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发映射出的美国黑人女性审美观

一

    佐拉·尼尔·赫斯顿和托尼·莫里森皆为美国二十世纪极具代表性的黑人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被喻为黑人文学之母，其作品具有重个体不重肤色的健康意识，在创作时，她在取材和技巧上采取了温和派的做法。正如艾丽斯沃克所言：“要说佐拉创作最鲜明的特征，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健康的种族观——将黑人看成完整的、复杂的、不受贬低的个体。”[1]《他们眼望上苍》是赫斯顿的经典之作，其深厚的主题、多彩的意向、精妙的结构和明晰的黑人文化元素令该作品魅力无穷，吸引了众多评论家进行多角度诠释。托尼·莫里森荣获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彰显了她的种族身份和性别特征，在借助种族与性别身份的同时又超越了他们，在两性和谐和文化融合的理想中促成黑人文化由边缘向主流位移。”[2]《所罗门之歌》是其成名作，被誉为自拉尔夫·艾里森《看不见的人》以来最有价值的小说。《所罗门之歌》与《他们眼望上苍》中均有不少关于黑人女性对于外貌的描述，尤其是对头发的描写，以及由外貌所折射出来的审美价值观。

二

     在《所罗门之歌》这部小书中，最让人心碎的一幕是哈格尔无法面对爱人奶娃的冷漠与抛弃，她对祖母派拉特说：“他一点也不爱这种头发，他恨这种头发”，无论她的祖母如何跟她解释：“哈格尔，那也是他的毛发，他会爱这种毛发的。”[3] 她却固执地认定奶娃只喜欢那些具有显著欧洲人特征的，金发碧眼的白人姑娘。

    非裔美国人往往与生俱来就具有显著的非洲传统外貌特征，与白人的审美标准相去甚远。“相对于黑人男性而言，黑人女性受到肤色、面部特征和头发等问题的偏见的影响更深远，而这些影响对于黑人女性而言是她们外貌魅力的重要体现。”[4] 对于黑人女性而言，最容易改变的外貌特征是头发。尽管当代的黑人女性可能会选择美容手术或者佩戴有色隐形眼镜等来改变外貌，但改变发型仍是最常用的方式，以更加接近白人的审美标准。而她们之所以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要取悦男性，正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在托尼·莫里森的小说中，不乏这样的女性人物：《所罗门之歌》中的哈格尔，《秀拉》中的女主人公秀拉，《最蓝的眼睛》中的未成年女孩佩科拉等等都在意自己的头发，渴望像白人一样。

    在托尼·莫里森的作品《所罗门之歌》与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作品《他们眼望上苍》中，她们均致力于塑造黑人女性所在意的发型与黑人男性所钟爱的发型之间的抗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均遭遇到了白人审美观的侵袭与黑人男性审美观的影响。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塑造了两个在审美上有着对立标准的黑人女性。派拉特，她把自己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代表了自然之美，她对于白人审美标准嗤之以鼻。而她的孙女，哈格尔，则幻想着自己能有一头白人女性那样“古铜色的丝一般的柔发”“柠檬黄的皮肤”，“灰蓝色的眼睛”，“窄鼻子”[5] 以唤回奶娃的心。最后，莫里森阐释了非裔美国人之美是不可替代的自然之美，不应受到白人审美标准的影响。在《他们眼望上苍》中，赫斯顿用另一种方式将黑人女性之美与白人审美标准进行了回应。与莫里森笔下的佩科拉和哈格尔不同的是，在《他们眼望上苍》中，女主人公珍妮有着一头顺滑的长发，浅肤色，符合白人的审美标准。纵然有着这些外貌优势，珍妮却不愿意因为顺滑的长发和浅色的皮肤而和她的伊顿维尔社区分开，并为此做着不懈的努力与抗争。在她的抗争之路上，对其百般阻挠的人当属她的第二任丈夫乔·斯塔克斯。乔千方百计地试图让珍妮承认她的与众不同，并让她与伊顿维尔社区毫无瓜葛。和莫里森一样，赫斯顿也是将头发作为了珍妮与乔之间为能否融入伊顿维尔社区作斗争的砝码。

     在《他们眼望上苍》中，令人倍感震撼的场景之一是：在乔临死之前，珍妮来到他的床前说道：“乔迪，你不愿意听。你和我一起生活了二十年了，可是你一点儿也不了解我。你本来是可以了解我的，可是你忙于崇拜自己亲手干的事情，在精神上粗暴对待人们，结果是许多本来可以看得见的东西你也看不见了……你不是那个和我沿大路一起逃跑的乔迪了，你是他死后留下的躯壳。”珍妮口中的乔一点儿也不了解她，是指乔想方设法地阻止珍妮成为伊顿维尔社区一员的行为，也指乔不尊重珍妮对发型的喜好，要珍妮在大庭广众之下必须用包头巾裹住头发的苛求。在乔与珍妮二十年的婚姻里，乔对珍妮发型的控制，犹如对珍妮自由的控制，他以无声的方式向大众宣告着珍妮是仅属于他一人的。他不仅是发号司令的伊顿维尔市长，也是家庭的主宰者。乔一咽气，“她扯下头上的头巾，让浓密的头发垂了下来。沉重的、长长的，光泽犹存的长发。她仔细审视了自己，然后梳好头，重又把头发扎起来……打开窗户高叫道：‘你们大家来呀！乔迪死了……’”[6]

