。但这些有可能是唐高宗以后人改用当时通行的名称而已，不足以证明其全书皆伪，更不足以证明其为宋人伪造。通过上述考证，业已证明熙宁辑录说纯为误解神宗诏书之意而来，《问对》熙宁中已很流行，神宗本人就引用过，它与枢密院校正《通典》中的李靖阵法没有任何关系。从内容考察，《问对》对于《卫公兵法》，或明引原文，或同用特殊术语，或解释兵法源流，或进一步作深入论述，足证前人指出这些问对之事发生在贞观十八年至二十三年间（644—649）是可信的，它确为李靖晚年的兵法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