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隐》——“战国的武士道”

    在平安无事的江户时期，各阶层特别是武士的身份地位已经固定下来，武士凭“忠勇”已很难出人投地。《三河物语》中提到，武士要出人投地，需要五条件：引弓向主谋反、无武勇、礼仪端正、去别的藩、会算计（《武士·官吏》）。虽有些偏激，但确实多少反映出当时武家社会的不良风气。另外，到了五代德川纲吉时期，幕府否定以推行“武威”的方式来维护将军和大名主从制的安定，而是奖励对主君尽诚之忠义、敬父母之孝之德，通过礼仪来谋求维持身份秩序（《大系日本の歴史》9）。在“武威”衰退和儒家“士道”兴起的背景下，出现了极端的尚武思想作品——《叶隐》。

    该书由佐贺藩藩士山本常朝（1659-1710）传述，田代陈基整理，于1716年完成。共11卷，卷一、二讲武士的心得修养，卷三至卷五整理了锅岛藩第一代藩祖到第三代藩主直茂的事迹，卷六讲锅岛藩的历史事迹，卷七至卷九介绍了锅岛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讲其他藩的武士言行，卷十一是补遗。书名“叶隐”，即“叶荫”。据推测，取此为书名，有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常朝从小就跟随第二代藩主光茂，后作为御歌书及御书物方执文笔效忠主君，主君死后他本打算殉死以效忠，但因当时幕府禁止殉死，只能选择了出家。从书中“大名死去的时候无一人相随，一定寂寞”（笔者译）一句可看出，他很憧憬能象过去那样，与主君一起战死、殉死的死法。所以，我们从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叶隐》一书中，能看出作者花了大量笔墨来追忆战国时期一心只为主君、追求武勇的“武士道“。

    《叶隐》中最有名的一句是“武士道就是寻找死之路”。这句话所训导的是在选择生或死之前不应犹豫，而应积极的去“死”。接下来的那句话是“在两种情况下，只应付诸于死而无别法，此念应常据心中”（《葉隠》）。在这儿提到的“两种情况”指的就是“从生或死中二者择一”，武士面对这种场合，《叶隐》认为没什么犹豫的，应一心决意于死。 “朝廷武士道认为没目的地去死是‘犬死’，……人都会选择生。苟且活下来是懦弱的行为，即使是没有目的的死，也不能说成是‘犬死’，因为它不是种耻辱，而是武士之道”。也就是说，人通常有对生的执着，只要有可能都会找理由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而选择生。山本常朝对这种对生命的执着，持否定的态度。人不应给自己变成“堕落”的机会，而应一心向死。“这是使自己脱离耻辱的唯一办法。”

    另外，还有一句“每日朝夕，常往死身的时候就得到了武道”（《葉隠》）。平日就把自己视为死之身，这也是《叶隐》中倡导的武士道内容。当一个人舍弃名利，抛弃对生命执着的自我爱，每日与死共存，“忠”自然也就产生了。还有，山本常朝对为了纷争而去死的行为并非持否定态度，而认为这是“对君之忠，对亲之孝，对武之勇”。这些观点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或许是极端，但因为此书源自于山本常朝自己“欲随主君而去”的宿愿，也倒是不难理解了。

    其实关于生死观这问题，素行也提到了“将死心常放心中”的观点，但他的侧重点在于：正因为不知何时会死，所以才应勤于日常的人伦之道。而《叶隐》强调“以死自身为生活方式之根本”的这种观点很容易陷入轻视生命的危险，所以和辻哲郎认为《叶隐》体现的不是江户时代的武士道，只是中世的献身精神（《日本思想史の基礎知識》）。此外，诸如“释迦、孔子、楠木、信玄他们都没能为龙造寺、锅岛①效力，无论这些人有多伟大，都不符合我们藩的家风。” （《葉隠》）等言辞也体现了《叶隐》的集团局限性。“士道”强调“士”跟其他三民的身份天然有别，突出治者的心得，而《叶隐》体现的是“奉公人”的职分论，没有治者意识，想要传达的是一种以战国乱世为理想的非合理性的武士形象（《中央公論》）。所以《叶隐》中体现的武士思想在近世前期无法成为主流，在近代的评价也远不如士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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