      头发的释放象征着珍妮终于获得自由和尊严。赫斯顿独具匠心地展示出珍妮的自由、尊严比立刻宣布她丈夫的死讯更加意义重大。得到自由的珍妮，终于成为了伊顿维尔社区的一员，加入了门廊前大家的欢声笑语、谈天论地中。在乔死后，珍妮的追求者趋之若鹜，但他们都和乔一样，想要独占珍妮（和她的头发）。直到甜点心（原名韦吉伯·伍兹）的出现，才让珍妮有了自由、平等和被爱的感觉。在他们早期的关系中，珍妮醒来后发现甜点心在梳理着她的头发，基于乔长期对珍妮头发的管束，珍妮对甜点心的行为疑惑不解问道：“为什么，甜点心？梳我的头发对你有什么好处？是我觉得舒服，不是你觉得舒服。”甜点心回答道： “我也觉得舒服。”[7] 赫斯顿用头发有效地向读者传达了珍妮三任丈夫之间的不同，第一任丈夫罗根在他们结婚不到一年的时候，“珍妮就发现丈夫不再用诗一样好听的语言和她说话了。他不再惊叹她长长的黑发，不再抚弄它。”[8] 而第二任丈夫乔则让珍妮把头发裹在包头布里以证明珍妮是他的私有财产。只有第三任丈夫甜点心通过赞扬并分享珍妮的美来表达他真挚的爱。在白人控制的美国社会中，白人社会价值观和审美标准对乔的影响非常深刻。除了乔以外，赫斯顿还塑造了另外一个女主人公特纳太太，进一步阐释由白人控制的社会对所有黑人社区团体的深远影响。“特纳太太是个肤色乳白、好像总在生儿育女的女人。她的肩背有点弯，她一定是意识到自己有个骨盆，因为她老是往前挺着那个部分，好让自己总能看到它。甜点心背着特纳太太老拿她的形体开玩笑，声称是母牛在她背后踢了一脚才使她成了这个形状的……嘴又宽又扁”，“但特纳太太的五官和身材和五官极得特纳太太的赞赏……以她自己的想法，这一切都使她不同于黑人……谈到黑人时她总是一副嫌弃的态度。”[9] 特纳太太深受白人审美观的影响。“她依附的不是作为女人的珍妮，她是服从于珍妮身上的白人特征本身。当她和珍妮在一起时，她有一种形变的感觉，就仿佛她自己变白了些，头发也直了些。”[10] 珍妮对黑人社区的热爱和对黑人女性的审美观与特纳太太的态度迥然不同。

    哈格尔最终没能挽回奶娃的心，哈格尔在她自己的非洲传统外貌特征与白人审美观之间纠结，无法释然，郁郁而终。派拉特和哈格尔一样，在年轻时也遭遇了感情的困顿，需要和爱人进行了断，她与爱人的关系能够得以维系，全在于睡觉时关灯以隐藏她没有肚脐的事实，但派拉特明白她不可能永远将爱人至于黑暗之中，因此她放弃了和爱人结婚的机会，离开小岛，远走他乡。派拉特剪短了自己的头发，正如珍妮在乔死后放下了头发一样，尽管方式不同，但目的却是不尽相同：她们都解放了自己的头发。正是这个意义非凡的转折点，让她们从头开始，重新获得自由和尊严。

       派拉特对生活的热爱与哈格尔自我形象的贬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们之间的不同在于是否对自身传统文化认同。派拉特对哈格尔的价值观毫无认同感，她不屑于将追求物质成功吹捧之极的西方价值观。她与小说中其他几个女性形象迥然不同。她生来便没有肚脐，从事着非常规的职业——违法生产销售自制的酒。她未婚生女，家里就女儿丽巴和被宠坏的孙女哈格尔三人。派拉特所拥有的只有一袋骨头、一本地理书、她二十年所到之处收集到的岩石和用母亲的黄铜鼻烟壶做的刻有她名字的耳环。这些东西充分说明了主人对它们的尊敬，暗示了她与过去的紧密纽带以及养育并塑造她的黑人文化。虽然派拉特落户在白人为主的城镇里，她拒绝所有的现代化的舒适的设施，而选择一种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派拉特将自己视为更大的非洲社区的一员，因此她能够抵挡住白人社会价值观的侵袭。派拉特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从种族的记忆中吸收着营养，从未切断自己与本族文化的联系。在奶娃的成长中，由于母亲露丝的无能，派拉特如同母亲一般给予奶娃指引，将奶娃从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中带出，让他充分吸收本族文化的养分、自由呼吸。派拉特一直都保持着短发，珍妮也再未将头发包裹起来，她们获得了永久的自由和尊严。而哈格尔的命运却如同她的头发一样，无法控制。莫里森在小说开头便为哈格尔的结局埋下了伏笔。三十一年前，为了躲避丈夫对肚子里的奶娃狠下毒手，露丝到派拉特家里寻求帮助。她看到“丽巴在用一把理发剪给哈格尔剪头发。那是她第一次见到哈格尔，当时只有四、五岁的样子，圆圆的脸蛋，梳着四条长辫子，两条犄角般地翘在耳朵上，两条尾巴似的拖在脖子后。”[11] 莫里森用这样的比喻映射出哈格尔的头上如“犄角”一般的头发预示着哈格尔如“魔怪”般对奶娃的着魔。莫里森用头发作为共同点对派拉特和哈格尔进行了比较，突出了派拉特特立独行的个性,不受任何人的影响，正如她的头发一样，按照自己的喜好剪短头发，随性自由。

    哈格尔与派拉特形象更为清晰的对立体现在奶娃对她们的不同反应上。当哈格尔正在为挽回奶娃进行徒劳的尝试中慢慢消亡的同时，奶娃却在弗吉尼亚进行寻根之旅。当奶娃回到派拉特家里时，发现了哈格尔的头发，“当晚他往家中走去，他回到非医生街的家门时两手空空，随身带走的东西几乎一件没剩。但他拿回来一盒哈格尔的头发。”[12]

哈格尔的这一盒头发象征着奶娃外在与内在的统一，让他记住自己荒唐往事的罪过。奶娃保存哈格尔的头发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对黑人女性的头发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观点。一是哈格尔代表了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对于女性外貌的审美观以及取悦男性的外貌特征。而派拉特则代表了另外一种完全独立的黑人女性形象，最后奶娃选择保留哈格尔的头发以铭记自己犯下的罪过，并且这也预示着奶娃最终选择的是尊重本民族的传统，热爱本民族特有的外貌特征，热爱本民族的文化遗产。

    在《所罗门之歌》的最后一幕中，派拉特和奶娃去埋葬派拉特的父亲。派拉特因为中枪而死在了奶娃的怀抱中。“如今他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爱她。无需离开地面， 她就能飞了。‘会有另外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他对她低声说，‘一定会有至少一个女人和你一样。’”[13]

奶娃从事情的表面和象征性层面都做了他的决定，在哈格尔以及与之相关的白人审美观与不受白人审美价值观的桎梏、勇于追求自我的派拉特之间，他毫无疑问选择了后者。

三

    正是因为奶娃如此坚决的选择，莫里森通过对于用头发的构想以及其对黑人男性的相关影响，提出了替代白人审美价值观的选择：即美国黑人女性之美，不是拉直后的长发，而是如派拉特所拥有的卷曲的短发。莫里森通过对派拉特英勇形象的描绘，展示了美国黑人女性与非洲土著女性之美是不无关系的。当然，莫里森并不是指只有派拉特那样的卷曲短发才是唯一的美国黑人女性适合且美丽的发型，而是通过塑造像派拉特这样的人物让更多的美国黑人妇女拥有自己民族的审美标准，欣赏本民族之美。而不是模仿其他种族的审美标准。正如如丽巴和派拉特在安慰哈格尔时说的那样：“他不知道他爱的是什么，不过他会来的，宝贝儿，就在这几天。他怎么会爱他自己，反倒恨你的头发呢？”[14]

    不爱本民族的外貌特征，如头发，即是否定自我的表现。对于奶娃来说，爱哈格尔的头发即是爱自己，爱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莫里森以奶娃为缩影，为广大的美国黑人男性重新认识黑人女性美的标准，而不是让自己的妻子或者女朋友去一味模仿欧洲白人女性的外貌和发型。

    赫斯顿在《他们眼望上苍》中通过对拥有白人外貌特征的女主人公珍妮努力想要进入本民族黑人社区的抗争的描述，切断了特纳太太想让她与黑人阶级脱离的念头。珍妮偶然拥有了属于白人审美观的外貌，但她却并不像罗根、乔和特纳太太那样认为这至关重要。当然，珍妮也喜爱自己的长发，但不是因为这和白人社会的价值观有什么瓜葛。当特纳太太试图让珍妮与本族的黑人兄弟姐妹们划清界限时，珍妮道：“咱们不可能这样做，咱们是一个混合的民族，人人都有黑皮肤的亲戚，也有黄皮肤的亲戚。”[15] 珍妮的话道出了黑人女性应当尊重本民族的文化特色，重新审视本民族的社会价值观，重塑本民族审美标准。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